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燕村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约15公里，北距嶑峪河约4公里，南临乌马河，西南与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阳处父的封地阳邑隔河相望，两村相距约4公里。遗址主要分布在白燕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现存范围东西长830米、南北宽430米，面积达35万平方米以上。
白燕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时发现的。1980年，古老的村落迎来了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晋中考古队。他们要在太谷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通过对白燕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研究陕（关中）晋（南）豫（西）地区的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文化过渡与衔接的课题。经过复查、勘探和试掘，晋中考古队分别于1980年夏秋季、1981年春季和夏季进行了3次大规模发掘，总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这是晋中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聚落遗址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分4个地点进行。第一地点在遗址西部一座当地村民称为“寨疙瘩”的高大土台上。土台长约90米、宽约70米，上面布满丰富的文化堆积，最厚处达5米，是发掘的重点区域，这次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第二、第三地点在遗址中部偏南的一片田地，当地村民称为“岗子地”，发掘面积700平方米。第四地点在第一地点东北部一条叫“寨壕”的断崖旁，发掘面积30平方米。
白燕遗址的发掘，共发现房屋9座、墓葬11座、陶窑3座、灰坑390座。出土的陶器能复原的有800多件，还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其他一些装饰品等1000余件，所获资料内容非常丰富，且跨越时代较长，从仰韶文化晚期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延续到夏商西周时期，一直有人类在这里居住。
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是白燕遗址的主要遗存。这一阶段发现的遗迹主要是房屋、陶窑和灰坑。
一种类型的房址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圆形半地穴式。用白灰抹成地面，屋内中央有圆形的灶坑，在房子的西部有斜坡门道。另一种类型的房址是地穴式窑洞建筑，上口不规则，似穹顶，穴壁下部内凹，形成9个大小不等的窑洞，无灶坑和用火痕迹，长条形门道在房屋的西北角，有7级台阶可供出入。从房内的设施和出土器物来看，不像是一座用于居住的建筑。
陶窑平面呈瓢形，由火膛、火道、火柱、窑箅构成。窑顶为拱形，窑壁有四条烟道，火膛南端有一大型圆形竖穴灰坑，是窑前的附属建筑。
灰坑平面多圆形，也有少量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坑体形状有口大底小锅底状、口底相等的筒状和口小底大的袋状，也有的坑下部呈窑洞状。
这一阶段发现的遗物主要是陶器。
陶器色泽以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彩陶、红陶和黑陶。陶质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多饰横向篮纹和素面。彩陶为红彩或紫红彩，常见的图案为垂线纹、三角纹。典型陶器是宽折沿夹砂罐、泥质篮纹小口壶、敛口钵、深腹缸、釜灶、鼎、平口瓮、盆、碗等。
经碳-14测定，这一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左右，即距今5000多年以前。
庙底沟文化，因为首次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一般来说，庙底沟二期文化被认为是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有学者认为，山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已经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并将这些遗存代表的时期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无论是哪种认识，它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是共识。
白燕遗址中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与晋南和晋西南地区同类型文化相比，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这一阶段发现的遗迹还是房屋和灰坑，没有发现陶窑。
房屋较仰韶文化晚期房屋结构有了明显进步。袋状地穴式双间房屋平面呈“吕”字形，由南间、北间和过道组成。南间为椭圆形袋状，长方形过道。北间是在过道北端向西掏进的一个穹庐顶窑洞。地面是长、宽各2米左右的抹角方形。过道东北角有一个地面灶。
陶器的色泽、质地基本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同。夹砂陶多饰绳纹和宽条带有纵向抹痕的附加堆纹，也有部分鸡冠形耳。泥质灰陶以篮纹为主，素面次之。文化面貌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器形上，有夹砂的方唇平底盆形鼎、方唇窄沿外翻缸、方唇小翻沿罐、敛口折沿釜和泥质的长颈圆肩壶、短颈壶、平折沿尖唇深腹盆、盘口盆等。数量较多的细泥彩陶盆、壶颇具特色。它们多为橙黄色陶，饰紫红色条带镶以黑边。另外，在这一文化层里发现了少量饰红色彩绘的黑陶残片，这是山西中部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彩绘陶。考古学家认为，它与空足三足器的出现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白燕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年。
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遗址因为最早在山东济南龙山镇发现，所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白燕遗址中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存，是山西中部这一时期典型的遗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灰沟。
灰坑发现较多，一种类型坑口平面以圆形为主，结构大多为筒状；一种类型为椭圆形锅底状，有三层阶梯形成的斜坡道从坑口伸向坑底中部；还有一类灰坑坑口平面圆形，袋状结构。第三地点发现的两条灰沟相互叠压，但走向相同，都是西北至东南向，贯通整个第三地点，其横截面皆为倒梯形。
白燕遗址中龙山时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
陶器的色泽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陶质仍然是夹砂和泥质并存，不见细泥陶。夹砂陶中含有一些较大的砂粒，陶质坚硬。陶器的纹饰篮纹减少而绳纹增加，绳纹成为一种主流纹饰，另外还有附加堆纹、楔形锥刺纹、鸡冠形鋬耳等。器形变化较大，主要有矮领折沿罐、釜灶、单把罐形腹斝、平沿鼓腹瓮、圆唇矮领壶、细柄豆、敛口瓮等。斝式鬲和尊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物。而釜灶和斝的变化最大，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仰韶文化时期的白燕先民们，已经在使用磨光石器，包括石斧、石刀、石镰、石锛、石铲等石制工具。陶纺轮和骨针的发现，说明他们已经会纺织和缝制衣服。渔猎的劳作一直延续了下来。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发现的陶窑并不多，虽然不能说明陶器的烧造规模，但至少证明白燕的先民们在这个时期就能够娴熟地制造和使用陶器，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
从陶器本身及陶窑结构综合分析，有许多先进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人类学会用火，懂得用火，能够保存火种，具备管理火的能力以后，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境况，开始了熟食。陶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明的。人们首先用泥巴涂抹在树条编的筐子上，干了以后盛放食物。后来人们发现经过烧烤以后树条没有了，留下了比较坚硬的泥巴容器，于是陶器发明了。留在陶器上的印纹就是篮纹。篮纹较为原始，而绳纹较晚一些，就是这个原因。陶器的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的先河，也为中国称为“瓷器之国”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又因为陶器比较容易破碎，使用寿命短，所以时代特征较为明显，这也成就了近代考古学普遍采用的类型学方法。
仰韶时期的白燕先民们在采集和渔猎的同时，开始对沃野上的可食性植物进行有意识的栽培，从采集植物过渡到培育植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随着培育的农作物在食物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先民们由以前只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的攫取经济发展到了生产经济。
白燕遗址这一时期的灰坑比较丰富。灰坑的另一作用是窖穴，并不完全是倾倒垃圾的土坑，而绝大多数是具备储存功能的窖穴，只有少量废弃的窖穴才用来倾倒垃圾。窖穴中要储藏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日用品，当然也包括粮食。笔者曾在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的灰坑中清理出土过谷物的残留物，相信与其同时期的白燕先民们的生产力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同的水平，进入到了农耕聚落生活。
仰韶时期的白燕先民们选择了这块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与河谷地带，他们建造房屋和村落。上小底大袋状圆形半地穴式房屋适宜小型家庭居住，而拥有九间大小不等窑洞的大房子，是大家族内举行集会议事等活动的家族公房。这一时期的白燕先民们是一个氏族公社。氏族是最基本的单位，由若干个近亲氏族组成氏族部落。大家推举年龄长、能力强、富有经验和威信者担任氏族首领。氏族实行“族外婚”制度，内部保持严格的母系血缘关系。氏族成员之间关系平等，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居住消费，过着原始共产生活，处于繁荣的母系社会时期。
经过400年的发展，白燕先民们进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虽然保持着成员共居的母屋和原始共产制，但已经滋生了家族的特殊利益和相对独立性，势力之争的社会变革沿着母系家族的变化与父系家族的出现而展开。
又过了400余年，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日益发展，既促使母系氏族内的男子成为主要劳力，妇女改为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生产活动，又促使一些条件优越的母系家族有了剩余生活资料和积累财富的可能。家族财产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萌芽，家族之间开始贫富分化，家庭与婚姻形态由对偶婚制向专偶婚制过渡，旧传统渐渐被打破，白燕先民们的母系家族转化为父系家族，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龙山文化时期300年左右的时间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时期，是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前夜。在这个时期，由于财富的集中、权力的加强和战争的频繁，和其他许多聚落遗址一样，白燕的先民们挖掘了两条灰沟。这一时期的聚落壕沟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为了排水，是原始村落的排水系统；另外一种功能是村落或者城镇的防御体系，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城墙或护城河。
白燕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同邻近的陕（关中）、晋（南）、豫（西）和河套地区有一些相似的因素，但它的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自成体系。每一阶段既是前一阶段的尾声，又有新的因素产生。不仅如此，庙底沟二期的遗存还具有明显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因素。龙山时期遗存也与北部的河套地区及河北境内的壶流河流域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一方面反映了晋中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联系也在发生着碰撞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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