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窗户朝东，夏天傍晚，西晒把整面墙烤透了，屋里闷得像蒸笼。我住她隔壁那间，隔着一道砖墙，能听见她给孩子洗澡的水声，哗啦，哗啦，偶尔夹杂几句哄孩子的歌，调子软绵绵的，听不清词。

那年我二十，她二十八。邻居都喊她陈姐，丈夫在省城跑运输，一个月回来两三天。我第一次去她家是借酱油，门开了一条缝，她系着碎花围裙，头发用夹子别在耳后，露出白净的脖颈，上面有一颗很小的痣。她递给我酱油瓶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我的，凉的。

后来我就常去了。修电灯、通水管、帮她搬煤球，什么理由都找得出来。她从不拦我，也不多问，每次开了门侧身让我进去，顺手把门带上，插销轻轻一拨。

她家的客厅很小，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桌上永远摆着搪瓷缸，里面泡着茉莉花茶，盖子斜搭着。孩子睡了以后，她会把煤炉上的热水提下来，泡两杯茶，一杯推到我面前。我们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听墙上的老挂钟滴答响。她的手搁在桌面上，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搪瓷缸沿，声音细碎，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

有一回梅雨季，连着下了七天雨，她家屋顶漏水，拿脸盆接着，叮叮咚咚响了一夜。我过去帮忙，爬上梯子把瓦片重新码好，下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了。她拿干毛巾给我擦头发，动作很轻，毛巾带着肥皂味儿，是我在供销社闻过的同款。她擦到我耳后的时候忽然停了，我转过头，看见她眼眶红了一圈，水汽比外面还重。

“你才二十，”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别总往这儿跑。”

我握住她手腕，瘦的，骨头硌手。“二十八也不老。”我说。

她没挣脱，就是盯着我看。那一眼很长，长到挂钟敲了十一下，孩子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她才慢慢把手抽回去，把毛巾叠好搭在椅背上。“回去吧，”她说，“明天还要上工。”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叫住我，递过来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两块绿豆糕。“下午做的，多了。”

我接过来，推开门，雨停了，院子里积了水洼，映着月亮碎成一片一片的白。我踩过去，水花溅在裤腿上，鞋湿了，但手里的油纸包还热着。

那年的夏天特别长。傍晚收工回来，我总是在院子里磨蹭，等她窗台上的灯亮了才敲门。她有时在缝衣服，有时在给孩子纳鞋底，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比钟声还清楚。我坐在旁边看，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长了投在墙上，一针一针，把时间都缝了进去。

她丈夫秋天回来那次，我在屋里听见隔壁的动静，摔碗的声音，她的哭声，还有孩子被吓醒后尖利的喊叫。我把耳朵贴在墙上，砖凉得刺骨，什么细节都听不真切，只有震动顺着墙传过来，一下一下，敲在太阳穴上。第二天她开门倒水，脸上没什么异样，只是眼角有块青，拿刘海遮着。

我没问。她也没解释。晚上我还是去了，她给孩子哄睡了，坐在灯下补一件工装，针脚比平时密，比平时急。我伸手按住她拿针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就那样握着针停在半空。过了很久，她把针放下了，伸手把煤油灯捻暗了一点。

那之后没几天，她丈夫跑长途出了事，车翻了，人没事，但腿折了，拉回来在省城的医院里躺着。陈姐收拾东西，褥子、脸盆、孩子的棉袄，装了两个蛇皮袋。走的那天早上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我隔着窗户看，看见她摸了摸窗台上一盆快要枯死的茉莉，然后转身走了，包袱在肩上勒出一道痕。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轻轻说了句什么。风大，我没听清。可能是“走了”，也可能是“别等”。一直到我后来搬走，那盆茉莉都没人再浇过水，枯在窗台上，风一吹就掉渣。

多年以后我在省城的公交车上见过一个背影，剪着一样的短发，旁边坐着个半大的孩子。车堵在路上，我挤不过去，等到了站再回头，人已经下了，淹没在站台上黑压压的人头里。我站在那里等了两班车，也没再看见她。

那两块绿豆糕我吃了，甜得很，留了油纸包了很久。后来搬家弄丢了。

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雨刚停，水洼里碎月亮一晃一晃的，她站在门里，光从身后透过来，把她整个人镶了一道毛茸茸的边。她说回去吧，我说嗯，然后走了。走了很远回头，那扇门还开着一条缝，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