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郭伟民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解读古蜀文明中的“长江密码”。
郭伟民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滚滚长江，绵延万里，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作为一条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古往今来，它见证了文明流转与历史更迭，看过多少传奇人物的才情梦想，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笔下诗词歌咏的对象。
在岁月的长河中，长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今，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前赴后继中，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渐次将长江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而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璀璨的古蜀文明，其文明因素又从何而来？7月17日，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教授郭伟民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在成都阿来书房带来题为《长江流域先秦文明进程与古蜀文明因素的由来》的主题讲座，带领大家一窥古蜀文明演进的途径与方式。
长江流域文化形态有明显的区域性变化
从高庙文化陶器的神秘图像，到良渚玉器的精美细致，再到湖南常德鸡叫城遗址的大型木构建筑，还有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璀璨……长江流域独特的湿润气候与发达的水系，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也孕育了这些遗址独特的文化风貌。
在历史演变中，这些文化是如何起源形成、如何相互交融，融入中华文明大格局中的呢？讲座中，郭伟民教授将时间线拉回到了距今20000年至3000年前，带领观众认识了长江流域先秦考古学文化进程。
“长江流域分为上、中、下游，3个区域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上，在文化形态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变化和发展阶段。”郭伟民教授说，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通过考古工作基本建立起了长江流域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再至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区系。“我们已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时间链条，链条各环节都比较清晰。”
讲座现场，郭伟民教授从长江上、中、下游的重要考古遗址入手，以时间为序列，盘点了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发展脉络。他谈到，在旧石器至新石器的过渡时期，长江中游的湖南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了早期陶器，年代早至距今18000年，被认为是世界早期陶器之一。该遗址还出土了5粒原始水稻实物标本，有研究者认为是古栽培稻型。此外，同样位于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也发现了陶器和稻遗存植硅体，陶器年代距今约19000年。“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而在长江下游，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为上山文化。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金华上山遗址发现了大量水稻遗存。“有稻壳掺杂在陶片里，说明在制作陶器时，人们加入了稻壳。”郭伟民教授说。而在长江上游，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玉溪下层文化与楠木园文化。“这意味着当时在长江上游，在四川盆地的东部地区开始有非常明显的人类活动留下的聚落遗存。”
中原文化通过长江中游进入四川盆地
随着时间线继续向前推进，高庙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出现，文化的交流也频繁发生。郭伟民教授举例道，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汤家岗文化的白陶，显然受到了高庙文化的影响。“白陶上的纹饰，和高庙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延续和发展的过程。”
再将目光投向长江上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出现了阿坝茂县波西下层遗存与营盘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四川盆地出现了桂圆桥文化与宝墩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营盘山文化的一些因素渗透到了长江中游。营盘山文化之后的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的一些因素，进入了玉溪坪·哨棚嘴文化和中坝文化，甚至进入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的文化圈。这说明，长江中上游的文化已连为一体了。”郭伟民教授说。
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发生在长江流域。郭伟民教授提到，在历史演变中，中原文化的很多内容都进入了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也从而进入了长江上游。“这些陶罐、高柄豆以及陶三足炊器等器物，都成为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文化鼎革转型之际，长江中游成为了‘二传手’，中原文化通过长江中游进入了长江上游，进入了四川盆地，这条线路是非常清晰的。”
古蜀文明精神信仰更多来源于长江流域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不仅是地理单元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发达的水系网络，孕育出了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其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在郭伟民教授看来，成都平原史前较早的桂圆桥文化属外来文化，主源来自黄河流域。而成都平原文明化进程在桂圆桥文化基础上快速推进，史前古城的出现受到长江中游筑城技术的影响，建筑技术来自长江中下游。此外，治水模式、稻作农业也均来自长江中下游。
“成都平原的筑城技术、筑城方法以及功能，可能都与长江中游有关系。从长江中游的古城，如城头山、鸡叫城、谭家岭、龙嘴，再到成都平原古城，如宝墩、高山、郫县古城、三星堆，其实都是一回事。”郭伟民教授说。
“桂圆桥文化有营盘山文化因素的影响，宝墩文化也有明显的发展过程。而在三星堆文化的器物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新东西，既有本土因素，也有长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影响。”郭伟民举例道，三星堆文化时期，来自肖家屋脊与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很多，在三星堆文化陶器中能看到长江中游因素。“而三星堆文化的陶豆，其钟形高圈足的特点可能源自大汶口文化，属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
讲座中，郭伟民教授用图片展示了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与肖家屋脊玉人头像具有相似性，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则起源于长江下游，三星堆青铜器上的獠牙造型与肖家屋脊文化、高庙文化、良渚文化的獠牙形象有相似之处。此外，长江流域的尊显然是一体的，三星堆的尊和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尊极为相似。
“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持续受到黄河、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青铜文明因素的影响，并不断吸收周边其他文化因素。而古蜀文明的精神信仰更多来源于长江流域，包括太阳崇拜以及凤鸟图腾等，这些都是长江文明的文化基因在里面起了作用。”郭伟民教授说。
“长江文明始创的稻作农业奠定了中国农业南稻北粟两种基本形态，其中稻作农业凝聚的血亲社会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关系基本形态。”郭伟民教授说，同时长江文明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精神和观念思想的源头，其无数的发明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不断吸收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创造出辉煌的古蜀文明，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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