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北京内涝严重，主要街道成了儿童的游泳池。
清末，北京街道还是土路。有句话说，“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从这张照片看，不单是两脚泥的问题，是一条河。
“整夜哗哗雨声扰人安眠，清晨入院，积水已经漫进西书房，水深约一寸，水退后满院只留下大水褪去的潮霉气味，所幸藏书并未被浸泡损坏。” 这是周作人在《苦雨》一文里记下的旧京雨情。
民国初年虽然整治了大路，但北京城内为数众多的小胡同，还是土路，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这张照片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甘博于1917年拍摄的，遂安伯胡同雨后烂泥塘。
遂安伯胡同，一个男人冒雨去买酒。
老北京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天桥、龙须沟、二龙坑一带深陷洼地，“逢雨必涝”几乎成了北京旧俗。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排污系统，曾经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排污工程”。明清时期，北京内城有两条专用于排放污水的明沟。一条是从什刹海，流经今天南、北河沿大街，汇入内城南护城河的玉河；另一条是由西直门内横桥起，沿白塔寺东街，流至象房桥，最后注入南护城河的大明濠。外城的排污干道，则是大名鼎鼎的龙须沟。
明清时期，每年阴历二三月间政府都要组织专人来淘沟，间隔若干年还要进行一次“大修”。可清末内忧外患，制度废弛，承办修理沟渠的官员敷衍了事。清中期以后，北京沟渠淤塞严重，几乎完全丧失了排污功能。
据《光绪东华录》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京师“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人家一有积水，房屋即有倒塌。至二十九日后，大雨如注，紧四昼夜尚未稍息，家家存水，墙倒屋塌，道路因以阻滞小民无所栖止……”
民国初年，城内仍沿用明清遗留的露天沟渠，这些沟渠常年被渣土、秽物淤塞，排水体系近乎瘫痪。每到“七下八上”主汛期，骤雨倾盆，街巷转眼积水成塘，内涝严重。
1901年,崇文门大街东交民巷东口外，雨后积水的街道。
20世纪初举行的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汽车败给了北京烂泥塘。
周作人笔下居家听雨的烦闷，落在底层百姓身上便是生存危机。民国三年（1914年）夏季，京城遭遇连日雷雨。外城龙须沟主干道彻底漫溢，雨水裹挟淤泥污水倒灌周边胡同。天桥、珠市口低洼地段积水没过腰腹，黄土路被泡成烂泥浆，车马完全断了通行。百姓只好拆下门板当作小船，踩着长凳蹚水赶路，沿街商铺纷纷上板关门，整条街市萧条冷清。
一到汛期，城外的菜贩粮车无法进城，城内米面物价一日数涨，靠力气吃饭的挑夫、摊贩整日无事可做。积水混杂污水渗入井台，暑热叠加潮湿，痢疾、时疫开始在街巷蔓延。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里写的：“黑云压城，大雨扯天扯地垂落，街道成了河，人力车夫在泥水之中苦苦挣扎，拼尽全力也挣不来温饱。”
一场场摧城的大雨，倒逼京城治水，却总是改不了临时修补的旧模式。
1917年盛夏，又遇特大暴雨。内外城数十条胡同积水滞留数日不退，京郊多条河流决口。重灾之后，京都市政公所终于下定决心，摒弃过去雨后淘沟、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根基上重塑城市水脉。
清末北京排水设施形同虚设，天一下雨，黄土变成泥浆。东四牌楼一辆马车陷入泥中。
清朝268年中北京共129年发生水灾，民国一共39年，水灾年有19个，平均大概两年就要发一次水。1917年，人们在水灾中安静地等待救援。
民国治水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大明濠改造工程。横贯西城的大明濠是露天臭水沟，每逢汛期必定泛滥。据《市政公报》记载：“（大明濠）两岸居民比栉，为热闹之街市，因年久失修，积秽蒸腾，为北京全市之最大污点”。
1921年5月，市政公所分段施工，拆用皇城旧砖砌筑厚重的大型暗渠，将泄水河道转入地下，当年12月南段工程率先竣工。渠面上铺设新式马路，雨水顺着管网快速汇入护城河，不再沿街漫流；与此同时，市政公所对龙须沟以及全城老旧沟渠逐一清淤重修；主干道废除泥泞土路，铺筑碎石路面，路边砌筑规整排水沟，实现雨落即排。
治水之前，京城百姓整个夏天都在防备水患，排水系统落成之后，百姓心态已全然不同。郁达夫在散文中就展现出另一种心态：一场雨过，云散天晴，着青布夹袄的都市闲人站在桥头闲话，叹道：“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这份雨后悠然，在民国年间殊为可贵。
不过，局部改造在大灾大难面前根本不值一提。1939年7月10日起，暴雨连降一个月，永定河在卢沟桥以下多处决口，仅良乡、大兴就有5万户受灾，2万户倾家荡产。8月31日《大公报》载：“自北平南郊至保定，茫茫无边际。”9月2日《申报》称：“无家可归者已达数百万。”
1939年大水中的东长安街
京都市政公所历经十余年的治水革新，并未终结旧京“逢雨必涝、雨大成灾”的千年旧俗。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拥有从容听雨、安然度夏的底气，还看今朝。
图文原载于 北京日报 | 2026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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