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柜台递过来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
柜员小姑娘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拆开信封的时候手是抖的。
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纸条。
纸条对折了两次，打开，上面的汉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刚学写字时那样，一笔一画，每个字都在发抖。
“老公，下辈子还嫁你。”
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眼睛花了，字影模糊成一团。
小姑娘站起来，按了一下柜台下的按钮。那是警报器。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哑得不像自己的：“她人呢？”
01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卡佳的手机响了。
她当时正在厨房洗碗，手上的水没擦干，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才去接。电话那头是她哥哥安德烈，声音很大，隔着屏幕我都能听见他在说什么。
“妈快不行了，医生说最多两个月。”
卡佳站在窗户边接电话，身子一直直挺挺的。她挂断电话后没动，整个人贴在玻璃上，我看着她的背影，肩膀在发抖。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她肩上：“怎么了？”
她不说话，只是摇头。
后来她蹲下来，蹲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很能扛的人，儿子走的时候她都没在我面前哭成这样。
“我妈查出来是癌症，晚期。”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
她没回答。但我看见她攥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我半夜醒来好几次，她都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窗帘没拉，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再哭了。
第二天一早，她开始收拾东西。
我问她要不要先查查机票的价格，她说查过了，从北京转机到海参崴，来回一个人差不多三千多。她问我家里还有多少钱。
我知道家里的情况。
儿子王东东走的那年，白血病，花光了我和她十年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
后来这些年，她开了家小俄货店，卖点从俄罗斯带过来的巧克力、套娃、化妆品，生意不好不坏，勉强够过日子。
我跑快递，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银行卡里剩的钱，连两千块都不到。
“我想办法。”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去了中介。
那是北京一套老破小，一室一厅，42平。
当年我在北京干装修时买的，首付是借的，月供还了八年才还清。
后来回老家县城生活，就把那套房子一直出租，每个月收两千多租金，算是家里最稳的一笔收入。
中介说能卖260万左右，行情不好，再放可能要跌。
我没犹豫：“卖吧。”
中介是个小伙子，挺年轻的，看着我愣了一下：“大哥，这可是在北京的房子，您真卖？”
“真卖。”
签合同那天，我没跟任何人说。
直到钱到账那天，我爸才知道这事。
他那天晚上找上门来，进门没换鞋，在客厅里站着。我喊他坐，他不坐。
“你把房子卖了？”他问。
“嗯。”
“多少钱？”
“267万。”
他听完，一巴掌拍在茶几上，杯子跳了跳，水洒出来。
“你疯了啊？”他的声音很大，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那房子是你和卡佳的养老钱，你就这么卖了？你让一个外国女人拿那么多钱回去，她要是不回来怎么办？”
我说：“她不会的。”
“你凭什么说她不会？”我爸冷笑了一声，“你认识她几年？十八年？你了解她吗？你知道她回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我说：“卡佳不是那种人。”
我爸看着我，眼睛里全是失望。他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坐到很晚。卡佳从屋里出来，端了杯热水给我，放在茶几上。
“你爸说得对，”她说，“这钱太多了。”
我说：“你妈生病，钱就得花。”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手上全是冻疮留下的疤。她的手以前很好看，后来开店搬货，冬天也不戴手套，就成这样了。
“我回去看看，最多一个月就回来。”她说。
“好。”
“我把那笔钱留着，我妈的医药费用不了那么多。”
“你自己看着办。”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嘴角弯弯的。她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02
卡佳走的那天，天很冷。
县城的车站不大，候车室里没暖气，我穿着军大衣还觉得冷。她穿了一件枣红色的羽绒服，是她自己从俄货店里拿的货，说这个暖和。
车快开了，她站在检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一个人在家，别老吃方便面。”
“知道了。”
“店里的货你看着卖，别让人赊账。”
她想了想，又说了句：“你要是觉得一个人住着难受，就回你爸妈那住几天。”
“行。”
车来了，她提着行李箱上了车。走到车门的时候又回头，朝我摆了摆手，说：“我尽快回来。”
火车开走的时候，她一直趴在窗户上看我。围巾被风吹起来，挡住了半张脸。
我站在站台上，直到火车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
回到家，客厅空荡荡的。她的拖鞋还放在门口，鞋架上有她常穿的那双棉拖鞋。我弯腰把两只鞋摆正，然后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头一个礼拜，她每天都打电话。
有时是早上，有时是晚上。
她说她妈的状态比想象中好一些，能吃东西了，还能坐起来说几句话。
她说安德烈把她接回去，住在他们老家的小镇上，离海参崴开车两个钟头。
“那边的医院行吗？”我问她。
“还行，起码有药。”
“钱够不够？”
“够了，你别担心。”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我总觉得她没说完，但她不说，我也不问。
第二个礼拜，电话变成两天一次。
她说她妈开始化疗了，反应挺大的，吃不下东西，瘦了很多。
她说她每天在医院陪着，晚上就睡在走廊的长椅上。
我说怎么不找个旅馆，她说旅馆贵，能省就省。
“你别省那点钱。”我说。
“省一点是一点。”她说。
第三个礼拜，电话开始断断续续。
有时是她打过来，响两声就断了，我再打过去，关机。有时是她微信发一条语音，说手机信号不好，在乡下。
我给她发了好几条消息，她第二天才回，说昨天睡太早了。
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她不是那种不回消息的人。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出去跑快递，她每天中午都会发个消息，问我在哪吃了没有。那段时间她连消息都不怎么发了。
我给她哥哥安德烈打了个电话。
安德烈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磕磕绊绊的。他说卡佳很好，说她妈也好，说不要担心。我说让她接电话，他说她在医院，手机没带。
我挂了电话，心里不太踏实。
03
第四个月的时候，电话彻底打不通了。
那天晚上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全是关机。微信语音也没人接。我给她留言，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等了一整夜，没有任何回复。
第二天上午，我又打。还是关机。
我跑去派出所，说想查查我媳妇的出入境记录。民警帮我查了，卡佳的护照信息显示她三年前入境俄罗斯，从那以后没有任何出境记录。
“她还在俄罗斯。”民警说。
“那她为什么不接电话？”我问。
民警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回到家，我打开手机，翻出卡佳最后一条语音。她的声音很疲惫，说：“老公，这边信号不好，过几天联系你。”
那句话是四个礼拜前发的。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出门去了她的俄货店。
店门锁着，卷帘门拉下来，上面的灰落了一层。我问隔壁卖水果的老张，最近有没有见过卡佳。老张说没有，从年前就没见过。
“那她的店呢？”
“你媳妇自己锁的，走之前还跟我说了一句，说回来看店。这都几个月了，还没回来？”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打开卡佳放东西的那个柜子，翻了一遍。
她的衣服都还在，冬天的羽绒服挂在衣柜里，夏天的衣服叠在抽屉里。
抽屉最底层，压着一个铁盒子。
我拿出来，打开。
里面是几张照片。
有一张是刚结婚那会儿拍的，在北京天安门前，她穿了一件碎花裙子，扎着马尾，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张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县城公园里，王东东坐在她腿上，她才几岁，露出两颗门牙。
最底下是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是卡佳的笔迹。我没见过这封信，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写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页纸，字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很急。
“老公，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我可能已经回不来了。你别怪我，我本来想当面跟你说的，但我怕我说不出口。你别来找我，也别恨我。妈看病花了很多钱，剩下的我都给你留着，存在银行里，密码是东东的生日。你回老家去，别在北京那边漂了。”
我拿着信纸的手在发抖。
她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
是走之前就写好了，还是到了那边才写的？
她说的“回不来”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床边，把信看了三遍。每一遍看，都觉得心口那块地方堵得慌。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说了信的事。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早就说过，她靠不住。”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04
债主老孙是两个月后上门的。
他在县城放贷，认识我很多年了。他坐在店里，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根烟。
“志刚，你老婆那笔钱，应该还在你手里吧？”
“不在。”
“那在哪？”
“给她了。”
老孙把烟掐了，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志刚，你糊弄我呢？你老婆拿走那么多钱，人没了，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你说，她去哪了？”
“我不知道。”
老孙看着我，目光冷下来：“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那笔债，该还还是得还。本金加利息，一分不能少。”
“我没钱。”
“你没钱就卖店。”
“那是我吃饭的东西。”
“那我不管。”
老孙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钱到位，什么事没有。不到位，你自己看着办。”
他走后，我在店里坐了很久。
五金店不大，二十多个平方，货架上全是螺丝、钉子、水管、电线。我干这行十几年了，街坊邻居都认识，生意还过得去。
我知道老孙说得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我现在真没钱。
卡佳拿走那290万后，我只留了不到两万块的生活费。
那笔债是我跟别人借的，加上北京那套房子的钱，全给她了。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觉得她妈病了，救命要紧。
现在她人没了，钱也没了。
我跟我爸求了，他骂了我一顿，最后给了我一万块钱。
我妈偷偷塞给我三千，嘴上说：“你爸就那样，你别跟他生气。”
我说我不气。
但我心里难受。不是气，是慌。
我不知道卡佳在哪，不知道她为什么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躺在床上，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调到最亮，一有消息就赶紧拿起来看。
但每次都不是她。
第五个月的时候，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一个跑俄罗斯货运的司机，姓李，老家是辽宁的，常年在海参崴和绥芬河之间跑。
老李听我说完，想了想说，他有个老乡在海参崴那边的医院当护工，可以帮我打听打听。
我等了半个月，老李给我打电话，说他老乡打听到了。
“海参崴郊区那边有个医院，有个中国女人在那住院，瘦得厉害，但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叫什么？”
“不知道，她不说名字，病历上的名是化名。”
我心里一惊。
“她什么病？”
老李沉默了一下：“老乡说，看着像癌症。”
“还能不能治？”
“不知道，老乡说半个月前见过一次，后来就没见了。可能换医院了，也可能……”
他没说下去。
我挂了电话，坐在店里，盯着天花板。
我决定自己过去。
05
办护照花了一个多月。
我没有护照，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办过一次，后来过期了，一直没再续。去出入境管理处填表、照相、等审批，前前后后跑了四趟。
拿到护照那天，我连夜买了机票。
北京飞海参崴，两个小时。机票不贵，来回两千六。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去了卡佳的俄货店。
店门还是锁着，我透过卷帘门的缝隙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货架上还有几盒巧克力没卖完，落了一层灰。
我站在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
卡佳走之前，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老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怎么办？”
我当时正在看电视，随口说：“什么叫不在了？回娘家吗？”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
我转过头看她，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安德烈发给她的照片。她妈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瘦得只剩下骨头。
她当时肯定已经知道自己也病了。
但她没跟我说。
我上了飞机。
飞机上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她哄孩子的时候说了几句俄语，我听着觉得耳熟。
卡佳刚来中国的时候，说话也是这样，磕磕绊绊的。
后来她普通话学得比我标准，有时还纠正我的发音。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她。
飞机到达海参崴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多。天灰蒙蒙的，下着小雨。
我出了机场，在出口处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棉袄，头发花白，脸上胡子拉碴的。
是安德烈。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老了很多。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卡佳在哪？”
他没回答，转过身，示意我跟他走。
我们上了他的车，一辆破旧的拉达，里面全是烟味。
安德烈开车不说话，我问他卡佳在哪，他还是不说。
我急了：“你倒是说话啊！”
他看了我一眼，说：“先回去。”
“回哪？”
“我家。”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从市区开到乡下。路不好走，全是泥巴路，两旁是树林。
安德烈的家在镇子边上，一栋木头房子，不大，院子堆着一些渔网和木柴。
车停好，他熄了火。
“卡佳在哪？”我又问了一遍。
他下了车，没回头，往屋后面走。
我跟上去。
屋后是一片山坡，长满了野草。坡上有两座坟，一座新的，一座旧的。
他指着新坟：“卡佳。”
我愣在那，好一会儿没缓过来。
雨落在我脸上，凉飕飕的。
06
我走过去，蹲下来。
墓碑上刻着名字，俄语的，上面还嵌着一张照片。
是她。
照片上的她穿了一件白色衬衫，头发扎在脑后，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用手摸了摸那张照片，冰凉的，上面沾了雨水。
安德烈站在我身后，他开了口，声音很低。
“你卖房子那笔钱打过来，她先给了她妈付了两个月医疗费。后来她自己也不舒服，一直忍着不说。等她妈稍微好一点了，她才去医院查。一查，胃癌晚期。”
我的眼泪流下来，但我没出声。
“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她不肯。她说，不想再花钱了。她把剩下的钱分成两份，一份给了她妈，一份给你留着。存在银行里。”
我喉咙发紧，想说话，但说不出。
“她妈两个月后也走了。她就一个人住在我这，做了几次化疗，人瘦得脱了形。她让我别告诉你，说你已经够苦了。”
我跪在坟前，额头抵在泥土上。
“她临终那天晚上，让我写了一张纸条。她口述的，我一个一个字写下来。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下辈子一定要还给你。”
安德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张纸条，对折了两次，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汉字写得歪歪扭扭硬邦邦：“老公，下辈子还嫁你。”
我攥着那张纸条，浑身发抖。
“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安德烈说，“她说，让你别来找她，好好过日子。”
我闭上眼。
她一直是这样的。
儿子走的时候，她不让我看见她哭。她妈病危的时候，她一个人抗着，不让我分担。她自己也病了，还是一个人扛着，直到扛不动了为止。
她这辈子，什么都自己扛着。
我跪在那，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黑了，雨停了，星星出来了。
安德烈走过来，递了件大衣给我：“进屋吧，外面冷。”
我没动，我看着他：“她走后为什么不肯见我？”
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她不想让你看到她瘦成那样。”他的声音很轻，“她说，你印象里她一直是年轻时那个样子，她不想破坏。”
我盯着他，心里堵得说不出话。
“还有，她回来那天晚上，去你家门口站了四十分钟。”
我愣住了。
“什么时候？”
“她走之前。她说她想见你最后一面，但到门口了，又没进去。”
“为什么？”
安德烈摇了摇头：“她说，怕她哭出来，你更难过。”
我脑子里一下子想起那个晚上。
那个我在监控里看到的背影。
那个穿着深色大衣的女人，站在我家门口，没按门铃，站了四十秒又走了。
我以为是别人，原来是她。
她回到我身边，站了四十分钟，却没进那个门。
我咬着牙，眼泪又下来了。
“她这是为什么？”
安德烈不说话。
我知道答案。
她就是这种人。
她这辈子，把所有苦都自己吃了。
07
那天晚上我睡在安德烈家的沙发上。
沙发很旧，弹簧都塌了，睡着不舒服。但我不在意，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卡佳的事。
凌晨三点多，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披了件衣服出了门。
外面很冷，风从海那边吹过来。
我走到山坡上，在卡佳坟前坐下。
四周很安静，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
我看着她的墓碑，伸手摸了摸上面的照片。
“你是不是傻？”我对着墓碑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我照顾你啊。”
没有回应，只有风声。
“你以为我会嫌弃你瘦了？我不嫌弃，你什么样我都认识你。”
“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生病？”
“你为什么一个人扛着？”
“你回来啊。”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哽咽。
安德烈走出来，端了两杯伏特加，递给我一杯。
我接过来，一口喝了大半。
“她在这边，朋友多吗？”
“不多，”安德烈说，“她嫁给你后，很少回来。这边的朋友早就断了。”
“那她一个人在这，怎么过的？”
安德烈没回答，他喝了一口酒。
我明白了。
她一个人，没朋友，没亲人，只有生病的妈妈。
她妈走了，她自己也病了。一个人住在安德烈这，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找药吃。安德烈要出海打鱼，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忽然想起她以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嫁给我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怕，就怕一个人。
“你一个人在中国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我问她。
她说：“有你啊。”
现在她一个人在海参崴，没有我。
我喝完了那杯酒，把杯子放在墓碑旁边。
“我明天带她回去。”我说。
安德烈看着我：“你决定好了？”
“决定好了。”
安德烈没再拦我，只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买了骨灰盒。
盒子的材质一般，不贵。我选了个深色的，觉得卡佳会喜欢。
安德烈帮我把骨灰装好，我说：“带我回中国。”
他说好。
我和安德烈去了她妈的坟，在旁边鞠了个躬。我说：“阿姨，我带卡佳回去了。你放心，我会让她入土为安的。”
安德烈翻译了一遍。
回去的路上，我抱着骨灰盒坐在后排。
卡佳生前162斤，后来生病瘦得只剩不到80斤。
抱在手里，轻得像一捧棉花。
我把它贴在胸口，一路没放手。
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打了车回县城。
司机是个中年人，一路没说话。我在后排抱着骨灰盒，看着窗外飞驰过的街景。
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后来回到县城。
卡佳也是。
她在俄罗斯长大，嫁给我以后，就再也没有长期回去过。
她妈生病，她回去了。
回去就没回来。
08
回到家，我妈在门口等着。
她看到我抱着骨灰盒，愣住了。
我站在门廊下，没说一句话。
我妈看着我，看着我怀里的东西，她问了一句：“是卡佳？”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只把那封信拿给她看。
我妈打开信纸，念了两行字，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傻？”
我蹲下来，把骨灰盒放在地上。
我妈也蹲下来，摸着骨灰盒：“她是不是一直瞒着？”
“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她说怕我花钱。”
“花钱也是一家人啊，她一个人扛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爸从屋里走出来，看着我，又看着那个骨灰盒。
他没说话，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
我站起来，看着他说了一句：“爸，卡佳不是跑路，她死了。”
我爸的目光越过我，落在地上那个木盒子上。
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病了多久了？”
“查出癌症很久了。”
“她为什么不早说？”
“她怕拖累我。”
我爸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我妈对着他的背影吼了一句：“你儿子媳妇没了，你连句话都不会说？你装什么哑巴？”
我爸的背影顿了一下，没回头，进去了。
我在门外站了半个小时，一直没进去。
我妈出来拉我，让我进屋吃饭。
我摇头：“不想吃。”
第二天，我在老家屋后那片小树林里，给卡佳立了座坟。
坟不大，用红砖砌的，挺整齐的。墓碑是找了镇上的石匠刻的，上面写着：“爱妻叶卡捷琳娜之墓”。
我把她的骨灰盒放进去，盖上土。
葬礼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
村里的人听说卡佳回来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人来问，我也没说。
我妈在坟前烧了一炷香，念叨了一句：“好好歇着，别再操心你那个男人了。”
我听见了，鼻子突然一酸。
我妈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坟前。
我回想起卡佳刚来中国那几年，她中文不好，说句话都有点结巴。
我教她说“吃饭”
“睡觉”
“回家”，她学得很快，隔天就记住了。
有一回，她站在我家门口，指着门牌号说：“这是咱们家。”
“对。”
“我不会走丢的。”
我在坟前坐了一整天。
从早上坐到傍晚，一整天没吃东西。
我妈端了碗粥来，说：“吃点吧。”
我说：“吃不下。”
“那也得吃。卡佳要是在天上看着你，她也不希望你这样。”
我端着碗，喝了半碗粥。
心里还是堵。
09
老孙的钱，我用了半年多才还清。
五金店还在，我每天开门做生意，下班回家。
日子一天一天过，好像是回到了卡佳没走之前，但也不一样了。
我晚上不太睡得着，偶尔卡佳会来我梦里。
梦里她还在问我：“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
她还问我：“冷不冷？”
我说：“不冷，你冷吗？”
我把那张纸条夹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看。
纸条上的字已经让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了，边角都翘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把它拿出来叠好，放进了一个铁盒子。
我心里说：下辈子，我还娶你。
第二年的清明节，我一个人去了那片小树林。
天阴着，飘着毛毛雨。
我提着两瓶酒，一小束花，在她坟前坐下来。
我把酒瓶拧开，倒了一小杯，放在碑前。
“我来看你了。”
没人应我，只有风吹过杨树的声音。
我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一口气喝完。
“你那边过得好不好？要不要我多烧点纸？”
“你在那边能看见我吗？”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落叶。
“你要是想我了，就回来一趟。不用进门，站在门口也行。”
“你去年回来过，我知道。”
“你站在门口没进来，我也知道。”
“你以后想回来就回来，门我不锁。”
我说完这些，就坐在地上一口一口地喝完了剩下的酒。
走的时候，我在碑前放了一条她以前用的围巾。
枣红色的，边角都洗白了。
卡佳也走了快四年了。
我偶尔还会去那家俄货店门口站一会儿，卷帘门没再拉起来过，隔壁的老张说：“那个俄罗斯妹子还会回来吗？”
我说：“她早就回来了。”
老张没听懂：“啊？”
我没解释。
她是回来了，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10
写这个故事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卡佳的事。
有一回在街上碰见个熟人，问我：“嫂子呢？”
我说：“去世了。”
对方愣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有几年了。”
“怎么走的？”
“胃癌。”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一个人，不容易。”
我没说话。
回到家，我打开那个铁盒子，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结婚证、儿子的出生证、儿子小时候的照片，还有那张纸条。
我把纸条拿出来看了一遍。
那行字歪歪扭扭的，但很有力。
我把纸条放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地睡了。
那天晚上我梦见卡佳了。
她站在厨房里，围着那条碎花围裙，正在切菜。
我喊她，她回过头，笑了一下。
“你回来啦？饭马上就好了。”
我说：“你不是走了吗？”
她说：“我回来给你做顿饭。”
我走过去想抱她，但她退了半步：“别，我身上油烟味重。”
我没管，一把抱住她。
她身上确实有油烟味，还有洗衣粉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香味。
还是卡佳身上的味道。
我抱着她，她没挣扎。
“你瘦了。”她说。
“你更瘦。”
“我本来就瘦。”
“不是，你比以前瘦太多了。”
她没接话，把脑袋靠在我肩上。
“好了，先放开放开，菜要糊了。”
我放开她，她转过身去翻锅里的菜。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忙活。
天还亮着，窗外的光照在厨房里，照在她身上。
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回头。
“看什么看，去摆碗筷。”
我说好。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枕头上湿了一片。
我坐起来，擦了一把脸，起床做早饭。
粥是我自己熬的，咸菜是我妈腌的，还切了两个咸鸭蛋。
我一个人坐在桌边吃。
吃到一半，我停下来，看着对面。
桌对面空空的，放着一副碗筷。
“卡佳，饭菜够吃，你多吃点。”
从头到尾，我也没等到一个回答。
但我对着空碗说了一句：“下辈子，我在原地等你。”
我还把那副碗筷留着。每年清明，我都会放上去。
筷子是新的，碗是她以前最喜欢的那只白色印花碗。
我用那只碗盛饭，放在她遗像前面。
然后坐在旁边，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聊天。
“今天菜不错，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咸菜我妈腌的，她知道你喜欢吃，今年特意多腌了一坛。”
“今年的杨梅我泡了一缸酒，明年这个时候就能喝了。”
“你要是想喝，我今年倒一杯给你。”
我不需要她回应。
她在我面前的时候，话也不多。
但她都在。
现在，她也在。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
我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铁盒子里，压在柜子最底层。
但我每天都会摸一摸枕头的边角，感觉自己还能闻到一点她的味道。
她这辈子舍不得我。
下辈子，她说她还会来。
我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