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岁，当晚被捕，当晚遇害。
李汉俊这一生，最容易被人记住的身份，是中共一大代表。
可只写这五个字，反倒把他写小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一群从各地赶来的年轻人走进一幢石库门房子。那是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住处，也是中共一大最早开会的地方。
屋子里放着桌椅，门外是租界巡捕的眼睛。
李汉俊坐在其中。
他不是来“旁听”的。
会前，李汉俊和李达负责筹备会议；会中，他是上海代表；会场遭到搜查时，懂法语的李汉俊出面周旋，把危险挡在门口。
门关上了。
屋里的人继续开会。
这个细节不大，却能看出李汉俊在早期党史里的分量：他不是后来被补进叙事的人，而是站在建党现场的人。
更早些，他原本走的是另一条路。
李汉俊生于湖北潜江，少年赴日本留学，学的是土木工程。按茅盾后来的回忆，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
工程师这条路，安稳、体面、可预见。
可李汉俊偏偏转了身。
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不是人人熟悉的词。
李汉俊手里拿着书，一篇一篇写，一本一本译，把许多陌生概念搬到中国读者面前。
董必武后来回忆早年接触各种思潮时，说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
他称李汉俊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这句话很重。
因为董必武后来走到新中国重要领导岗位，而把他引到马克思主义门前的人，正是李汉俊。
一九二〇年前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汉俊是重要参与者之一。
他还和陈独秀等人创办《劳动界》，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早期组织发展。湖北方面，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和李汉俊的介绍、通信、讲解分不开。
一个人能把人带到路上，才难。
可李汉俊身上，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反差。
他后来因党内意见分歧、组织关系变化，离开了党组织体系。若只看这一点，很容易把他误读成“中途退场”的人。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反动势力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这时候，李汉俊没有远走。
他利用自己在湖北省政府教育厅、省党部青年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先进分子。
人数是三百多人。
这不是一句口号。
那是一张张随时可能被捕的脸，一份份可能要命的名单，一个个被从危险边缘拉回来的人。
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昌中山大学举行追悼李大钊等烈士的大会。校园里聚集了数千人，李汉俊登台讲话。
他说：“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有牺牲的决心！”
这句话半年后落到他自己身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桂系军阀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等罪名逮捕李汉俊。
没有审讯。
当晚九时，李汉俊被秘密杀害。
三十七岁。
同样是一大代表，董必武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李达后来重新入党，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在理论界有很高地位。
李汉俊若能活到一九四九年后，凭他建党筹备者、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董必武“老师”这些资历，位置不会轻。
可历史没有给他这二十二年。
他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那么响。
直到一九五二年，毛主席亲笔签发编号为零零一一号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纸很薄。
分量很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武汉寒意正深，三十七岁的李汉俊没有再走出来。
他曾把马克思主义讲给别人听，最后把那句“牺牲的决心”，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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