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1日拂晓，长江口七丫口。
日军发起猛烈进攻，几个小时后，日军占领七丫口，随即向浏河镇推进。中国军队的侧背被切断，后路受到威胁。当天晚上，蔡廷锴下令全军撤退到嘉定、南翔一线的第二道防线。
相比于一个月前，日军已经增兵到三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近百艘军舰、数百架飞机，总兵力超过十万人。
中国军队方面，十九路军加上张治中的第5军，总兵力不足五万。
从军事角度看，撤退是理智的。但从舆论角度看，很多人无法理解。既然前面打得那么好，为什么最后还是撤了？
01
1932年2月14日，日军金泽第9师团在上海登陆。师长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吉三郎，成为日军在上海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谦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和西伯利亚出兵，在军中有陆军长老之称。他给人的印象是架子大、派头足，走到哪里都要摆出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上任第二天，植田就让人分别给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原防线，后退四十里。通牒限期两天，逾期日军将采取行动。
蔡廷锴看到通牒后，拿给总指挥蒋光鼐。蒋光鼐没有回信，只说用迫击炮给这位中将送个信吧。
2月20日清晨，植田下令发动总攻。日军的战术是中央突破、两翼卷击，主攻方向指向江湾和庙行结合部，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和第5军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
植田之所以选择庙行，是因为这里地势相对平坦，适合日军的机械化作战。江湾水塘纵横，坦克和大炮难以展开，下元熊弥已经在那边栽过跟头。植田自认为比下元高明，决定避开江湾，从庙行打开缺口。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军队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
02
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半个月后，南京政府终于派来了增援。
增援部队是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这三个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训练最精良的德械部队，被称为两师一总队。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在黄埔，他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深受学生爱戴。
张治中打仗的机会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教书。但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增援上海。蒋介石只回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到达前线后，名义上归十九路军统一指挥，实际上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张治中负责左翼防线，包括江湾北端、庙行、吴淞西端。十九路军负责右翼防线，包括江湾、大场以南和上海市中心。
这种安排是老蒋的得意之笔。把中央军编入十九路军序列，既能增强战斗力，又能对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央军没有参战，这只是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不至于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
张治中带兵的方式带着浓厚的教书风格。每到一处，先安顿好士兵，自己和士兵一起吃住。他的部队里大多是黄埔学生，师生情谊深厚。在战场上，这种凝聚力转化为战斗力。
蒋介石让张治中出任第5军军长，也有自己的盘算。张治中既是保定军校出身，又是黄埔教育长，和各方势力关系都不错。由他来统领中央军精锐增援十九路军，既能安抚广东将领，又能控制这支部队的走向。老蒋当时仍然不希望中日全面开战，派兵增援是不得已而为之，掩人耳目更是重中之重。
03
1932年2月20日，庙行战役打响。
日军集中约2万人，在飞机、重炮和舰炮的掩护下，向庙行阵地发起猛攻。守军是俞济时的第88师。日军的炮火密度惊人，一两个小时内向庙行阵地倾泻了三四千发炮弹。
第88师的工事大部被毁，官兵伤亡惨重。俞济时和副师长李延年都赶到第一线督战，预备队和工兵营全部投入战斗。
2月22日凌晨，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混成第24旅团乘着大雾突入庙行镇东端和麦家宅一带，守军第264旅正副旅长均负伤，工兵营长阵亡，战线一度危急。
张治中接到战报后，立即调整部署。他命令第88师预备队向日军突入区实施反击，又调第87师一部分向庙行增援，另一部分渡河袭击日军侧背。最出人意料的一手，是命令驻守蕴藻浜北岸的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率主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攻击日军。
几乎同时，蔡廷锴命令十九路军第61师副师长张炎率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配合第5军作战。
三面夹击之下，日军阵脚大乱。
宋希濂的部队渡过蕴藻浜后，直接向日军纵深穿插。日军没有料到侧背会出现中国军队，前后受敌，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到2月22日下午，庙行前线形势完全逆转。
这一天，中国军队取得了庙行大捷。日军伤亡约3000人，是甲午战争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惨败。
战后，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场胜利是以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换来的。
庙行大捷的消息传回南京和全国，舆论一片沸腾。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上海市民自发组织慰问队，向前线运送食品和药品。全国各地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
但对日军来说，庙行惨败是一次沉重打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破产，金泽师团伤亡惨重，日军在上海的攻势再次受挫。东京军部震怒，连夜决定继续增兵。
04
宋希濂当时只有25岁，是黄埔一期生，时任第87师第261旅旅长。
开战之初，宋希濂在南京驻防。得知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多次向军政部请战，都被何应钦拒绝。宋希濂不甘心，连夜召集全旅连以上干部开会，大家一致决议再去请愿。
当晚11点，宋希濂率30多名营以上干部闯进何应钦住宅。面对这些情绪激昂的军官，何应钦最终松口，答应等第259旅从徐州调回后，优先派第261旅开赴上海。
2月11日前后，宋希濂旅奉命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这条河河面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对岸日军吃过下元熊弥强渡失败的亏，一直不敢轻易进攻。
庙行激战正酣时，张治中计划从宋希濂旅抽调一个团增援庙行。宋希濂认为，抽调一个团走陆路增援，需要四五个小时，日军轰炸机会一路尾随，等赶到时阵地可能已经失守。
他提出另一个方案。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攻击日军。
这个方案风险极大。宋希濂没有任何大雾和烟幕掩护，只能白天强渡。但风险越大，突然性也越大。
张治中采纳了这个建议。
2月22日，第261旅在蕴藻浜北岸集结。没有浮桥，没有足够船只，士兵们找来小船、木筏、门板，凡是能浮在水面上的东西都用上，分批渡河。
南岸日军完全没料到中国人会在白天强渡。等他们反应过来，第261旅的先头部队已经登上南岸，向纵深杀去。
宋希濂赶到河边时，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除了少量警戒部队，全旅大部分已经渡过河去，正向敌人纵深穿插。
这种速度和效率，来自一种信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
第261旅的侧击，直接瓦解了日军对庙行的攻势。三面夹击之下，日军不得不仓皇后撤。
05
庙行大捷后，植田谦吉连夜向东京发电，请求增援。
日本内阁意识到，上海的战事远比预想的棘手。盐泽、野村、植田三任主帅都未能打开局面，必须派出更高规格的人物。
1932年2月29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抵达上海，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这是日军在上海的第四任主帅，也是军阶最高的一位。
白川义则是日本陆军中的老牌将领，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曾任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他比植田资格更老，也更狡猾。
白川义则一到上海，就改变了战术。他不再和中国军队正面硬碰，而是利用兵力优势进行迂回包抄。
3月1日拂晓，日军第九师团在正面发起总攻，吸引中国军队主力。同时，第11师团在海军掩护下，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带强行登陆。
七丫口守军薄弱，只有一个营。日军登陆后迅速占领浮桥、茜泾等地，向浏河镇推进。
张治中急调宋希濂旅两个团驰援浏河。但部队只能依靠11辆汽车运输，每次只能运一个营。汽车在路上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许多车辆被毁，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
宋希濂率先头部队赶到茜泾时，日军已经抢先占领镇子。双方在镇内展开白刃战，反复争夺。但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中国军队处于三面围攻之中。
到3月1日下午，浏河防线全面告急。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坚守，将面临被包围歼灭的危险。
3月2日晚，蔡廷锴下令全军撤退到嘉定、南翔一线的第二道防线。
白川义则终于为日军赢了一仗。但这一仗不是靠正面击败中国军队，是靠兵力优势和迂回包抄。日军投入的总兵力已经超过10万，而中国军队不足5万，且浏河一带江防空虚。
白川义则的战术核心，是避开中国军队正面坚固的江湾、庙行防线，从侧后寻找薄弱环节。七丫口一带守备兵力单薄，正是他看准的突破口。这个老鬼子打仗不讲体面，只讲实效。登陆成功后，他没有给中国军队调整部署的时间，立即向浏河、大场方向推进，企图将中国守军压缩在狭小的包围圈内。
如果不是兵力悬殊和侧背受敌，中国军队完全有可能继续坚守。但现实没有如果。
06
中国军队撤退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市区和周边地区。
但日本发动上海战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军事压力逼迫南京政府签订停战协定，而非长期占领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国联和英美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开始谈判。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
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中国军队不能驻守，只能由保安队维持治安。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这个协定没有割地赔款，但实质上承认了日军在上海的特殊地位，也剥夺了中国的驻军权。
对蔡廷锴来说，这个协定是一次沉重打击。第十九路军用鲜血守住的上海，最后被国民政府拱手让出。
协定签订前，蔡廷锴因为煤炭中毒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他十日之内不得下床，但他哪里躺得住。前方战事虽然暂停，但日军仍占领着上海大片区域，这在他看来是军人之耻。
蒋光鼐来看他时，蔡廷锴盯着这位老上司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他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躲开了他的眼睛，说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后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说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蔡廷锴走在回营的路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在领导、同事眼里，他是一个不顾后果的狂人。但他想不明白，仗不是他挑起来的，他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停战协定签订一周后，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蔡廷锴面对黑压压的悼念人群，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对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官兵来说，这份协定来得太不是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命守住了阵地，政府却在谈判桌上把胜利的成果送了出去。
蔡廷锴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一二八抗战最大的遗憾，在于没有获得继续战斗下去的支持。
07
一二八淞沪抗战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日军，坚持了将近两个月。十九路军和第5军的官兵用鲜血证明，日本侵略者并非不可战胜。
庙行大捷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重大胜利之一。宋希濂强渡蕴藻浜的侧击，是中国军队主动求战、灵活机动的经典战例。
但个人的英勇和局部的胜利，无法弥补国家战略上的被动。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英美调停的偏向、中国军队整体实力的差距，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蔡廷锴的悲愤、张治中的无奈、宋希濂的热血，都是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撤退不是耻辱，签下不平等协定才是。
十九路军调离了上海，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五年后在卢沟桥全面爆发。
蔡廷锴后来的命运也充满波折。他因不满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参与了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才回国参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蔡廷锴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评价他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这个评价，是对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最好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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