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31年生于兴安省，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经历过抗法、抗美和入侵柬埔寨等多场战事，1976年升任越军第325师师长，1979年3月率部增援谅山方向。
在此后与解放军长达数年的两山轮战中，他历任越军第二军区参谋长、副司令、代理司令，是渭川方面越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这样一位老兵晚年反复提及＂绝境＂两个字，重量不轻。
老山这块山地，中越两侧的叫法不同。中国云南麻栗坡一侧称老山，主峰海拔1422米；越南河宣省一侧称渭川，同属该省渭川县境内的边境山区。
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越军在山上大规模构筑坑道、堑壕和藏兵洞，把主峰变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火力据点，向中国境内村寨发射子弹和炮弹。1979年至1984年的五年间，边境一线的中国军民伤亡累计超过两百人。
1984年4月28日凌晨5时56分，随着一颗信号弹升起，昆明军区第14军40师、41师、11军31师分别对老山、者阴山一线越军阵地发起进攻。经过约五个多小时的激战，主峰被解放军收复。
从4月28日到5月16日，中方相继占领233、685、772、1030、1250、1509等一批高地。按1979年那次作战的思路，任务达成之后本应撤军。
可这一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是全线坚守，由各大军区抽调野战部队轮番赴滇参战。老山之战对长达十年之久的中越边境作战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南京、济南、兰州、北京、沈阳、成都等军区都先后在此轮战。
根据后来的统计，中方在这一战场共进行6次军级、20次师级、171次团至连级单位的轮战。对阮德辉而言，最难解的正是这个＂轮＂字。
他在回忆录里承认，中方部队打完一轮换下去休整，越军却只能靠固定的几支部队反复承受打击。
弹药、口粮、医药物资经火车集散到昆明，再由车队接力送上前线，运输链条既短又稳。越南一侧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越军的炮弹要在海防港从苏联的运输船上卸下，再经火车、汽车转运到渭川，最后由人力背负送到各高地，一名运输兵一天只能背两发炮弹上山。同一枚炮弹的到岸成本，从工厂门口到炮位，越方要比中方高出几十倍。
1984年＂7·12＂大战前夕，前线弹药紧缺到一个步兵师直接截留了河宣省军事指挥部的弹药车，事情闹得很大，最后因战事紧急不了了之。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的日子随之滑坡。
驻守河江前线的越军313师、314师、356师常年缺乏轮换，老兵带伤死守，新兵没经过完整训练就被推上阵地。
阮德辉到前线巡视时，士兵围过来问他，什么时候能吃到上级承诺的那半斤猪肉，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士兵们问完之后自己就笑了，因为饥饿、寒冷和疾病，他们的脸越来越黑。食物短缺到什么程度，从当时越军的津贴水平就能看出一二。
依据越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1980年代末，越军少将月工资约10万越南盾，折合美元约20元，普通士兵津贴不足4000盾，只相当于5公斤大米。
越军内部刊物记载，士兵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到附近老乡地里偷甘蔗、大米和橙子，前线口粮多是掺沙的褐色大米，配菜是早已过期的咸鱼。这一时期确立了中方在老山战线的火力优势。
经过1984年的对射，越南炮兵基本失去与中国炮兵进行对等炮战的勇气，若干越军指挥官尝试过反击，没有一次不是输得很惨。1984年前后，中国进口了2台＂辛柏林＂炮兵侦察雷达，其中一台被配属昆明军区炮兵仪器侦察营，用于精准锁定越军炮位。
越军炮兵刚开火，中方的反击炮弹几秒钟之内就落到发射阵地。1984年7月12日的松毛岭战斗，把这一格局钉死了。
越军投入356师、316A师及数个步兵团，试图夺回老山主要高地，越方内部称之为＂MB-84＂作战计划或＂北光计划＂。当天凌晨三点，解放军根据情报对越军潜伏区域进行了两轮精准炮击，两名越军营长当场阵亡。
天亮后越军全线冲击142、662.6等高地，迎接他们的是我军216门大口径火炮组成的多层拦阻网，当日越军仅一日死伤即达三千人。
此战之后，越军在第三次＂北光会议＂上把作战方针调整为＂游击袭扰、消耗对方有生力量＂，再未在老山组织过师级规模的主动进攻。
前线打成消耗战，后方跟着一起被拖下水。1979年越南全国人口约5300万，却长期维持一支超过百万的常备军。
为了给北部边境输血，全国青壮年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工业停摆，农业减产。反映到数据上，情况相当刺眼。
1980年代中期，越南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达到三位数，其中1986年最高达774.7%，直到1989年才降到两位数，仍高达34.7%，一直到1993年才降为5.2%。
越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1980至1988年间，越南GDP年均增速仅在2%至5%之间徘徊，还是掺过水分的数据。1985年，联合国将越南列入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
曾经号称＂东南亚米仓＂的越南，此时不得不进口大米，城市居民一度靠粮票配给过日子。越南在国际上也陷入孤立，因入侵柬埔寨受到东盟多数国家的孤立，美国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直到1994年才逐步解除。
1980年代中期，苏联自身经济衰退，对越南的援助从70年代的每年数亿美元逐步减少，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彻底失去了这个关键支持者。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决定推行＂革新开放＂（Doi Moi），启动经济体制改革。
1989年10月，中国军队全部从渭川县所占地区撤离，5年边境战斗告一段落，成都军区将老山战场作战指挥权移交云南省军区之后，就没有再进行轮战。1993年4月1日，老山战役正式结束。
回过头去看，这场持续近十年的边境消耗，越军并未拿回一寸失地。阮德辉在《渭川战争回忆录》里承认，中方以有限规模的兵力，在渭川这样一个纵深不大的山地战场持续保持军事压力，使越南被迫在北部长期维持庞大兵力，无法把资源转向经济恢复。
他晚年在越南国内的公开研讨中重申，这是一次军事、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教训。越南现行的十二年级历史教科书，关于1979年的战争只有短短两页，对结果的描述只有一句＂中国军队占领了一些边界城镇后于三月撤军＂，没有损失数字，也没有平民伤亡的记录。
而据越南经济学者的整理，越北高平、谅山、锦阳、老街等重镇战后一度基础设施尽毁，其中中国援建的部分占比高达七成以上。时至2026年7月，中越两国边境早已划定并勘界完毕，双方在互联互通、贸易往来上进入新的阶段。
2023年，越南政府发布《2030年北部山区发展规划》，计划投资120亿美元用于越北六省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含四条高速公路从河内通往中国云南和广西、三条铁路对接中国泛亚铁路网。当年打得最凶的渭川县，如今是边贸口岸和跨境物流的枢纽之一。
阮德辉在书稿里没有煽情，也没有大段控诉，留下的多是数字、日期和事件本身。可就是这些数字，比任何形容都更能说明当年的困局。
一个五千余万人口的国家，扛了近十年的不对称消耗战，付出的是粮票、通胀率和一整代人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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