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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耿同学

本文综合财新、潇湘晨报网、新华社、上观新闻等

学术圈再度巨震。近日,被网友戏称为“学术界最严厉的父亲”的科学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再次发布视频,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徐瑞华院士团队多篇论文存在图片复用,且存在跨论文跨时间复用的情况,这些影像有可能来自同一第三方论文工厂的素材库。目前,校方和工程院暂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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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学”再曝光:新晋院士团队论文图片复用 疑涉论文工厂

7月14日,自媒体科学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指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瑞华相关团队论文存在图片复用情况,且不仅单篇论文内复用,还出现跨时间线论文图片复用,疑似涉及论文工厂

徐瑞华是肿瘤内科专家,长期担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及附属肿瘤医院院长,202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3年6月徐瑞华团队在期刊《血液学与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上发表论文《L1cam促进胃癌肿瘤进展和转移,是胃癌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根据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上放出的图片和镜像翻转视频比对,该文图6A等位置的蛋白质免疫印迹条带,经镜像翻转后,不仅整体轮廓与条带位置完全重合,连图像上细微的白色噪点、背景瑕疵也高度一致。

这种“噪点级”匹配极难用偶然误放、扫描误差或正常实验重复来解释,因为真实独立实验的背景噪声模式几乎不可能如此精确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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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耿同学讲故事”

“耿同学”也在其视频中完整展示了比对过程,并补充了细胞系问题,比如使用的BGC-823、SGC-7901已被Cellosaurus等数据库确认存在HeLa污染,属问题细胞系。

与此同时,这篇论文中的其他图片又出现了跨论文、跨时间复用的情况。这些论文时间跨度约9年,涉及985高校的多个独立课题组

关键证据显示,多组蛋白质免疫印迹条带、细胞实验或相关影像被重复使用,但论文中却被标注为展示不同实验条件、不同处理组或不同细胞系/干预下的结果。部分影像在跨校复用时几乎未做实质性修改,或仅做简单旋转、翻转或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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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过去了,官方依然沉默,只剩网友在评论区追问

今年4月9日至5月12日,短短33天之内,“耿同学”接连举报约十位拥有“长江学者”“杰青”“院长”等头衔的学者论文造假。包括: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杰青”王平、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杰青”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杰青”康铁邦、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杰青”邝栋明、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杰青”苏佳灿等。

目前,同济大学王平、南开大学陈佺、中山大学康铁邦、邝栋明这四人已经被免职处理

5月25日,“耿同学”受访时透露,由于家人反对,他表示将“放缓节奏”,但仍计划一个月发布一次打假视频,“让警钟长鸣”。不过,从5月28日开始,其社媒账号已被永久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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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官网上的徐瑞华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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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官网上的徐瑞华简历

针对“耿同学”7月14日的曝光,中山大学校方和中国工程院暂未回应。目前,在中山大学、中国工程院官网,徐瑞华的简历仍可正常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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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号截图

不过,在社交媒体上,此事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实名认证视频号“中山大学”2025年11月21日发布的一则徐瑞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视频新闻留言区,大量网友在追问“论文怎么说”、“论文咋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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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学”打假,值得深思的是什么?

科研是一个高度依赖诚信和自律的体系。有业内人士直言,“耿同学”今年大批量曝光的造假套路,不过是表象。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并不隐蔽的疑点,为何会等到圈外人士推动才被发现?

首先是挂名的风气。受访科研人员说,“长江学者”“杰青”等头衔往往伴随行政职务的跃升,不少人的精力转向行政管理,投入一线科研的时间锐减。但为了维持头衔,甚至进一步往上走,他们会选择摘取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

一位近期发表了顶刊论文的研究人员坦言,越是“大咖”,越容易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失察失管,“他们太忙了,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其次,高校院所是否会对论文进行审查?一位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自身经历举例,科研处多数情况下只承担“备查”职能,而非实质性审查。“课题组整理好论文相关数据交到科研处备查,学术诚信主要依赖课题组自律。”他说,与此同时,论文数量庞大、涉及专业广泛,靠科研处全部审查也并不现实。

其三,评价导向“多多益善”,失信成本有待提升。“很多高校院所没有主动查处学术不端的动力。”多位受访人士指出,顶刊论文等数量指标,是个人申请“帽子”和待遇所需的业绩,也是高校院所学科评估和各类排名的重要参考。当鼓励产出成为硬任务,质量把关却靠软约束,学术诚信的防线便形同虚设。

此外,一位长期与期刊合作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表示,一些期刊编辑存在被公关、专业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期刊层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

在记者采访的近十位受访者看来,虽然此次学术打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种个案式纠错难以持续。只有从制度层面系统性推进,才能提升科研诚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