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在科学与技术板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大型人工智能实验室纷纷招聘如此多的哲学家》（Why big AI labs are hiring so many philosophers）的文章。文章以笛卡尔的拉丁文格言“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将文章的引题定为“Computo, ergo sum”（我算故我在），揭示出人工智能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出人意料的人才结构变革，科技巨头开始大规模延揽哲学专业人才，相关领域毕业生的就业表现已超过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
笛卡尔首次将“思”与“在”明确分离，建立了以主体意识为起点的认识论框架。他提出的“心灵是一台在脑中工作的机器”这一思辨传统，为后世所有关于思维、认知、自我意识与存在本质的探讨提供了最根本的问题域。换言之，人类对“何谓思考”“何谓存在”的追问，其现代形态皆可追溯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所以“我算故我在”，绝非单纯的文字游戏。这一化用，是以笛卡尔所确立的哲学根基作为对话对象，试图在人工智能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的当下，重新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如果“思”可以被“算”所替代，那么“在”将如何被定义？文章作者更深一层的思考是借这一引言，用传统人文哲思锚定全新的技术现实：让笛卡尔的心灵哲学体系与当代算法逻辑展开跨越400年的对话，以此重新界定运算、思考与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完成古典哲学在AI算力时代的价值重塑与范式革新。
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2024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philosophy majors）的失业率为5.1%，而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computer science majors）的失业率则为7.0%。《经济学人》援引该数据指出，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正是被人工智能公司直接招募。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表示，许多本专业的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已经收到了工作邀请。弗洛里迪用“大出血”（haemorrhaging）一词来形容当前哲学界人才向产业界流动的规模。
弗洛里迪教授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领域的奠基人，也是数字伦理研究的重要阐释者。他于2023年加入耶鲁大学并担任该校数字伦理中心主任，此前他曾任牛津大学信息哲学与伦理学教授。
科技产业为何开始重视哲学？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日益强大，其所带来的问题已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延伸到逻辑、伦理与价值判断领域。哲学家之所以受到AI公司青睐，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帮助开发具有更强推理能力的模型——哲学专业学生接受的是推理逻辑（inferential reasoning）和逻辑学训练，这对构建AI研究者所称的“长链推理”（longer chains of thought）大有裨益。但更重要的领域在于如何让AI模型更加安全，随着模型能力急剧增强，这一问题已成为各大实验室的核心关切。
哲学方法论在AI训练中的具体应用还表现在，当前许多AI模型存在“阿谀奉承”（迎合用户）的倾向，同时也面临过度自信和编造内容（即“AI幻觉”，hallucination）等棘手问题。研究人员正从古希腊哲学中汲取灵感——柏拉图在古籍中记载的“苏格拉底教学法”（The Socratic method），即通过假装无知和循序渐进的提问来澄清含义、发现矛盾并揭示深层影响，被应用于AI模型的训练。
在伦理框架的选择上，AI公司内部存在不同哲学流派的交锋：Anthropic公司的Claude模型极度强调“诚实”（honesty），这体现了义务论（deontological）的哲学结构——模型被设定了某些绝对不能违反的原则，例如不能说任何不真实的话。与之相对的另一学派是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这是一种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变体，其核心理念是权衡行为所产生的整体后果，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电车悖论为例：当事故不可避免时，车辆必须迅速判断以何种方式碰撞造成的悲剧最小——是撞向一个人还是撞向一家五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后果主义决策。
在具体的企业实践层面，各大AI实验室已将哲学从外部顾问角色提升为核心研发职能。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在这方面布局较早。据报道，DeepMind的资深哲学家加布里埃尔（Iason Gabriel）表示，近年来AI“胡编乱造”现象逐渐减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哲学思辨与工程实践的跨学科协作。
加布里埃尔在加入DeepMind之前曾在牛津大学教授道德与政治哲学，并在联合国工作过。他于2017年入职DeepMind，当时AI作为具有道德责任的代理主体这一概念仍十分遥远。如今，加布里埃尔领导着DeepMind的“人性、伦理与对齐研究团队”（Humanity, Ethics and Alignment Research Team, HEART），专注于AI价值对齐、分配正义、语言伦理和人权等议题。
2026年4月，DeepMind正式聘请剑桥大学学者亨利·谢夫林（Henry Shevlin）担任全职“哲学家”（Philosopher）岗位。
谢夫林的研究方向为机器意识（machine consciousness）、人机关系（human-AI relationships）以及通用人工智能（AGI）就绪状态（readiness，或准备度）。这一岗位设置标志着大型AI实验室已将哲学思考直接纳入核心研发流程。
而Anthropic则在哲学嵌入AI模型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聘请哲学家阿斯克尔（Amanda Askell）担任驻场哲学家（in-house philosopher）。
阿斯克尔为Claude模型撰写了一份被称为“宪法”（constitution）的文件——在公司内部，这份文件也被称为“灵魂文件”（soul doc）。据The Verge报道，这份文件详细阐述了“Anthropic对模型价值观和行为的意图”。Vox的报道指出，阿斯克尔撰写了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用来告诉Claude应当具备何种“人格”。据NPR报道，哲学家在AI公司中实际上处于相当高的层级——他们撰写这些“宪法”，撰写谷歌所称的“AI原则”（AI Principles），从根本上塑造着这些模型的开发方式。
十年前，人文与艺术专业的学生常被告诫：“学会编程”（learn to code）必不可少。而如今，反倒是程序员开始焦虑自己的工作是否会被AI取代。此外，这一趋势还面临更深一层的张力：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等不同哲学流派，正在争夺AI伦理框架的主导地位。随着各国立法者对AI监管的压力日益增加，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紧迫。
事实上，AI科技企业大举招募哲学家不是单纯的“伦理洗白”（ethics-washing）。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等法规的相继出台，AI企业面临日益严格的合规要求。模型自身的逻辑漏洞、安全风险和价值对齐问题，已非纯粹的工程技术所能解决。而哲学训练所培养的批判性思维、逻辑分析能力和伦理判断力，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研发中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
来源｜学讯综合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4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统计报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The New York Times、The Verge、Vox、Futuris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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