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8日至19日，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面对是否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贸易措施的争论，欧盟没有立即启动贸易对抗，而是在内部分歧中保留了对话空间。德国总理默茨当时仍在警告贸易战可能带来的风险。
可到7月16日，彭博社披露，默茨正逐渐为欧盟强化对华贸易行动打开大门。时隔一个月再看，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德国为什么又把人民币推到台前？在我看来，答案不在汇率，而在德国难以掩盖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一张旧药方
默茨盯上的是1985年《广场协议》，当时美国同时承受财政与贸易赤字，1984年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召集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协议，五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推动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
美国财政部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也确认，《广场协议》伴随着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协调出售美元，这段历史让一些西方政客念念不忘，因为看上去太省事，产业竞争不过，就从汇率下手。
国内改革太慢，就让竞争对手的货币升值，6月19日，默茨在布鲁塞尔炒作中国所谓“产能过剩”，声称人民币被低估约30%。7月13日，他在科隆再次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声称人民币相对欧元被低估约25%，主张推动人民币更加自由浮动。
我认为，这不是严肃的经济改革方案，而是一种典型的“麦克风外交”，只要对着话筒喊出“汇率不公平”，德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能源成本偏高、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疲弱等问题，就能被压缩成一句“中国商品太便宜”，可病因说得简单，不等于药有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德国经济的评估已经说得很清楚，德国增长乏力同时受到生产率疲弱、结构性改革滞后、人口老龄化和外部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德国的问题是一组结构性难题，不是调整一种货币就能解决的。
默茨盯着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什么，账并不难算，假设原来1欧元兑换10元人民币，升值后变成1欧元兑换5元人民币，那么一件价值10元人民币的中国商品，欧洲买家原来付1欧元，现在就要付2欧元，德国想做的，就是削弱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
2025年，中国对德国出口8463亿元人民币，自德国进口6643亿元人民币，中方顺差1820亿元。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口径，2025年中德货物贸易额达到2518亿欧元，中国重回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国内一些力量由此炒作“中国冲击”，再叠加每月超过1万个制造业岗位流失，中小企业和工业选区的焦虑自然会传到执政者身上。默茨阵营的议员约翰内斯·福尔克曼也承认，越来越多中小企业正在主动向议员施压。
在我看来，默茨真正想稳住的首先不是汇率，而是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制造业岗位减少，德国选择党可能获益，中右翼政府的压力就会加大，把责任集中推向中国，显然比承认高能源成本、转型迟缓和投资不足更容易。
德国经济压力确实存在，但德国央行指出，高劳动和能源成本、技术工人短缺以及激烈的全球竞争都在制约经济。把这些难题全塞进“人民币低估”这个口袋，只方便选举叙事，不能修复德国经济。
德国未必就是赢家
逼迫人民币升值，短期可能让部分德国商品在价格对比中好看一些，但代价也会落到德国自己头上。中国商品价格上升，德国普通家庭和企业采购成本同样增加。用政治手段迫使消费者购买性价比更低的产品，本质上是让家庭为产业调整迟缓埋单。
更重要的是，大约5200家德国企业正在中国经营，汽车、机械制造和电气行业尤其依赖中国市场。人民币升值不只影响中国出口，也会改变德企在华经营成本。
倘若欧盟把汇率施压升级为贸易行动，中国采取反制，最先感到疼痛的，很可能正是深度嵌入中国市场的德企。德国政府公开资料也确认，中国是德国企业最重要的海外经营地之一。
我觉得，这正是默茨不敢真正掀桌子的根本原因。德国既需要中国市场，又想借对华强硬展示欧洲领导力。既担心产业竞争，又离不开中德供应链。这种矛盾决定了柏林可以提高嗓门，却很难承受全面贸易冲突的结果。
德国若把反华态度当成争夺欧盟主导权的工具，最多只能在政治上获得一时掌声。真正到了企业利润、就业和供应链受损的时候，那些今天喊得最响的人，未必愿意承担账单。
德国不是当年的美国
《广场协议》能够落地，有一个不能抹掉的前提，当年的日本在安全、军事和政治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拥有远超汇率工具本身的综合施压能力。德国不具备这种条件。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预测口径，中国名义GDP约为20.85万亿美元，德国约为5.4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德国4倍。更关键的是，中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自主的宏观政策空间。
德国可以提出谈判主张，却没有能力复制美国当年对日本的支配关系，美国在2018年至2019年的中美经贸磋商中，也曾试图把汇率约束放进谈判框架。
最终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和提高汇率政策透明度，却没有由美国规定人民币必须升值15%至25%的条款。这说明，连综合实力更强的美国，也无法强迫中国接受新版《广场协议》。
本质上，货币升值抹不掉中国制造在产业配套、工程人才、供应链效率和规模市场上的优势，路透社7月1日的分析也指出，即便人民币升值25%，也只能有限缩小成本差距，因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并不单纯来自汇率。
德国真正需要做的，是降低能源与制度成本，加快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不是幻想按下汇率按钮，就能把失去的竞争优势重新按回来。
默茨态度变化，暴露的不是德国已经找到制衡中国的办法，而是德国面对产业压力时，正在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中国欢迎平等、互利的贸易与汇率对话，但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用强权模板安排中国发展。
我认为，判断这类言论是否站得住脚，可以看三个问题，提出者有没有足够的施压能力，措施会不会反噬自身，问题根源究竟在汇率还是在产业竞争力。
套到德国身上，答案已经清楚。德国没有拿捏中国的底牌，欧洲也承受不起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成本。靠话筒制造压力，只能暂时安慰选民。真正决定竞争结果的，仍然是产业、技术、市场和国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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