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个史官世家的“宿命”
公元前145年，黄河岸边的龙门（今陕西韩城），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叫司马迁。
没人想到，这个在河山之阳“耕牧”长大的孩子，日后会用一支笔，撑起一个民族的记忆。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这是一个掌管天文、历法、史册的官职，品阶不高，却承载着记录天下兴衰的使命。司马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临终前，司马谈紧紧抓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俯首流涕，许下了一个承诺：“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为了这个承诺，他搭上了一辈子。
0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的成长轨迹，堪称“别人家的孩子”——十岁就能诵读古文，拜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但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二十岁那年的“壮游”。
他南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访大禹的洞穴；泛舟沅江、湘江，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地讲学，在邹峄之乡习射。他走遍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搜集民间口口相传的史事。
后来他又奉命出使巴蜀以南，足迹遍及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这些经历，让他不只是坐在书斋里抄史料，而是用脚丈量历史，用眼睛看见真实。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翻阅宫中藏书——那些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幸存的皇家典籍。公元前104年，太初历颁布，司马迁正式提笔，开始写作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书。
那一年，他42岁。
03 一句真话，换来一刀
书才写了不到五年，飞来横祸。
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被八万骑兵包围，血战八昼夜，斩杀万余敌人，最终弹尽粮绝，兵败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察言观色，一改往日对李陵的赞誉，纷纷指责。
只有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说：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无数，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投降，恐怕是权宜之计，是想找机会报效汉室。
他说的全是实话。
但实话，有时候是要命的。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借李陵之事讽刺外戚李广利（武帝宠妃的哥哥）救援不力，一怒之下将他打入大牢，判了死刑。
按汉律，死刑可以减免——要么交五十万钱赎罪，要么接受宫刑。
司马迁没钱。
他面临着两个选择：死，或者，做一个不完整的男人。
04 比死更难的，是活着
在那个年代，宫刑是奇耻大辱。受刑之人被视为家族的污点，受尽亲友鄙视。
司马迁绝望了，他想到了死。
可是，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些写了一半的竹简——那是父亲临终的嘱托，是他二十年来走遍天下的心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毕生志向。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那些在巨大屈辱后留下不朽作品的人。
于是，他选择了活。
他选择了那最屈辱的一种活法。
在《报任安书》中，他写下了那句传诵千古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的选择是：让这部书重于泰山，让自己轻于鸿毛。
05 用血泪写成的“绝唱”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继续撰写那部未完成的书。
他把所有的屈辱、愤怒、不甘、悲悯，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
他写帝王将相，也写刺客游侠；写王侯功业，也写商贾平民。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十二本纪记帝王，三十世家记诸侯，七十列传记人物，十表列世系，八书记典制。
他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此后的二十四史，无一不遵循这个体例。
更难得的是，他“不虚美，不隐恶”。他写刘邦的流氓气，写项羽的刚愎自用，写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他把项羽——一个失败者——写进本纪；把陈涉——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写进世家。他写《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写《匈奴列传》，为“敌人”立传。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司马迁用一支笔，守住了史家的骨气。
公元前91年，《史记》终于完成。第二年，司马迁去世。
06 两千年的回响
两千多年来，无数人读《史记》，无数人评《史记》。
东汉班固赞它“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南宋郑樵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书。”鲁迅先生给了八个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没有活过汉武帝，但《史记》活过了两千年。
他失去了做男人的资格，却让整个民族找到了自己的根。
他受尽屈辱，却让后人读到了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历史。
那个在暗夜里咬着牙写完最后一个字的人，大概永远不会想到——他写在竹简上的那些字，会成为这个民族最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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