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阅读历史人物传记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书里写了什么。但有时候，比内容本身更值得思考的，是这本书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翻开时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北岛正元的《德川家康——组织者的肖像》（中央公论新社，1963年6月第一版），我已经不敢兴趣作者如何评价德川家康了，而是关注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因为在我看来，理解1963年的日本，或许比理解德川家康本人更加重要。
196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次年——也就是1964年，日本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三大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从此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来，人们普遍把1964年称为日本战败以后的“复兴元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明显的“家康热”。
如果仅从历史人物角度理解这种现象，似乎并不奇怪。毕竟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开创了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和平时代。但仔细想想，又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日本历史上从来不缺少传奇人物。织田信长锐意进取，丰臣秀吉充满传奇色彩，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也长期被视为战国名将。那么，在国家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日本人为什么偏偏选择重新发现德川家康？
北岛正元这本书恰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在作者笔下，家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书名中的“组织者”三个字，其实已经点明了全书的核心。作者认为，信长打破了旧秩序，秀吉作为战国末期的“天下人”，极大推动了全国统一进程，而家康真正完成的，则是把已经形成的新秩序组织起来，并使其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康最大的能力并不是创造，而是组织；不是开创，而是经营。
这样的理解，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多少有些不同。中国人谈历史人物，往往习惯于评价忠奸善恶，习惯于讨论谁是英雄、谁是枭雄。而北岛正元更关注的，却是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家康之所以重要，并不完全因为他个人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回应了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需求。换句话说，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家康是不是英雄”，而是“为什么偏偏是家康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任务”。
读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1960年代日本社会热衷讨论家康，也许并不仅仅是在讨论十七世纪的历史人物。他们实际上是在讨论自己。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最需要的已经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征服者。战败后的废墟已经重建，新的国家秩序已经建立，高速增长已经开始。此时，日本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创造奇迹，而是如何把已经创造出来的奇迹维持下去。
而后世塑造出来的家康形象，恰恰符合这种时代需求。忍耐、秩序、组织、长期经营、稳步发展，这些后来不断被赋予家康的品质，与当时日本社会推崇的价值观高度一致。因此，所谓“家康热”，与其说是一场历史热潮，不如说是一种时代心理。人们借助家康，寻找未来发展的精神坐标。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后来再次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鼎盛时期，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日本企业横扫世界市场，日本社会再度掀起“家康热”。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是德川家康的推崇者之一。如果说1960年代的家康热对应的是战后复兴，那么1980年代的“家康热”对应的则是经济大国的自信。人们再次从家康身上寻找国家长期成功的理由，并试图证明日本的繁荣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延续。
由此，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究竟是日本在强盛时想起了德川家康，还是德川家康推动了日本的强盛？
我的看法是，两者兼而有之。当然，“家康热”不可能创造经济奇迹。日本经济的崛起，来自产业政策、技术进步、教育普及、国际环境以及无数企业和劳动者的努力。但是，“家康热”却为这种成功提供了一种文化解释。它告诉日本人，日本今天的成就并非偶然，因为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秩序，重视组织，重视长期经营。
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认同。大量企业经营者、政府官员和普通读者通过阅读家康故事，进一步认同忍耐、纪律、长期主义和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家康热”不仅成为日本强盛的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支撑这种强盛的价值观。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
回头再看北岛正元这本六十多年前的小书，它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是家康本人。它更像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人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德川家康，也看到了1960年代那个正在崛起的日本。
有时候，历史书写的并不只是过去。它同样在回答当下的问题。而《德川家康——组织者的肖像》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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