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顶楼》几乎已经成了希腊人夏天的代名词。它重回MEGA电视台，也为每天早晨增添了一点怀旧的“俗趣”气息。扬尼斯·达利亚尼季斯执导的《顶楼》于1990年9月19日首播。全剧共两季、84集，原本曾获准拍摄第三季，却最终停在一个并未真正收束的结尾。此后，这部剧又经历了成千上万次重播。
“大家都会去找一找。”那又找到了什么？答案是每天早上09:30的高收视率。在一个很多时候都难以持续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电视环境里，《顶楼》的成功配方依然有效。比如，7月6日周一，该剧在核心观众群中的收视率达到19.2%；7月7日周二，在总观众群中的收视率为13.3%。
4年前，伊斯米妮·维利奥蒂和科斯塔斯·克里诺斯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专门讨论《顶楼》的页面——“今日《顶楼》”。这个页面起初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如今却发展成一个拥有超过12000名成员的活跃社群。
科斯塔斯·克里诺斯对《论坛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闹着玩。现在有12000人，我们当然高兴，但这并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最初的想法其实不一样。我们设想《顶楼》还在继续，所有角色都活在今天，于是他们要面对当下的各种情况。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说，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页面的内容也慢慢变了，成员开始上传短视频、表情包，分析剧中场景。“他们甚至写出了一整集剧本，也给《顶楼》的结局写过版本，还做了选角，设想如果今天重拍这部剧，会由哪些演员出演。”
他接着说，大家也会寻找剧情上的不连贯之处。“比如第一集里，伊阿宋和埃莱妮出现时，伊阿宋身边有个小孩，说是他姐姐的孩子。可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姐姐，之后也再没听人提起过她。”“有人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在当年拍这些剧集时，没有人会想到未来会有YouTube，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重看，然后把这些错误全都找出来。”
心理学家帕梅拉·拉特利奇解释说，人们对熟悉重播内容的迷恋，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感和可预期性的需求。“这种行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反映了人类心理以及我们对压力的反应。我们的大脑在处理熟悉内容时会更轻松，这能让人放松下来，减轻焦虑，并培养一种安全感。”
伊斯米妮·维利奥蒂说：“《顶楼》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回忆和怀旧的框架。我们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给过去发了一张赦免证，觉得以前一切都更好，尽管事实并非样样如此。”科斯塔斯·克里诺斯补充说：“那时候我们也一样在幻想更好的生活。现在我们仍然在期待更好的东西，但也会怀念那个其实比现在更好一些的过去。”
伊斯米妮·维利奥蒂说：“这件事有点苦乐参半。我在想，从年龄上看，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是从伊里妮开始，后来变成卡捷琳娜，如果一切顺利，36年后终究会走到索菲亚太太那一步。”她接着说，也有很多更年轻的人，在《顶楼》首播时甚至还没有出生，但他们通过重播和社交媒体同样爱上了这部剧。
“就像《不可理喻的人们》一样，《顶楼》里的很多台词，早在后来《甜蜜生活》《康斯坦丁诺斯与埃莱妮》《两个陌生人》这些较新的剧集流行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人生中最早反复引用的那些台词，很多都来自这里。这既有意思，也让人感慨。因为《顶楼》多少被看作有点‘俗’，它并不像《两个陌生人》那样受到那种程度的推崇。”
《顶楼》记录了1990年代初的希腊，只不过这种记录是通过雅典一群几乎有些神经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滤出来的。情感、怀旧、现实、禁忌议题，这些都包含其中。伊斯米妮·维利奥蒂说：“《顶楼》当然有那种俗趣，也有那种神经质气质，它包含了希腊曾经的样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但至少对我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它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得上超前的话题，也触及了一些因为是禁忌而无人讨论的事情。
比如卡捷琳娜和赫里斯托斯之间的爱情。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人相爱，本身就是一个不会被公开讨论的话题。”“还有哈鲁拉，她用自己一贯的方式，也触及了社会以及男性如何对待女性的问题。这些议题始终没有过时，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会碰，更没有人会公开讨论。”
这部剧中的人物，并不只是达利亚尼季斯想象中的角色。他们也是、并且至今仍是人们在现实中见过、接触过的人：在家庭里，在朋友圈里，在公共机构里，在办公室里，在街头散步时。这些真实可感的人物，像当代社会中一类类持久存在的人物类型，因此始终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采访临近结束时，科斯塔斯·克里诺斯说：“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我得去拍摄了，塞梅利斯正在叫我。”伊斯米妮·维利奥蒂接着说：“扎哈罗普卢太太也在叫我了。”记者写道，她不能再耽误两人了，只能挂断电话，步行离开——“走路去。还是走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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