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腊月的一场御前经筵上，李鸿章与军机大臣们就西南军饷问题小声商量。“四川丁某又来要银子？”有大臣低声揶揄。李鸿章淡淡回道：“人虽清直，终究势单力薄。”一句话，折射出当时京廷眼中丁宝桢的分量。这位出身贵州平远州的翰林，对比群星璀璨的湘淮诸帅，究竟排在哪个层次，值得细细端详。
须先交代制度：自乾隆年间定制，全国八督各掌一区，按旧例直隶、两江、陕甘排在最前，湖广、两广、闽浙、云贵、四川略逊。名义皆一品，实权高低却差距不小。同治末年至光绪初，督抚大多染上湘军、淮军印记，军功、财权、人脉三位一体，形成新贵集团。
光绪二年，八督名单渐趋稳定：直隶李鸿章、陕甘左宗棠、两江曾国荃、闽浙杨昌濬、云贵岑毓英、湖广裕禄、两广张之洞、四川丁宝桢。把这八人放进一个天平里，资历、兵权、门第、背景、对朝中发言分量，全无例外地把丁宝桢推向了偏轻的一端。
李鸿章兼直隶与北洋大臣，握有淮军与海防；左宗棠挂两宫顾命之托，陕甘军权在手；曾国荃与杨昌濬同是罗—曾—左体系老湘军；岑毓英虽是广西人，却与李氏情同袍泽；张之洞凭湖湘清流、又得慈禧青眼，高屋建瓴；裕禄更是满洲正白旗的本家贵胄。轮到丁宝桢，既非旗门，亦非湘淮，把柄悉数握在自己一双手，所谓靠山皆无。
回到出身。咸丰三年，丁宝桢考中进士，点翰林。短暂的京官生涯被母丧打断，回乡守制。正值黔东苗民起事，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以“翰林丁某助剿”，咸丰帝批给编修衔。书生提刀下战阵，出手不俗，几场山林遭遇战后，乱势即平。军功既成，他顺势外放湖南，接连升岳州、长沙知府。
丁氏在地方政坛的真正发迹，却得益于山东。自同治二年起，他越级任按察使，旋即擢布政使，再破例升巡抚。僧格林沁看中他整饷练兵的本事，严敬铭更是临别保荐。剿捻之役，丁宝桢筑营、清赋、筹饷，屡被军机处“点名表奖”。可惜前线主帅是李鸿章，功劳簿里，丁终归只是辅车与翼。
斩安德海一事，让他名动京华。世人皆赞其硬气，然从此也与慈禧身边红人结下梁子。光绪二年，当四川督印虚悬，朝廷诸大臣举棋不定，李鸿章表示“丁可往”。是推举，亦是送往边陲。从此他在成都府十年，修都江堰，整饬盐务，练川军，抵御回乱。四川富实，赋税皆足，可在京里仍归入二流方阵——兵不及淮军，势不及满贵。
有意思的是，丁宝桢与曾国藩、左宗棠从无直接师生或袍泽之谊，但在治吏、修水利、劝学堂诸事上，却与两位前辈不谋而合。他痛恨貂绅，严惩税卡，强推厘金归公库；他也懂洋务，引入机器纺纱，兴办四川机器局。可惜苦无朝堂强援，这些政绩在北京掀不起太大水花。朝报上偶有褒奖，转瞬也便湮没在对北洋、闽台海防的争论中。
权力博弈的残酷不止体现在大员之间。四川与云贵接壤，岑毓英部下多有边境进剿越界，丁宝桢屡次电请军机，却始终求援无门。一次折冲，岑氏托人传话：“湘兵自有衡湘法度，不劳旁人。”话虽不重，却点明了彼此势单力弱与抱团自重的区别。
当然，说丁宝桢毫无靠山也不尽公允。慈禧欣赏他的强硬与清廉，赐“御筆嘉奖”，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只是虚衔终归是纸面光，无法与直参上折、奏销银两、调动兵旅的实权相比。
如果单以职衔、班次而论，八督皆一品；再看兼衔，李鸿章兼钦差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督陕甘兼钦差新疆经略；丁宝桢虽有兵部、都察院衔，却缺军机、外交要津。要论“地位”，他的名字常被排在第五或第六。
不过，衡量历史人物，不宜只看权势格局，更要看干成了什么。山东多处漕河由他清淤重启，川盐专卖因他厘革一年增收十数万两，四路川军改练后，边防战力大增。百姓记住他，不为显赫，而因“丁公巡抚在，市无苛索”。
迄今成都人民公园里的“丁公祠”香火未断，街头那碗红油兔丁亦以他的姓氏为名，这些民间的传承，比起官场排名或许更能说明一切。晚清八督的排位早已散落于史书的脚注，而有关丁宝桢清正、敢言、勤政的口碑，却在坊间活了百年。
与其说他是“二流”总督，不如说他是难以归派的“边缘孤臣”。地位有限，作为不俗。倘若时势不同，他或有更高位；然而现实的晚清，推崇的是山头与门第。就此而言，丁宝桢的命运已然写尽那一代读书人进退失据的全部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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