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远，二十八岁，在一个三四线小城里混了快十年，干过网管，送过外卖，还在工地搬过几个月的砖。说实话，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初中毕业就出来混社会，手里没技术，嘴上也说不来漂亮话，唯一的优点就是能吃苦，可这年头光能吃苦顶什么用？父母年纪大了，我妈还有糖尿病，每个月吃药就得一千多块，我爸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钱。我上面还有个姐姐，嫁得早，日子也紧巴巴的，根本帮不上忙。所有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常常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事情的转机，是从我一个工友陈军那儿来的。那天我在出租屋里煮挂面，陈军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神神秘秘的，问我最近是不是还在找活儿干。我说是啊，快递站那边把我辞了，嫌我分拣太慢。陈军在电话那头笑了两声，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工作，什么都不用干，躺在那儿就能挣钱。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没好气地说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现在没这个心情。陈军一下子急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有一家招人呢，一个月六千八，包吃住，就只要你能睡。

我还是不信，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陈军说你爱信不信，机会就这一次，你要是不去，大把人抢着去。他说得信誓旦旦，我到底还是动了心。六千八啊，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我在快递站累死累活一个月才四千出头，还得自己管饭。挂了电话，那碗挂面我都没心思吃了，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最后我咬了咬牙，想着不管是什么活儿，只要不违法，不干缺德事，去看看总行吧。于是我给陈军回了电话，说我干。

第二天下午，陈军带我去了一栋老式的居民楼。那楼有年头了，外墙的瓷砖掉得斑斑驳驳，楼道里昏暗潮湿，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我当时心里就有些犯嘀咕，这地方能有什么正经工作？陈军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别看这楼破，里面住的人可不一般。他告诉我，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六楼，住着一家姓谭的人，家里有个老太太，八十六了，重度老年痴呆，瘫痪在床，谁都不认识，白天黑夜不分，脾气还暴躁得很，动不动就尖叫砸东西，把之前请的护工全都吓跑了。

我听到这儿，心里大概有了数，这活怕是不好干。果然，陈军接着说，谭家的儿子谭建国，就是我们未来的雇主，在市里开了两家建材店，算是有钱人。但他和他老婆都忙，没办法全天候守着老太太，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找一个能陪老太太睡觉的人。不是伺候她吃喝拉撒，那些有专门的护工负责。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晚上跟老太太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醒了，我就哄她，她闹，我就安抚她，她害怕，我就陪着她。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形安抚工具，让老太太在黑夜里不觉得孤独。

我当时觉得这事有些荒唐，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毕竟人家是真金白银地给钱，而且说的也都是实情。等我们上了六楼，谭建国亲自开的门。他看起来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肚子微微发福，一看就是那种生意场上混的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里带着审视的意味，问我多大了，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点点头，说进屋谈吧。

谭家的房子很大，四室两厅，装修得也气派，真皮沙发，水晶吊灯，跟我住的那个蟑螂乱爬的出租屋简直是两个世界。谭建国让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了要求。每天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必须待在老太太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张小床，我就睡在那上面。老太太夜里会醒好几次，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骂人，有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要下床，我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她一有动静就得起来照看。不能对她发脾气，不能不管她，更不能让她摔倒或者出什么意外。他特别强调了一点，老太太现在虽然糊涂了，但她对陌生人的气息很敏感，之前请过好几个陪夜的，老太太都抵触得厉害，拼命尖叫，根本不让对方靠近。他之所以愿意让我来试试，是因为看了我的照片，觉得我长相周正，面相和善，也许能讨老太太的喜欢。

我这才知道陈军偷偷把我朋友圈的照片发给了谭建国。谈完了要求，谭建国又提到了工资，六千八，每月五号准时打到卡上，包吃包住。试用期一个星期，如果老太太接受我，就长期干下去，如果不接受，这一个星期按天结算，一天两百。我算了算，就算干不成，也能拿一千多块，怎么都不亏。于是我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老太太的房间。那房间很宽敞，朝南，白天的时候应该阳光很好。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是老太太的护理床，四周有栏杆，防止她滚下来，另一张是给我准备的单人床，靠着窗户。我进去的时候，老太太正半躺在床上，一个护工在喂她吃流食。她瘦得厉害，脸上的皮肤松松垮垮地垂下来，眼窝深深地陷进去，头发花白稀疏，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像一截干枯的树枝。她的眼睛是睁着的，但目光涣散，不知道在看向哪里，嘴角还挂着食物的残渣，护工时不时拿毛巾给她擦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尽量放轻脚步，可她好像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原本安静的她突然躁动起来，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那只枯瘦的手在空中胡乱地挥舞。护工赶紧按住她，一边安抚一边回头看我，说你离远点，她对生人反应大。我心里咯噔一下，退到了门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这六千八块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老太太闹了一阵，大概是累了，慢慢地安静下来，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变得平缓。护工给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可以过去。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小床边坐下，屁股刚挨着床沿，弹簧发出吱呀一声响，老太太的眼睛立刻又睁开了，直直地盯着我。我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屏住了。她的眼神很浑浊，但我总觉得那浑浊的深处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警觉和恐惧，像一只受惊的小兽在黑暗中窥视着入侵者。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大概有十几秒，她忽然把头转了过去，又陷入了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护工小声跟我说，她现在时好时坏，有时候清醒一点，能认出人来，有时候完全不认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她不认识自己的儿子没关系，她只要能认识我就行，至少能容忍我的存在就行。护工收拾好东西，叮嘱了我一些注意事项，就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把门虚掩上。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老太太两个人，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她粗重的呼吸声。

那一晚，我基本没怎么睡。不是不想睡，是根本不敢睡。我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每一次翻身，每一声呻吟，都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到了后半夜，她果然醒了，开始小声地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凑近了才隐约分辨出几个音节，好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叫的是明辉，又像是明慧。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敢问，只能按照谭建国教我的那样，轻轻拍着她的手臂，用最温柔的声音说，我在呢，睡吧，别怕。她抓住了我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骨头硌得我生疼。她抓得很紧，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指甲都掐进了我的皮肉里。

我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敢抽开，就让她那么抓着。过了一阵，她的呼吸渐渐平稳，手上的力气也松了，又沉沉地睡了过去。我这才小心翼翼地抽回手，发现手背上被她掐出了几道红印子。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微微泛白的天色，心里五味杂陈。我想我妈了，我妈虽然身体不好，但她意识是清醒的，每次打电话都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让我别太累了，钱够花就行。我骗她说我找到了一份清闲的工作，一个月挣五六千，她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说我出息了。她要是知道我每天晚上跟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睡在一个屋里，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就这样熬过了第一晚，第二天一早，谭建国和他老婆赵琴一起过来了。赵琴是个精明的女人，穿着真丝睡衣，烫着小卷发，一进门就问护工昨晚怎么样。护工指了指我，说昨晚挺安静的，老太太没怎么闹，就醒了一次，被小周哄住了。赵琴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怀疑，好像不太相信我这个生瓜蛋子能把老太太搞定。谭建国倒是很高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周不错，继续保持。

我心里松了口气，总算没在第一天就被扫地出门。接下来的日子，我慢慢摸清了老太太的规律。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一些，就盯着天花板发呆，嘴里念念有词。到了晚上，她的精神反而好了，但也更闹腾。她经常在夜里两三点钟醒过来，情绪特别激动，有时候是哭，有时候是骂，骂的内容我听不太懂，含含糊糊的，但能听出是在骂一个人，用的词很恶毒，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我问过护工王姐，王姐在这里干了快两年了，对老太太的情况比较了解。王姐叹了口气，说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你别打听那么多，听着就行了。她越是这么说，我越是好奇，但我也知道分寸，没有追问下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渐渐适应了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白天我在小床上补觉，晚上就守着她。说来也怪，老太太对我的抵触情绪在慢慢消退。她从最开始我一靠近就尖叫，到后来能让我坐在她床边，再后来，她甚至会在夜里主动寻找我的手。有时候我困得不行，睡得太沉，醒来发现她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了过来，搭在我这边的床沿上，像是想要够到我。每当这时候，我都会主动握住她的手，然后她就安静了，像个婴儿一样乖乖地睡去。

赵琴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一些，虽然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但偶尔会跟我说几句话，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如实说了，她撇了撇嘴，说二十八了还没对象，该抓紧了。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但面上还是笑着应付。谭建国倒是很少过来，他生意忙，一周也难得来一次，每次来都是匆匆待几分钟，问几句老太太的情况就走了。我看得出来，他们对老太太的感情很复杂，有责任，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和疲惫。老太太把他们拖得太久了，久到那份亲情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变得稀薄。

有一天晚上，出了件事，让我和老太太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电路出了问题，整个房间突然陷入一片漆黑。老太太几乎是瞬间就醒了，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惊叫，那声音穿透了黑暗，穿透了墙壁，在整栋楼里回荡。她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双手在空中乱抓，嘴里发出破碎的哭嚎声。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摸黑去够她，一边够一边说别怕别怕，停电了，马上就好了。可我的声音完全盖不住她的哭嚎，她像是疯了一样，拼命地挣扎，力气大得惊人，我差点按不住她。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我奶奶哄我的方式。我奶奶在我小时候经常抱着我哼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很老，歌词我也记不全了，但那个旋律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我鬼使神差地哼了起来，轻轻地，慢慢地，在黑暗中，那不成调的旋律像水一样流淌开来。老太太的挣扎竟然真的减弱了，她的哭嚎声慢慢变成了呜咽，身体也不再那么僵硬。我继续哼着，一遍又一遍，直到护工拿着应急灯赶过来，房间里重新有了光亮。

灯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看到老太太的脸上满是泪痕，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丝清明。她定定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吐出了一个字。那个字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但我听清楚了。她说的是辉。我愣住了，不知道这个“辉”字，和她之前喊的“明辉”是不是同一个人。她忽然伸手摸上了我的脸，那只满是皱纹和老茧的手在我的脸颊上轻轻抚过，眼神里涌起了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温柔。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太，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的心里藏着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从那以后，老太太对我的态度彻底变了。她开始依赖我，甚至说有些黏我。白天我补觉的时候，她醒着就会一直往我这边看，有时候还会冲着我笑。虽然那笑容很僵硬，肌肉的牵动都不太自然，但我能感觉到那是善意的。护工王姐啧啧称奇，说她在这里干了两年，从没见过老太太对谁这么好。赵琴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她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小周啊，你可真是我们家老太太的福星，我看她对你比对我这个儿媳妇都亲。我笑了笑没接话，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我是拿钱办事的人，老太太对我再亲，我也只是一个花钱雇来的陪睡。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个月就过去了。我拿到了两笔工资，加起来一万三千六，我把大部分钱都打给了我妈，跟她说这是我省下来的，让她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我妈在电话里高兴得哭了，说我有出息了，知道孝顺了。我听着她哽咽的声音，心里又酸又胀，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值了。

但事情从来不会一直顺利下去。我渐渐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那天下午，谭建国和赵琴一起过来，说是要跟王姐结算工资。我把王姐拉到一边，问她怎么回事。王姐脸色很难看，低声跟我说，她被辞退了，赵琴嫌她手脚不利索，还偷懒。我心里一惊，王姐是我见过最勤快的护工了，喂饭翻身擦洗，样样都做得细致，从来没偷过懒。我正想替她说几句好话，谭建国把我叫了过去，说小周你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谭建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跟我说，这两个月你干得不错，老太太很认可你，我们也很满意。所以我们想跟你谈一个新的安排。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他接着说，以后白天的陪护工作，你也一并兼起来吧。王姐不干了，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护工也麻烦，而且老太太只认你，别人来了也白搭。工资方面，在六千八的基础上，再加一千。

我当时就愣住了。兼白天的活儿？那就意味着我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吃喝拉撒全得管，晚上不能睡，白天也不能歇。就算我是铁打的，也经不住这么熬啊。我沉默了几秒，说我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能不能再找一个人搭把手。赵琴在旁边插嘴了，语气很冲，说小周你这就有点不懂事了，我们给你加钱了，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你要是干不了，我们可以找别人，外面想干这活儿的人多了去了。

她这话说得我心里一阵发冷。我知道她是在拿捏我，他们知道我缺钱，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才会这么有恃无恐地压榨我。我咬了咬牙，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想起了我妈的药费，想起了下个月要交的房租，想起了我空空如也的钱包。最后我点了点头，说行，我试试。赵琴满意地笑了，说这就对了嘛，年轻人就该多锻炼锻炼。

王姐走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你自己多保重，就拎着包走了。我把纸条收好，心里沉甸甸的。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场噩梦。我二十四小时守在老太太身边，喂饭、喂药、翻身、擦洗、换尿布、洗衣服，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些活儿以前王姐在的时候，我没觉得有多累，可真当自己上手的时候，才知道有多繁琐多辛苦。老太太虽然瘦，但完全没有自理能力，每次给她翻身擦洗都累得我满头大汗。而且她的情绪也不稳定，白天虽然闹得少，但偶尔也会突然发作，又哭又叫，我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她安抚下来。

最要命的是睡眠不足。晚上的陪护本来就是碎片化的睡眠，白天根本不可能有整块的时间补觉，我只能趁她睡着的时候趴在床边眯一会儿。那种困到极致却不能睡的感觉，简直是一种酷刑。我的眼睛下面很快青了一大片，脸色蜡黄，走路都有些发飘。有一次给老太太喂水的时候，我端着碗的手一抖，水洒了她一身，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正好被过来查看的赵琴撞见。赵琴当场就发了火，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想要那么高的工资，就是个废物。

我站在那里，低着头，咬着嘴唇，一句话都没说。袖子里我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了掌心，疼得我一激灵。我很想怼回去，很想把碗一摔不干了，但我不能。我脑子里一遍遍地想着我妈，想着那六千八百块钱，想着下个月的房租。所有的愤怒都被现实死死地按了回去，像一块烧红的铁被浸入冰冷的水中，嗤的一声，只剩下无声的蒸汽。

赵琴骂够了，摔门而去。我默默地蹲下来，收拾地上的水渍，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了，一颗一颗地砸在地板上。我不敢出声，怕吵到老太太，就那么无声地哭着，肩膀一抖一抖的。就在这时，一只手忽然搭在了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揉了揉。我猛地抬起头，看到老太太侧着身子，正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泪光在闪动。她的手放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就像在抚摸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两个字，但我听懂了。她说的是不哭。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床边，把头埋进她的被子里，放声大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翻涌着无数的念头。我想辞职，想一走了之，可走了之后呢？我拿什么养活自己，拿什么给我妈治病？我又想起了王姐留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她当时那个欲言又止的表情，让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拿起手机，照着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王姐疲惫的声音。我自报家门，说我是小周，王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说我就知道你会打过来的。我开门见山地问她，谭家到底怎么回事，赵琴为什么要辞退你。王姐在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阵，像是在斟酌措辞，最后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小周，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们辞退我不是因为我干活不行，是因为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问她什么事。王姐压低了声音，说她有一次不小心听到了谭建国和赵琴的争吵，吵得很凶，涉及老太太的财产问题。原来老太太名下有一套老宅子，在市中心，价值不菲，现在老太太脑子糊涂了，谭建国和赵琴就一直想让老太太按手印把房子过户给他们，但之前找的律师说，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正常，立的遗嘱不一定有法律效力。他们想等老太太情况稳定一点，最好是能有几个月的清醒记录，证明她有民事行为能力，再去办手续。所以他们对老太太的照顾，看起来无微不至，其实心里都有小九九。

王姐还说，她无意中翻到过一本旧相册，里面有一张老太太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合影。那个男人穿着老式的军装，长得很精神，相片背后写着一行字：与明辉于南京，1968年秋。明辉，就是老太太日夜念叨的那个名字。王姐问她儿子谭建国这人是谁，谭建国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把相册抢过去，呵斥她不要乱翻东西。王姐直觉这中间有故事，但她没敢再打听。后来赵琴就以干活不利索为由把她辞退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嫌她知道了太多。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都懵了。原来这看似平静的谭家，底下藏着这么多暗流。那个明辉，到底是什么人？老太太为什么在混沌中只记得他？那套老宅子，又藏着怎样的秘密？我躺在床上，看着对面老太太熟睡的脸，那张脸上满是岁月的沟壑，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我忽然觉得她好可怜，她被自己的儿子儿媳当成了争夺财产的工具，而她心里念念不忘的，却是一个可能早已不在人世的旧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依然做着那份又苦又累的活儿，但心态却完全变了。我不再把老太太当成一个工作对象，我开始真正地去关心她，去倾听她那些含糊不清的呢喃。我发现她在喊明辉的时候，表情是温柔的，带着少女般的羞涩和甜蜜。我也发现赵琴和谭建国每次来，三句话不离房子的事，总是拐弯抹角地打听老太太的神志有没有清醒一些，能不能认出人来。我心里明镜似的，嘴上却不露声色，只是更小心地照顾着老太太。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雨天。那天下午，谭建国和赵琴带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了，说是他们的朋友，来看看老太太。可我一眼就认出那人拿出来的公文包上印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字，这分明是个律师。赵琴让我出去一下，说他们要谈点事。我心里警铃大作，嘴上答应着，出了门却没走远，把耳朵贴在门上听。

我听见赵琴在哄老太太，让她在几张纸上按手印，说按了就给她买好吃的。律师在一旁指导，说需要老太太亲口说出同意赠与的意思。可老太太一直在嘟囔着明辉的名字，根本不理会他们。谭建国急了，语气变得焦躁，吼了一声妈你听话。老太太被吓到了，尖叫起来，场面一片混乱。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推开门冲了进去。

我看见老太太缩在床角，浑身发抖，眼泪糊了一脸，而赵琴正抓着她的手，强行往印泥上按。我气血上涌，冲过去一把推开了赵琴，把老太太护在身后。赵琴被我推了个趔趄，尖叫着你干什么，反了你了。谭建国也冲上来揪住我的衣领，说姓周的你一个陪睡的，管什么闲事。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她是你们的妈，不是你们争财产的工具。你们这样做，丧良心。

谭建国被我这句话戳到了痛处，恼羞成怒，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我的鼻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糊了半张脸，但我没有还手，只是死死地护着老太太。老太太在我身后发出凄厉的哭嚎，那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那个律师大概是觉得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赶紧上来拉架，把谭建国和赵琴劝了出去。

房间里又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和老太太。我胡乱地擦了擦鼻血，回头去看她。她蜷缩在被子里，像一片秋风中的落叶，瑟瑟发抖。她抬起头看着我，浑浊的眼里满是恐惧和茫然。我走过去，轻轻抱住了她，像抱一个孩子。她在我怀里颤抖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那个名字，明辉。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在谭家待不下去了。谭建国当天晚上就给我结了工资，多给了一千块，说是医药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人。我没有多说什么，把钱收了，默默地收拾东西。那天夜里，我最后一次睡在那张小床上，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老太太的脸上。她睡得很安稳，呼吸平缓，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浅浅的弧度，像是在做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我不知道她梦见了什么，也许是她年轻时穿着碎花裙子走过街头的样子，也许是在玄武湖畔，一个穿军装的青年牵起她的手，对她说等我回来。那些我永远无法窥见的过往，藏在她的皱纹里，藏在她浑浊的眼眸深处，藏在那些破碎的呢喃之中，终将被岁月封存，无人知晓。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包走出了谭家的大门。在楼下，我回头看了一眼六楼那个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在路边站了很久，最终还是拿出手机，拨通了谭建国的电话。我说谭先生，我不求别的，只求你们以后对老太太好一点。她心里装着一个人，装了一辈子，她活得不容易。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挂了，最后他哑着嗓子说了一个字，嗯。

挂了电话，我又拨通了我妈的号码。电话一接通，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她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受委屈了。我说没有，我就是想你了。她在电话那头笑，说都多大的人了还撒娇。我抹了一把眼泪，也笑了。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金红色的光照在路面上，暖洋洋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朝着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前路不会容易，工作还要重新找，钱还要继续挣，但我心里却从未有过的踏实。那六千八百块钱，教会了我一个道理，这世上有些东西，远比钱贵重。你以为是你在陪别人，到头来，也许是她陪了你走过了某段最艰难的路。

我妈又在电话里催我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快了，就这几天。挂了电话，一阵风吹过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伸手拢了拢，脚下的步子轻快了许多。人活一世，谁不是在黑夜里找一个能陪自己入眠的人呢，只是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找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