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曾经看过一本新出的美国历史，为此感慨：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去写他所看到的这段历史，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重新写一遍历史，加入他们想加的内容，比如加入阶级斗争，加入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加入非洲裔，加入女性的觉醒。
现在这股风潮进入到了哲学史界。《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与著作》，它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太太们与著作》。葛德文的太太和战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密尔的太太和战友——哈丽雅特·密尔、西季威克的太太和战友埃莉诺·米尔德里德·西季威克……《幸福哲学家》这本书告诉我们，巨擘的太太们为功利主义哲学做出了什么贡献。
这部巨著可以视为是功利主义四巨头——葛德文、边沁、密尔和西季威克个人学术传记的合订本，每一部分自成体系，完全独立。当然，放在一起是更宏大的主题：功利主义哲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帝国的发展处境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它将启蒙主义理念落实在实践之上：关于人性实践、理性实践、幸福的实践——我们称为普世价值的那部分内容是如何展开的。
因为太太们的参与，我们有了更多的有异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考察视角，以及，哲学圈八卦。
经“金城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节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爱的理由
在动荡的时代下，葛德文的爱情生活也并不平静。
在1791年的一次晚宴上，他遇到了一生挚爱沃斯通克拉夫特。实际上，他本来是想与潘恩交谈，可惜潘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谈，后来这场谈话转而由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导。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有《人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对柏克做出了直接的回应）和《女权辩护》，其中，《女权辩护》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的经典奠基之作，这本书振聋发聩地指出，女性是理性的存在，而非充当装饰品的玩偶，应当享有完全的平等。用她的话来说：
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我的主要论点将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之上：若教育不能使得女性做好成为男性伴侣的准备，那么对她的教育只会阻碍知识和美德的发展——因为真理必须为人所共有，否则，就其对一般实践的影响而言，它将是无用的。若女性不知道自己为何应当贤惠，那么又怎能指望她与人合作呢？除非她的理性因拥有自由而增强，增强到明了自身的责任，明了自身的责任与真正的善之间的关联。
在葛德文看来，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与其说是印象深刻，不如说是恼火，因为他“实际上想多听听潘恩讲话，耳朵里却总是传来她的声音”。那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养成了“凡事都往阴暗面看的习惯，并且时常发出批评之声”，而葛德文“却十分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思考”。尽管后来打过几次交道，但直到1796年1月8日海斯（Mary Hays）安排的晚宴之后，他们才擦出爱的火花。沃斯通克拉夫特目睹了法国发生的革命，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一位真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她发觉自己与葛德文关于婚姻、卢梭对女性的看法、革命正在发生的转变等有着相似的评价，葛德文仿佛是她的灵魂伴侣，是一位也相信“通过理性的施展，知识和美德自然会流动”的人。她意识到，葛德文是一位非常热心且易于共情的人。
尽管葛德文名气不小，他本人却其貌不扬。他的脑袋很大，头发稀疏，眉毛却很浓，鼻子大，腿短。他虽不是非国教派牧师，但他的穿着习惯颇似异议牧师（除了几件时髦的黄色外套外，他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穿衣方式，尽管后来他不再清瘦）。此外，作为“一个男人，他有点迟钝，不善言谈，举止还像个书呆子。像他这样一个懒得走动的独身主义者，几乎没有过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类似的、对于爱情与世界的体悟”。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个子中等偏上，比例匀称；她的体型丰满，头发和眼睛都是棕色的，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她总是神采奕奕，令人印象深刻；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婉转动听”。葛德文后来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她：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被赋予了最细腻、美妙的情绪感知力，他们的心灵似乎太过细腻，以至于无法面对世事的沧桑，对他们来说，快乐是生命的底色，而失望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很好地描绘了这一类人。在这方面，玛丽就是一个女版的维特……她的个性似乎会随着命运的变化而改变。她的悲伤与沮丧都被忘却，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轻人般纯真而有活力的头脑。她就像一条俯在岩石上的蛇，褪去旧皮囊之后，再次焕发出了属于其一生最快乐时期的光彩、洁净和生机活力。她古灵精怪，充满自信，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容光焕发的她声音也欢快了起来，性情愈发温柔，每天都带着温和且迷人的微笑，每个认识她的人都清楚地记得，这样的笑容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喜爱。
她曾多次公然挑战传统，拒绝步人婚姻殿堂，却与已婚画家富塞利（Henry Fuseli）和美国激进分子伊姆菜（Gilbert Imlay）发生婚外情，并与后者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范妮（Fanny）。由于与伊姆莱的关系恶化，她曾两次试图自杀。在一月的那次晚宴之后，葛德文逐渐对沃斯通克拉夫特产生了好感，这与她的书《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Norway，and Denmark）有一些关系。在四月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主动拜访了葛德文，葛德文在那时接受了她的求爱。当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正在努力摆脱与伊姆莱的关系；葛德文也做好了迎接未知生活的准备。伍尔夫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动和葛德文的包容有过令人难忘的描述：
正是在这场危机中，她再次见到了葛德文，一个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在法国大革命使萨默斯镇的年轻人认为一个新世界正要诞生时，她遇见了他——然而，这只是委婉的说法，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葛德文的再遇实际上是因为她的主动拜访。这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吗？街道上的鲜血、耳边响起的愤怒人群的呼喊，是使得她穿上斗篷去萨默斯镇拜访葛德文，还是在贾德街西等着葛德文来找她，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怎样奇异的人生剧变才能催生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男人，他是如此之古怪，他既吝啬又宽容，既冷漠又深情——因为若是没有非凡的心灵深度，他对妻子的回忆录是不可能写就的——他认为他妻子做得没错，葛德文尊重玛丽，因为她蔑视束缚女性生活的愚蠢习俗？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葛德文都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
对于葛德文诗意的求爱，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应道：“此外，我想提醒你，当你用诗化的语言给我写信时，不要选择最简单的工作，诉说我有多完美，而是要专注于你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就是说，让我鸟瞰你的内心世界。”后来，她搬到了萨默斯镇——葛德文的居住地。到了七月，葛德文开始写道：“我爱你丰富的想象力，爱你贪吃的嘴脸，爱你勾人的眼神，总之，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大名鼎鼎的玛丽那迷人的全部。”与从前为正义声辩一样，葛德文饱含激情地宣称：“我将用我那激昂的声调、有力的重音、会说话的双眼（透过我的眼镜），以及那汹涌的激情向你示爱……我的爱意如此澎湃，宛若朱庇特对塞墨勒的爱，热烈到将她化为灰烬。”到了八月中旬，他们开始在肉体上结合，尽管这种结合始终与精神上的交融难解难分，毕竟他们都认为感官上的吸引应该出现在精神上的共鸣之后。到了九月，沃斯通克拉夫特给葛德文写信说：
我确信，今天早上，你不仅在我的心里，而且在我的身体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背向你——可是你老是缠着我，你的眼神、情话或爱抚使我浑身震颤——是的，就在我努力想些什么（如果不是在想某个人的话）的时候。快走开，入侵者！尽管我不得不加上“亲爱的”（真是欲迎还拒啊）。
当内心和理智相结合，我发现，即使一个女人竭尽全力，也无法逃避原始的欲望——哲学家能做到更多吗？
事实上，很显然，他们的关系为葛德文提供了低级快乐和高级快乐交融的体验，而在此之前他只是基于理论做过一些十分抽象的研究。沃德尔精辟地解释道：“在结合的过程之中，双方都变得更强大、更完善；他们都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满足——对玛丽来说，这是她长期寻求却从未获得的满足，而对葛德文来说，这种满足甚至是他未曾知晓的。”葛德文对英奇博尔德（Elizabeth Inchbald，葛德文深爱的一位女士）和奥尔德森（Amelia Alderson）等文豪们温和而儒雅的示好，与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间的完全不一样。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喜欢阅读彼此的草稿，指出对方的问题再赔礼道歉，他们成天交换小纸条，工作时爱待在各自的住所，到了夜晚再迫不及待地见面。女儿范妮对葛德文也十分崇拜，称呼他为“男子汉”。有这样一个平等、友善、在工作上合拍的伴侣，葛德文才第一次体验到了家庭生活的真正乐趣。
但一切还是发生得太快了。1796年底，沃斯通克拉夫特怀孕了——“葛德文的‘碰运气式’避孕，似乎算是一种安全期避孕法，但它显然还是失败了”。尽管她表示，“我可以独自承担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想让任何人卷入其中”。但葛德文确实和她设想的一样，在内心深处是一个无比“温柔体贴的人”，他当然打算支持她。事实上，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也发现自己想要并且需要这种支持，所以她提议二人结婚。他俩显然认为，与再诞下一个非婚生子所带来的污蔑和排挤相比，因结婚而受到的攻击或许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1797年3月29日，他们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正式步入了“所有垄断中最可恶的”婚姻，这场婚礼只有一个见证人/来宾，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彼此都不需要说出那些发誓遵守什么承诺的话。
他们终于一起住进了名为“多边形”（The Polygon）的住宅区的29号房子里，现在，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友人们解释，并让自己免受敌人们的攻击。两位伟大的婚姻制度反对者之间的婚姻是多么可笑啊！葛德文的女性朋友奥尔德森不断地攻击他们，奥尔德森写道：“嘿！崇高的理论将多么迷人啊，如果人们真能做到的话！”他写信给托马斯·韦奇伍德（Thomas Wedgwood）——著名陶器制造商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儿子，葛德文的狂热追随者之一——说道：
我的“政治正义”观是，两个异性之间产生某种程度的偏爱并没有错，错的是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婚姻制度。我仍坚持认为，只有出于对个人幸福的考量（我无权抨击这种考量），才会促使我屈服于一个我也希望废除的制度，不仅如此，我还要建议我的同胞们，除非是经过了极其审慎的考虑，否则永远也不要付诸实践。在做了让自己感到安宁和体面所必需的事情之后，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多余的束缚，仪式举行之后的我与仪式之前的那个我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马歇尔所言：“一般的道德准则必须向眼前的特殊情况低头，这至少没有违背《政治正义论》的原则。此外，正如葛德文对另一位通信者说的那样，他每天都在遵守着那些他希望废除的制度和习俗。他补充说，道德，‘不过是在一种恶与另一种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必须在社会和个人，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做出决断’。”
在这个层面上，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女版葛德文（沃斯通克拉夫特给自己取的外号）都能很好地应对。对他们来说，在争吵中相互让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也确实有着许多支持者，包括葛德文的母亲，她一直支持着葛德文，直到1809年离世（也就是在葛德文父亲1772年离世的多年之后）。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深深地爱着彼此。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偶尔也会因为一些古怪的事情而感到嫉妒，又或是因为一些零碎的事情而与葛德文争吵不休，但他们真的融入了彼此的生命，难解难分。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说过，“在家中，只要丈夫不是一个‘木头人’，那么他就还有点儿用”。在政治和哲学上，他们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许多人眼中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是，随着他们的女儿玛丽在助产士的陪同下于8月30日深夜出生，情况突然变得复杂起来，难以应对的他们不得不请来医生，将破碎的胎盘一块一块地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身体里取出，这个过程相当痛苦与血腥。他们的孩子状况良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开始也恢复得不错，然而，没过多久她就患上了严重的败血症。9月10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她去世了，她将自己的最后一句话献给了葛德文：“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好的人。”
葛德文痛彻心扉，他怀疑自己“再也不会感受到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安葬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地，但葛德文由于忧思过度，甚至无法参加葬礼。他的悲痛是真切的：
葛德文先是把所有的书和文件都搬到了他亡妻的房间里，并把奥派（John Opie）为她绘制的肖像挂在书房中，直至他四十年后去世。他决定照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范妮和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并把她们都接回了自己家中。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病期间，范妮和新生儿都一直由雷弗利（Maria Reveley）照顾。琼斯（Louisa Jones）是葛德文姐姐的朋友，她来葛德文家中帮忙，很快也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葛德文变得不爱出门。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霍克罗夫特、芬威克夫妇和玛丽亚·雷维）常来探望他，但他们都无法驱散他的沮丧与焦虑。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的七周之后，他写信给她的一个朋友，说自己曾看见“一束光点亮了我的生活，却使得剩下的日子显得更加黯淡，说得更真切一点的话就是，显得毫无希望”。
葛德文重温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并开始为她撰写传记，这部作品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政治正义论》和《凯莱布·威廉姆斯历险记》更为出色。这是一部发人深省、讲述真理和书写生命的作品，实际上，这部作品充分地阐述了葛德文完全成熟观点的形成过程，尽管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坦诚到令人震惊的部分——有关他对妻子的爱。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家庭生活至上者”，她对个人的情感偏好在任何重要的幸福观中所起的作用再清楚不过了。正如他在《<女权辩护>作者回忆录》（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
她非常在乎异性之间的相互偏爱，认为这是人生的主要慰藉。她的格言是：“欲望应由想象唤起，想象却不应由欲望引发。”换句话说，任何与感官满足有关的东西，在一个心灵纯洁的人身上，只应作为个人情感的结果而产生。在这方面，她对我们大多数男人的举止和习惯都有着强烈的不满。
葛德文在1797年6月10日给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信说：“你无法想象你的信使我多么欢愉。不会再有任何生灵能够和你一样说出那般完美的言辞，因为没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充分地感受到那般柔软的情感——毕竟那是专属于你的哲学，必须承认的是，有人对我们幸福的关注甚至与其对自身幸福的关注别无二致，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可以说，我们都很愿意增强感受力。”
一些评论家（其中也有部分持有女性主义立场）坚持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葛德文的影响被夸大了，在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之前，葛德文就在1796年出版的《政治正义论》第二版之中，表明自己意图成为一位致力于“心灵文化”的“有血有肉的人”。据说，葛德文的这种感受力在《凯莱布·威廉姆斯历险记》的最后几章之中也有所体现。对休谟《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仔细阅读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此次阅读为葛德文的功利主义形式抹上了更为浓烈的快乐主义色彩，使之更能理解情感的重要性（再次强调，在《政治正义论》的第二版中，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休谟对情感、人类有限的同情范围，以及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的论述，虽然没有使得葛德文放弃他的理性利他主义，却让他更能理解情感偏好和代词“我的”的魔力。
但是，即使这段关系不是葛德文观点转变的全部原因，毫无疑问，它也极大地推动了这种转变，并使葛德文对幸福的含义有了更多与现实世界接轨的理解。此外，不仅是《政治正义论》，在葛德文的其他作品之中，也能够感受到其方法论的明显转变，即从抽象的系统化方法转向了“不断重复的实验和实际观察”。他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但他现在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改革，与知识及文学素养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他没有诉诸宣传册或专著，而是更倾向于诉诸生活写作的方式，诉诸个人最丰富、最详尽的历史，把他们视为最有效的变革者，借其改革精神来激励人们。从卢梭的《忏悔录》（Confessions）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充满了感性色彩与自我探索精神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写作。他尤其喜欢沃斯通克拉夫特体现着这些特点的作品，这也是他更喜欢《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而非《人权辩护》《女权辩护》的原因（毕竟，他对自然权利的概念不太感兴趣）。不论原因为何，像《圣莱昂》（St. Leon）（总体来说这更像是一个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和《弗利特伍德：新感觉者》（Fleetwood，or The New Man of Feeling）这样的小说都展现了一个有所改变的葛德文。
题图来自电影《恋上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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