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我是学历史但从不执于历史的花鹿不花。
世间事，不如意才是常态。
比如，我这段时间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不想天天写文。
但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有些事情必须再写点什么。
写文这件事，我本来觉得是闲聊，是为了放轻松。
每次借事和大家讲一个历史小故事，这样我也不累，大家也开卷有益，不虚度逛钧言堂的三两分钟。
可是，有些朋友就喜欢上纲上线。
昨天就提到了莫言女儿的事情，后台就有一些人不断抬杠。
说了很多，但核心观点就是一句：
是一群不理性的人，“咬死”了蒋方舟和贾浅浅。
认为这是民粹主义作祟，认为这是见不得别人好。
各行各业烂的人和事多了去，为什么一定要追着两个弱女子“死咬”？
家庭对孩子的托举，难道不是天经地义？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甚至都没有回答的兴趣。
尤其是“咬”这个词，实在是让人恶心。
不过，既然有好几个人都这样追问，那我觉得还真是有必要给这些人一点提醒。
注意，那不是“咬”，而是“怒”。
而人们之所以怒，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踩中了社会的痛感神经，暴露了自古以来都令人愤恨的“门阀”真相。
人们为什么讨厌“门阀”？
因为那些本应该属于拼搏上进孩子们的上升路径，结果却被一些人轻而易举地窃取。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居高临下嘲讽那些已经竭尽全力的孩子：
你们不够努力！
你们没有脱下长衫！
这种愤怒绝，在两千多年前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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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忽然觉得话有点重了，赶紧删掉两段话。
我还是得时刻提醒自己，要平和，不能上头。
那我们换个温和的角度讲个故事吧。
明代学者焦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多方搜集资料写了一本书，名字叫：
《国朝献征录》。
这本书记录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本意一样是通寓理于事，寄情于人。
其中，他记录了官员衡岳的一件事情。
洪武三十年，衡公岳知庆阳。 僚友诸妇尝会饮，在席者金钿绮绣烂然，而公内子荆钗布裙而已。 既罢，颇不乐。 公曰：“汝坐于何处？” 曰：“首席。” 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饰华好，富贵可兼得耶？”
洪武三十年（1397年）衡岳任岳阳知府。
朋友和同事们为他举办了各种庆祝，夫人们也趁机聚在一起祝贺。
但这期间却发生了让衡岳夫人很不高兴的一幕：
那些朋友们和同僚们的妻子都穿的很好，无不“金钿绮绣烂然”，而衡岳夫人自己却是“荆钗布裙而已”。
所以，聚会结束之后，夫人一直很不高兴，“颇不乐”。
衡岳见此情景，就开始开导媳妇。
他问她：“吃饭的时候你坐在什么地方呢？”
他媳妇回答：“坐在席首。”
他笑着说：“既然都让你坐在了席首了，你还需要穿什么华丽上好的服饰呢？”
“富贵你不能同时都要占全呀！”
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不仅仅在于衡岳是个清廉不贪心的官员，更在于他给媳妇讲的一番话中，有很好的为人处世哲理：
你都已经得到了很多人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去霸占更多东西呢？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恶劣世相，不就是在一群人“既要又要”的世代传承中固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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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天才少女”蒋方舟为例。
7岁，开始“天才”写作；
9岁权威出版社出书；
15岁绕过中考进入湖北顶尖高中；
19岁以低于统招线53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特招。挤掉了众多考分610以上的普通考生，占用全省仅有的7个文科名额之一；
23岁跳过职场竞争直接出任《新周刊》副主编；
读研时又免试进入人大作家班……
你看，在她人生每一步关键节点上，仿佛如有神助——特招、降分、免试……
这些本应服务于选拔“偏才”的政策，都被精确利用成为规避主流竞争的“安全通道”。
而每一次“破格”的背后，都有一位分数更高、路径更普通的竞争者被悄然替代，成为无息的消耗品。
所以，当人们发现这样一个“天才少女”连论文都是“抄袭”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愤怒？
当一个甚至不如很多普通孩子却不如普通孩子努力的人，被系统性地用资源、特权和规则漏洞精心浇灌成“天才”的样本，人们难道不能愤怒？
说实话，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对蒋方舟、贾浅浅之流有太多兴趣。
人们关心的也从来不是某一次考试是否公平，更不是某一篇论文写得是否规范有深度。
而是“努力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是否还值得信任，是否还值得尊重。
当然，面对烂掉的浓疮，总有人希望我们更温和一点，更能忍耐一点。
不要激动，不要愤怒，更不要乱“咬”。
要学“认命”。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挺没意思的。
不写了，休息了。
赏瓷 读史 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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