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独立，也认同应当把它作为民主制度的支柱加以强化。但如果哥伦比亚想走出60多年游击队与准军事冲突留下的阴影，就需要一个真正运转、而不是被政治工具化的司法体系。几乎总是在选举时期前后，阿尔瓦罗·乌里韦及其家人都会因少数司法行为人的裁决而遭受难以挽回的伤害，而这些裁决本身又留下了深刻疑点。
在圣地亚哥·乌里韦一案中，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维持原判，判处其28年3个月监禁，不得缓刑，罪名是加重情节的共谋犯罪和加重情节的杀人罪。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成立的依据，是法院将“共谋犯罪”认定为反人类罪，因此不受追诉时效限制，而无论是哥伦比亚立法机关还是《罗马规约》，都从未赋予这一罪名这样的性质。
不过，这一裁决并非一致通过。持不同意见的法官指出，共谋犯罪本身不能被视为反人类罪，而且该项指控实际上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卡洛斯·梅内塞斯的证词被采信。此人已因杀人罪被定罪并承认犯罪，而一审法官曾在其证词中发现30多处严重矛盾，其中包括他声称曾在某一日期见过圣地亚哥·乌里韦，但后来证实，当时圣地亚哥·乌里韦人在马尼萨莱斯。
亚历山大·阿马亚则当庭承认，他对圣地亚哥·乌里韦及其被指控行为并无直接了解。欧尼西奥·皮内达也获准作证，其证词同样被采信，尽管他有精神病史，而且他的妻子在其陈述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相反说法。
这并不是一项“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而更像是一种牵强解释，目的是避免案件因超过法定期限而终止，所依赖的又是3名备受质疑的证人。归根结底，在所谓案发距今约35年、距离追诉时效届满仅剩14天之际，圣地亚哥·乌里韦被定罪，但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书面证据或物证将他与该罪行联系起来。
另一边，则是哥伦比亚和平特别司法机制。该机制审理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前书记处成员及其指挥官“季莫申科”的案件。这些人策划、纵容并长期关押了超过21000名被绑架者，相关记录还显示，他们涉及杀害、强迫失踪、酷刑、残忍待遇、暴力、强迫流离失所和非人道关押条件，这些行为都构成反人类罪。
此外，他们还应对超过18677名未成年人被招募负责，其中许多人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中遭受虐待。即便如此，针对上述行为以及更多罪行，他们最终只被判处8年“恢复性劳动”和行动受限。
而在这种“行动受限”之下，“季莫申科”还曾前往西班牙访问。和平特别司法机制在对待军方和游击队时表现出偏向：对军方从严，对游击队从宽；不仅淡化其罪行，还通过遗漏帮助其洗白巨额财富。正是因为这些失衡，许多哥伦比亚人表示反对，并坚持认为：我们要司法，但不是这样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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