历史上被流放的名人不在少数，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纪晓岚和林则徐皆在此列。此外，不少国君与皇帝也曾遭流放，如赵国末代国君赵幽缪王、唐中宗李显、唐殇帝李重茂等等。
令人疑惑的是，为何统治者不直接将犯人关进牢房，反而要劳师动众将其流放到千里之外？派人护送、沿途供给，这难道不是徒增麻烦？实际上，作为与笞、杖、徒、死并列的重刑，流放堪称统治者最精明的惩罚手段。
其一，惩罚犯人时还能彰显仁慈。相较于直接处死，流放看似手下留情，实则给犯人带来终生痛苦。犯人需一路步行至目的地，途中九死一生；即便侥幸抵达，也要忍受贫苦饥寒，除非朝廷特赦，否则终其一生都将困于此地。
其二，协助国防。边疆人烟稀少，单靠驻军难以抵御外敌入侵，朝廷运送军事物资费时费力。将犯人流放至此，平时务农、战时打仗，可收一举多得之效。
其三，开发边疆。从国家层面看，政府需迁移人口至边疆生产，但迁移百姓成本高昂，奖励不足则无人愿往。犯人却不同，朝廷可免费使用，甚至部分犯人还会对朝廷感恩戴德。
此外，古代连坐法下，被流放者常达数十人甚至上千人。若在城市盖监狱，成本极高；流放则能大幅降低成本，同时兼顾巩固国防与开发边疆。
流放的历史由来已久。《尚书》记载，尧曾将共工流放到幽州，这是上古时期中国最早的流刑。夏商周虽也有流放，但未形成制度。
直到以法家治国的秦国统一天下后，流放才正式写入法律条款。唐代继承秦制并加以具体化，根据罪行轻重确定流放地点。
唐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遭流放者日渐增多。宋朝因“不得以言杀士大夫”，流放作为死刑的替代被大量使用，因此大部分著名的流放文人都出现在唐宋时期。
不同身份的人到了流放地，生活境遇大相径庭。达官贵人通常会担任无实权的基层官员，虽无大富大贵，但温饱尚可维持。普通人或犯大罪者，则需服大量兵役和劳役，体力劳动过多极易导致过劳死，许多人到流放地没几年便去世了。
秦汉时期，刚刚被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长江以南地区，成为理想的流放地。当时南方遍布少数民族，汉人视其为“蛮夷”，这些地区尚处氏族社会，经济落后。
加之湿热的环境让习惯中原气候的汉人难以适应，水土不服者数不胜数，汉人认为是“瘴气”导致生病。韩愈被贬潮州后曾写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足见当时南方交通不便、气候恶劣、文化不通、经济落后，极不适合中原汉人生活，却成了统治者眼中完美的流放地。
秦朝和西汉前期，川蜀的上庸郡和蜀郡是著名流放地，吕不韦家族及西汉犯罪的诸侯王都曾被流放到这里。汉武帝平定南粤后，版图向南方大幅延伸，流放地从川蜀移至更南的岭南，合浦郡成为主要接收地。
相较于川蜀，合浦郡（今广西沿海）距离中原更远，气候更湿热，经济文化更落后，对流放者的身心打击更大。
东汉之后，朝廷又将犯人发配到更远的日南郡（今越南），当时人认为发配到日南基本就是客死他乡。苏轼曾被发配至海南，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感慨，而那些被发配到越南的人，其心境可想而知。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对曰南郡、合浦郡等偏远地区的控制力减弱，不再将其作为流放首选地。同时，南朝政府推动南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长江以南甚至南岭以南已达不到惩罚效果。此时统治者将目光投向海南岛，其与大陆的地理分离对发配者身心伤害更大。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海南逐渐成为惩罚犯人的主要地区之一，宋朝更是向海南流放的高峰时期，两宋三百余年，流放到海南的官员超过80人，丁谓、苏轼、李纲等重臣都曾被发配至此。
元朝时，海南仍是流放官员和贵族的主要地区，元文宗图帖睦尔就因内部斗争失败被短暂流放到海南岛。
随着南方崛起，经济发展超过北方，连边陲岭南也因海外贸易发展而兴盛。明朝建立后重视海南岛，中期以后除云南、贵州等少数地方，南方大部分不再作为流放地，封建王朝的流放地开始从南方转向大东北。
早在汉武帝征服朝鲜后，中原王朝就向东北流放过犯人，西汉时辽西郡和玄菟郡是东北主要流放地，汉成帝皇后赵昭仪的哥哥赵钦、城阳侯等都曾被流放到这里。汉王朝崩溃后，中原王朝因控制不了东北，不再往东北流放犯人，直到元朝建立，东北才重新成为流放地之一。
根据元朝法律，南方人犯流放罪会被发配到东北的辽阳行省。明朝开国后继承元朝对东北的管辖权，将东北作为主要流放地。
东北位于明朝边境，与女真等渔猎民族接壤，冬季气温极低，生活环境严酷，对流放者惩罚力度更大。被流放东北的人到达后还要承担繁重徭役和兵役，明朝初年主要流放到今开原县以北的三万卫，中期后期转移到铁岭卫，后金崛起占据东北后，明朝才停止向东北流放犯人。
清军入关后，同样将东北作为主要流放地，且控制更牢、范围更远。明朝能流放到铁岭，清代则能流放到更恶劣的宁古塔，甚至黑龙江。嘉庆之后，东北汉人数量增多，经济条件改善，清朝统治者逐步将流放地由东北转移到西北。
西北在汉武帝拿下河西走廊后就成为流放地，当时敦煌郡、酒泉郡和西海郡都是接收流放犯人的地方。唐朝中后期丧失对河西和新疆的控制，中原王朝无法再往西北流放犯人。
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准噶尔灭亡、西北战事结束，清王朝完全控制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区域，这里重新成为流放地，新疆的迪化、哈密、伊犁等由新疆直接管理的地区成为主要接收地。
发配到新疆的犯人，根据罪行和身份从事不同工作。高官贵族若罪不重，到新疆后仍可能担任地方长官，有好酒好菜招待，不久还会被清廷重新启用；罪名稍重、地位较低的官员会被发配当兵或担任文书；再次者则被发配挖矿；少部分罪犯会被赏赐给当地贵族为奴隶，生活最为悲惨。
相较于西南和东北，新疆生活条件更为恶劣，文化与中原差异大，无论身体还是心理，发配者都遭受巨大折磨。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便是他被发配新疆启程前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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