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里，最扎眼的是五个字：“南下是绝路。”
这句话不是气话。
几个月前，四川懋功一带，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师。雪山翻过来了，大渡河闯过来了，两支主力终于碰到一起。按理说，枪挨着枪，人挨着人，该往一个方向走。
可地图一摊开，分歧就摆在桌上。
一边主张北上，去川陕甘，靠近抗日前线，找新的根据地。两河口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另一边却想南下。
南边看起来太诱人了。四川腹地有人口，有粮食，有城镇，往成都平原靠近，好像比继续钻雪山、过草地强得多。
这正是最容易骗人的地方。
红军那时最缺的，不只是粮食。是落脚点，是战略空间，是能不能活下去的一条路。
四川盆地像一只碗。碗底肥，碗沿高。成都平原确实富庶，可从川西北往南压过去，越靠近平原，国民党方面和川军的反应越快。
红军可以翻山，可以钻林子，可以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可一旦进入平原边缘，机动优势就被削掉一半。
路好走了，敌人的路也好走了。
这就是刀口。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地点在懋功北部，两支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向，第一次被郑重摆上台面。
中央的判断很清楚：红军不能在川康边地打转，更不能往南退。南下不是单纯换一块地盘，而是把队伍带向敌军容易合围、政治上远离抗日前沿的方向。
张国焘起初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可会后不久，他又以给养困难等理由拖延，主张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甚至提出组织和指挥权问题。
话听起来是商量路线，骨子里已经不只是路线。
他没有说话。
地图上的北方也并不好看。
松潘、毛儿盖、草地、甘南，这些地名连在一起，像一道又一道关口。草地缺粮，雪山缺氧，沼泽能吞人。红军要从那里过去，等于拿脚掌去试命。
可北上有一个南下没有的东西：方向。
往北，能靠近陕甘，能同西北革命力量联系，能把抗日民族救亡的大势接起来。往南，纵然一时靠近成都平原，也会被压在川康一隅，越打越被动。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重申北上，提出向陕甘边界发展。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右路军准备北上，左路军却迟迟不动。九月，局势一下紧张起来。中央在巴西地区作出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召开，北上的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那支队伍人数已经不多，却把方向定住了。
十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来在吴起镇召开会议，确定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斗争。
北上那条路，苦得要命，却走通了。
南下那条路，很快露出真面目。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先有一些胜利。绥靖、崇化、丹巴、懋功一带的战斗，给了他一个错觉：南下能打出局面。
可红军真正要碰的，是川军死守川西平原门户的决心。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百丈关战役打响。
百丈关不是一个随便可绕的小点。它卡在通向川西平原的重要位置上。红四方面军投入主力，与川军激战。川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兵力集中，火力压上来，飞机大炮也参加进攻。
七天七夜。
红军打得极苦，伤亡将士一万五千余人。这场仗没有形成红军需要的歼灭战，缴获少，消耗大。南下部队的锐气，被硬生生磨掉一截。
徐向前后来回顾百丈关，提到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战役选择也有失当之处。
这句话分量很重。
因为它说明，南下不是“差一点成功”。南下的问题，在路线一开始就埋着：敌人知道你要进平原，就能守住门户；你越往富庶处走，越要同地方军主力硬碰硬；你越想取得补给，越被迫打消耗战。
红军最怕的，正是这种仗。
北上过草地，是和天斗。南下打百丈关，是和准备好的敌军主力硬拼。
前一种会死人，后一种会把整支队伍拖进无底洞。
这就是“绝路”的真正意思。
它不是说南边没有山路，也不是说成都平原没有粮食。它说的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地理条件和战略前途看，南下会让红军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让主力陷在川康边境，让敌军一步步压缩空间。
南下之后，红四方面军损失严重。到一九三六年，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令、朱德等同志的坚持以及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的形势下，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随后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胜负早已写在路上。
一边是看起来好走的南路，进了平原边缘，敌军几路压来；一边是看起来最难的北路，穿过草地雪山，最后落到陕北。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一带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风从黄土塬上吹过去，队伍停下脚步，枪还背在肩上，脚下终于不再是回头路！
参考资料：
一、人民网：《南下还是北上，决定革命前途的关键之争》
二、人民网：《解码长征：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三、人民网：《长征·光辉历程：两河口会议》
四、人民网：《哪次战役失利宣告张国焘分裂中央私自南下路线失败》
五、中国军网：《红四方面军发展历程中的七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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