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春，北京会场里，刘伯承把军事学院缺教员的事摆到毛主席面前。
这不是打仗时少一个团、少一门炮。
这是学校没人上课。
毛主席听完，当场点头，还笑着问他：“这个办法很好，可是，你怎么不早喊呢？”
刘伯承一时也有些无奈。
报告递过，困难说过，可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中央案头上的急事一件压着一件。军事学院的事，就这样拖住了。
他没有拍桌子。
他只是把问题又讲了一遍。
刘伯承这一辈子，最容易让人记住的，是“军神”，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淮海战场，是解放大西南。
可一九五〇年以后，他把身子转向了另一块战场。
南京。
黄埔路二号。
这里原是旧军事机构留下的院落，新中国第一所培养陆海空中高级指挥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就要从这里起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刘伯承建议并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次年一月十五日，学院正式成立，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桌上摊开的，不再是单纯的作战地图。
是校舍、教材、课程、教员名单。
这几张纸，比战场上的命令还磨人。
那时的人民军队，刚从长期战争中走出来。会打仗的干部很多，可懂现代军事理论、能系统讲授合成军队作战的人，不够。
这个缺口很硬。
刘伯承自己吃过军事教育的饭。
他早年进过重庆将弁学堂，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知道，军队不能只靠经验往前走。
经验要总结成条令。
胜仗要变成教材。
枪炮、坦克、飞机、舰艇一起上阵的战争，不能再靠老办法临场摸索。
学院开办之初，他定下一条路：以教学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
话好说，门难开。
教员从哪里来？
从华北、华东军政大学调来一些，不够；从部队里抽一些，也不够。抗美援朝打响后，前线传回来的现代战争样子，更让各部队意识到短板。
来学习的人多了。
讲课的人更少了。
刘伯承盯住了一个常人不敢碰的办法：请一批起义、投诚和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来任教。
这一步，阻力不小。
学院里不少学员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坐在课堂上，抬头一看，讲台上站着的，可能就是过去的对手。
有人心里过不去。
这不公平。
他还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也是旧军官出身。”
这句话压住了许多议论。
可旧军官那边，也不是一请就来。
陈颐鼎就是一个例子。
他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师师长，后来在鲁西南战役中成为俘虏。刘伯承看重他的军事经历和理论底子，想请他到学院任教。
陈颐鼎放不下包袱。
败军之将，去教胜利者，坐在讲台上怎么开口？
刘伯承没有发一纸命令了事。
他上门。
一次不成，再去。
三次登门，才把人请动。
这不是客气。
这是缺人缺到骨头里了。
后来，学院先后筛选启用了六百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最多时，旧军官教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一张张旧履历，摆进了新学院的档案柜。
一个个过去的对手，走上了人民军队的讲台。
刘伯承要的，不是他们过去的身份。
是他们脑子里的军事知识。
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前后，问题又来了。
学院系别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教员队伍再次出现严重缺额。朝鲜停战后，大军区也在改划，本该从全军选调教员，却迟迟没有到位。
刘伯承又急了。
他想了一个办法：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院校毕业学员中，选留一批能够胜任教学的人当教员。
办法有了，批复却要等。
一九五五年三四月间，他到北京出席会议，见到毛主席，就把这件事当面提了出来。
毛主席听完，觉得办法可行。
他那句“怎么不早喊呢”，后来常被人说成：刘伯承喊的声音还不够大。
话是玩笑。
事却是真的急。
刘伯承回到南京，马上报送《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请求军委给他一个权力：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不管从哪里来的学员，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报告很快获批。
这一下，学院终于能喘口气。
教室里的黑板前，又有人拿起粉笔。
这位打了半辈子仗的元帅，开始一页一页审教材，一门一门抓课程，一个一个看教员。
有人记得，他常把办学校比作办剧团、开医院：剧团要有名角，医院要有高明医生，学校就要有精通业务的教员。
他认这个死理。
没有好教员，军校就立不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到南京视察军事学院。刘伯承和陈伯钧汇报学院情况后，主席接见院、部、系、教授会负责同志和教员，并合影。
黄埔路二号的大院里，许多人的肩章、履历、口音都不一样。
可他们坐进同一所学校，面对同一件事：把一支从战争中走来的军队，带向正规化、现代化。
刘伯承晚年离开一线后，仍牵挂这座学院。
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他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留下过遗愿：骨灰一部分撒在祖国山川大地上，另一部分安放在南京军事学院旧址。
黄埔路二号大院里，风从树梢掠过。
那位总说要把学校办好的老人，最后还是回到了他守过的课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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