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7.21
世界进入旧秩序松动、新规则未立的深度调整期，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迈向“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也随之遭遇“国强必霸”“中国冲击”等叙事围堵。如何超越西方经验主导的解释框架，理解中国外交转型，已成为观察世界走向的重要切口。
近期，由郑永年教授撰写的《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一文，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权威文摘期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予以头题推介。本文原刊发于《国际问题研究》，文章将中国外交置于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实践的双重维度中加以考察，揭示出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以主体性应对外部变局，以斗争维护和平与平等，以开放和发展拓展合作，并通过倡议、平台和制度型开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贴附文化标签，将文明价值转化为战略选择和现实行动。
中国外交既守住国家利益，又避免重走“国强必霸”的旧路？如何把文明自觉、发展能力与国际责任结合起来，为动荡世界提供稳定预期？这既关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也关乎世界能否走向共同未来。
《新华文摘》2026年第13期头题刊发郑永年教授的文章《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原文首刊于《国际问题研究》2026年第一期（总第231期）
中国外交步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征程，一些发达经济体对此感到恐惧，将其称为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冲击第二波”。部分西方国家把自身“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加给中国，笃定中国也会随着崛起而重复西方往日走过的霸权扩张道路。
中国外交到底往何处去？——如何看待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及其实践，如何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实践需要开展新时期外交工作？
回答这一问题，无法依赖现有基于西方意识形态与实践经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然而，许多观点依然在使用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概念与理论解释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依然是受西方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笔者一直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殖民”。如果不走出这种被“思想殖民”的状态，不回归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寻找答案，就很难回答“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演进
自近代以来，中国外交走过了从“求生存”到“站起来”再到“富起来”的艰难历程，党的十八大之后则走上了“强起来”的进程。无论何种外交进程，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艰难崛起，更是展现中华文明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即开放包容、生生不息、内谋发展、外求和平，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次鸦片战争以降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尽管外交领域作了不少代价高昂的努力，但一直局限于维持国家生存的层面，中国外交的主题是“求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外交逐步探索“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之后得出结论：封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适应世界，中国主动开放，主动和世界先进的规则规制对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辅助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更是促成了国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加入了世界体系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但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些西方国家所期望的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中国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二战以来，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主体性的国家和经济体少而又少，中国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迈向“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时代。2014年、2018年和2023年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这一转型的战略定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尽管这个转型是自然的过程，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外交变得具有“进攻性质”，这是其既有叙事框架的延伸。自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中国做与不做什么，都被西方视为“威胁”，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叙事形态呈现。随着中国的崛起，外交政策就需要逐步调整。对崛起所带来的外部效应，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应当直面这些效应。如果是负面效应，中国应当想办法加以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是正面效应，中国应当加以利用，既赋能自己，也赋能他国。
“大有作为”的外交战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继续拥抱世界，并且成为联合国体系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了缓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中国政府主动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下调。尽管如此，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二是继续巩固和强化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组织，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等。三是自主的国际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四大全球倡议”。
2026年在江苏太仓拍摄的德企聚集区（图源：新华社）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
文明和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外交的思想、思考和思维。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
中华文明价值观
是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
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能够扮演以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至少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和基于经济之上的军事力量，即国家能力；二是政治领导的意志；三是核心文明价值观。
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出发，弱国无外交，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什么样的外交战略都没有意义。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尽管经济和军事力量存在本身就具有国际影响力，但能否把经济和军事力量用好用足则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意志；作为客观存在的力量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如何使用力量和力量使用的目的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文明价值观。
例如，“国强必霸”反映的是西方列强的核心价值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理念运用到当今全球治理与外交实践的思想延续。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三个层面的要素是理解今天和未来中国外交的核心。
中华文明底蕴中的
“开放主体性”与现代性逻辑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是一个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维度上没有中断的世俗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世俗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就和外部关系来说，中国世俗文明两个最大的特点是：
第一，开放包容，但坚守关键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的主体性。开放包容，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举措，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在拥抱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近代以来，因为现代化先发生在西方，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常被视为“西方化”。
经验地看，无论是非西方国家输入式的现代化还是西方国家输出式的现代化，在国际实践中成功的少而又少，而失败的居多。其中，既成功实现现代化又能够保持独立的案例则更少。在诸大国中，中国是唯一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的大国。
第二，中国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即在发展起来之后，关怀世界的发展。这一源自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强调个体或者国家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以自身发展惠及他人或者兼济天下。这一精神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实践中有着鲜明体现。中国古代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厚往薄来”的政策，外国使臣通过向中国进献礼品，不仅可以获得比其所送礼品价值更大的回送礼品，更可以获得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权利。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古丝绸之路不仅将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输送至沿线各地，更将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医药知识、天文历法等文明成果向外传播，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在富裕起来之后，努力推动实现世界的共同富裕。或者说，在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后，中国还要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例如，在中非合作中，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加大单边开放力度，赋予全球化新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一表态展现了当代中国对“达则兼济天下”的生动诠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他国；在对外合作框架中强调“自主选择”，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2026年，在莫桑比克马普托省，中国援莫桑比克第四期高级农业专家组水稻兼农产品加工专家向当地技术员讲解水稻种植知识（图源：新华社）
实践逻辑：制度化外交斗争、
赋能发展与重塑秩序的
复合外交大战略
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体现在当代外交政策上，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以制度化外交斗争
维护国家主体性
在国际层面和外交领域，坚守主体性就必然意味着需要进行国际斗争。这尤其表现在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对现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述，在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中国坚守住了独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维，并形成了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事实，使得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得不讨论这个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关系。基于此，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几种主要的经验现象。一是那些不能拥抱西方世界的国家，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很难实现现代化。或者说，这些国家被欧美国家孤立之后，很难在被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二是那些高度依赖欧美国家但又没有被它们所接受的国家，也就是体制外依附西方的国家，也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虽然一些国家早期通过和西方的关联获得了发展，但此后失去了发展的自主性，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那些在拥抱西方世界的同时不能坚持主体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如近几十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二战后，美国有两项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是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通过实施这一计划，美国在帮助西欧国家实现经济复兴的同时也获得对这些国家极大的影响力。二是美国的东亚政策，一方面帮助日本和“四小龙”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机制很大程度上攫取了对这些经济体的干预能力。
不过，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接受美国这种现代化方式对上述经济体也形成了诸多掣肘。对这些经济体来说，当美国有能力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市场开放）的时候，这些经济体就获得了发展；但是一旦当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它们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日韩等经济体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像历史上一样为它们提供近乎不受限制的市场开放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了。
中国的实践路径则与上述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不同。中国通过拥抱世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自主角色。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始终坚守主体性。如果要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坚守主体性？部分原因可归结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因为中国体量庞大，欧美国家不能放弃这个庞大的市场，也不能强迫中国变成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从这一维度来说，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抵制外部的各种演变。
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文明底蕴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实践中优点的同时恪守主体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领导层坚定的政治意志上。就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当时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实践，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是现如今，中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将现代化的概念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如此，中国近年来已经开启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客观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物质层面可以学习其他国家；但一旦失去知识上的独立性，则必将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现代化建设失败。
中国的国际斗争尤其体现在和美国的斗争进程中。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导致一些人看到中国要和美国斗争就变得忧心忡忡。针对这种现象的关键问题在于，不通过斗争是否能够求得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呢？经验地看，21世纪的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并且在斗争中推进中美关系的稳固发展。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即发动针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等关税”战争，中国是第一个也是最主要一个进行公开反制的国家。在2025年10月30日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前，中国针对美国的芯片战略毅然推出了稀土等关键矿产反制政策。
中国生产全球几乎所有的关键矿产品（图源：纽约时报）
2025年中美之间共计五轮谈判，两国经过斗争反而斗出了初步共识。在这五轮谈判中，中国通过斗争取得四点关键成果。
一是有效弱化了特朗普在谈判中的强硬姿态。自特朗普政府发动“对等关税”战之后，美国在绝大多数双边谈判中普遍取得优势，但在和中国的谈判中则遇到了强大的反击力量。西方社会的现实主义者总说“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而在特朗普“对等关税”战中，正是因为精准有力的反制，中国不仅在餐桌上，而且占据了好几个席位（即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尊重）。
二是打破了特朗普政府的单方面幻想。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加限制（“卡脖子”），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相信两者可以同时推进。中国稀土新规的颁布等同于直接对特朗普政府说“不”。
三是中美之间找到了对等原则。中国通过稀土新规对美国实施了精准有效的反制，对美形成了不对称战略压力，为今后中美之间的谈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明底蕴中“止戈为武”的古老哲学，即找到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威慑并阻止美国滥用其所拥有的武器。理性与和平是中国从古至今最坚定的追求。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等理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崇尚和平、主张平等的一贯追求，体现了中国人民尊崇多元包容、携手合作的博大胸怀。
正因为这样，在风云激荡的关税战、贸易战之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从容自信，“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通过斗争而获得的胜利果实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对今后的中美关系较前些年相比更加乐观了。今天，中美关系正在逐渐形成一种“阶梯式递进”的趋势。今后，斗争依旧不可避免，但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了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以发展合作赋能世界发展
中国在贫穷的时候，“穷则独善其身”，反思为什么会落后。但在富裕起来之后，中国则践行“达则兼济天下”，这意味着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在内部，中国追求共同富裕；在外部，中国追求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反对以邻为壑、“小院高墙”、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达到50%，迄今依然维持在3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各种扶贫事业，帮助本国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这为世界扶贫事业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
中国要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避免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影响，维护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今天，中国在包括绿色和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拥有了先进技术，中国也乐于和西方社会分享。尽管相关技术也是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视为是风险，甚至是威胁。对此，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因为只要保持先进，部分西方国家的封闭只能导致其最终的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既不像部分西方国家所说的“拉帮结伙、针对某些国家”，也不像全球南方内部的一些国家那样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尽管全球南方面临诸多挑战，但核心问题是围绕发展的。中国在发展方面拥有全球南方国家所需要的成功经验。
今天，现代化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追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以助力全球南方的发展。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本国的经验强加于他国之上。中国成功经验的核心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要成功，那就必须找到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在技术层面，中国拥有从低端到高端的几乎所有的发展所需的技术。尽管在少部分技术领域，中国还处于追赶世界最先进的阶段，但中国目前所拥有的技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有建设意义的。
以倡议平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
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国外交并非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更大更远更高的目标，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实现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没有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任何外部的作用都无从谈起。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崛起，未来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更需要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化。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孤立主义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这个目标。
二是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度型开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也是履行大国责任所在。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水平的开放系统。
第一，包容性多边主义。和一些国家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不同，中国的制度型开放秉承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实行“多边主义”是为了针对第三国，中国的多边主义是针对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二，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在上述领域，中国一方面维持和世界标准高水平对接，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旧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同时也根据中国的经验贡献新的规则。
第三，单边开放。单边开放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单边开放目标有二：（1）通过单边开放来获取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源；（2）通过单边开放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今天，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从免签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制造业准入等向更多领域扩展和延伸。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层面的对接，单边开放则强调在特定经贸或科技领域以非对称制度安排降低准入门槛；二者相结合共同呈现了前文框架中“能力、意志与价值观”的完整实践机制。
三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二战之后确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美国的霸权回撤和肆意单边行动，当前的国际体系已进入旧体系解体和新体系待形成之际，这一体系格局的最终形态走向还未可知，如果各个大国能够围绕新秩序体系达成共识并共同推进积极改革，新的国际秩序则有可能发展定型。而如果各大国各行其是、不积极维护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体系，则现有国际秩序的作用发挥希望渺茫。
现有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改革，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既描绘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展望，也是改革国际秩序的总体方法论，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加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提出这些倡议，并不意味着要单方面主导这些倡议，或者把这些倡议强加于他国之上。恰恰相反，这些倡议是中国给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要构建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各国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互动，找到共同的利益，达成共识，共同参与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塑。简言之，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现场（图源：新华社）
结语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指导伟大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和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在解决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又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兼顾“虚实结合”、做到“知行合一”，中国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演愈烈之时，坚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公正的“稳定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中国外交的独特性在于将价值理念制度化、将战略选择工具化、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平台化的能力。
构建外交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需形成结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可检验的因果机制与可复用的政策评估工具。一方面，以核心文明价值观为外交政策作引领；另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发展赋能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实践载体，呈现中国外交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的战略风范。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内容原载于《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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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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