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泉院士获此殊荣。
在锂电池几乎渗透日常每一个角落的今天，陈立泉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他和他推动的技术，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设施。
回顾他的研究生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1976年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的访学经历。这段海外经历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科研轨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锂电池产业的走向。
36岁的“冒险”：从晶体生长到固态电池
在36岁之前，陈立泉的主攻方向是晶体生长，这是一条稳妥且已有积累的学术路径。
1976年，他被派往德国马普固体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在一次公众开放日上，一枚不起眼的“扣子大小的电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用氮化锂做成的固态电池，当时的设想是未来可能用于驱动汽车。
彼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电动汽车更是鲜有耳闻。对一个36岁的研究者而言，放弃已有积累、转入一个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的新兴领域，无异于一场冒险。
但陈立泉几乎没有犹豫。他立刻向国内的中科院物理所写信，请示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
高效“换挡”：一年多时间，4篇论文
得到批准后，陈立泉并没有因为转行而打乱原有的工作节奏。按照德国导师的要求，他原本计划用一年完成的晶体生长研究任务，最终只用了5个月就高效完成。此后，他将所有剩余时间投入到固态离子学的研究中。
访学仅一年多，他连续发表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框架。
1978年，他带着新的研究方向回国。
从废弃鸡舍到中国第一块锂电池
回国后的条件并不乐观。陈立泉和团队的实验室是由废弃鸡舍改建的平房，屋内甚至还有一根电线杆，下雨时雨水顺着杆子往下漏。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立下军令状：三年在国内站住脚，再用三年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约3年时间，他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发表30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站稳脚跟。
1988年，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但由于当时材料体系、电芯设计和制造工艺均不成熟，短期内无法商业化。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
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这个消息对陈立泉触动极大。
他迅速调整策略，采取双线并行的思路：
一条线：从相对成熟的液态锂离子电池技术切入，实现追赶和超越；
另一条线：坚持全固态电池的长期研发，为下一阶段产业转型做技术储备。
1996年，中国第一只锂离子电池诞生，经中科院专家鉴定，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只是科学家，更是产业推动者
陈立泉很早就意识到，锂电池的竞争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他亲自推动成立了宁德新能源和宁德时代，并长期担任技术顾问，提供关键的战略支持。如今，这两家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和消费类电池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他还孵化了星恒电源、北京卫蓝新能源、天目先导、中科海钠等一批企业，覆盖从轻型车电池到固态电池、从硅碳负极到钠离子电池的完整产业版图。中科院物理所电池研究团队，也因此被业界称为中国锂电池人才的“黄埔军校”。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和产能跃居全球第一。
访学的意义：不只是“镀金”
陈立泉的经历并非孤例，但它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样本：一次高质量的海外访学，对一个研究者的影响，远不止于“发几篇论文”或“刷一段经历”。
具体而言，其价值体现在几个层面：
1. 方向的重塑
在国外高水平研究机构中，接触到的前沿课题和未公开的研究动态，往往能帮助研究者跳出原有框架，找到更具潜力的方向。陈立泉正是因为亲眼看到了那块固态电池，才果断切换了赛道。
2. 资源的获取
世界一流实验室的先进设备、实验条件和研究方法，能够显著缩短从想法到验证的周期。这些资源在国内往往难以获取，或处于追赶阶段。
3. 视野的拓宽
与领域内顶尖学者的近距离交流，不仅是知识层面的提升，更是学术品味和判断力的长期塑造。
4. 网络的建立
与国外团队的合作关系一旦建立，后续的联合研究、国际项目申报、资源共享都会变得更为顺畅。
结语
从晶体生长到锂电之父，陈立泉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被复制的跨越。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1976年那个普通的日子，他在德国马普所看到了一枚“扣子电池”。
对于正在考虑是否出国访学、做博士后或联合培养的研究者而言，这个故事或许能提供一个参考：真正有价值的海外经历，从来不只是一段履历，而是一次重新定义研究方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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