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层面来看，在进行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之间的移送时，应当以行政优先为原则，即优先考虑行政处罚的方式，而将刑事诉讼作为例外情况。

这样可以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和司法裁决的终局性。

然而，这并不妨碍行政执法机关独立查办案件的权力。换句话说，行政执法机关在衔接两法之间时应当优先采取行政处罚方式，但行政机关仍有权利独立地查办案件。

健全线索提供与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制度，2011年中央办公厅等发布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时，发现违法行为明显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

接到通报后，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并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

具体到“醉驾”案件的办理中，可考虑以酒精含量作为判断标准，协调行刑衔接程序内容。

此外，我国现有的以社会治安管理处罚为入罪台阶的体系，应充分应用到酒后驾驶的治理之中，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治理应当是“二元一体”的治理格局，二者在治理体系方面应有更加有效、合理的衔接机制。

总的来看，在“醉驾”行为治理中贯彻行刑衔接一体化理念确有必要。

在一体化理念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刑事治理与行政治理相协调，以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双重维度为切入点，是实现“醉驾”行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