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创生基金视频号最近发布的消息，由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先生创办的创生基金，有一项面向中国香港在读博士生的育儿津贴计划，父母一方是香港全日制在读博士生，子女于2026年1月1日（含）后出生，每人给予5万港元育儿津贴。半年来，已有超过50位博士生申领这项育儿津贴。
有人认为，梁建章这项针对香港博士生的育儿津贴计划，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鼓励高学历人群生育的政策有类似之处，都是定向鼓励高学历人群生育，只不过李光耀侧重有大学学历的妇女，梁建章则侧重在读博士生。
我认为，李光耀当年的政策与梁建章的育儿津贴项目有本质的不同。下面先回顾一下李光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政策，然后再分析与梁建章的项目有何不同。
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高学历妇女生育率远远低于低学历妇女：大专以上学历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小学学历妇女平均生育2.3个子女，没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4.4个孩子。
在1983年8月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婚嫁大辩论”，指出高学历女性生育率过低，将导致人口素质下降。随后，李光耀在1984年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一是小学入学优先权：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大学学历母亲，其子女在小学一年级注册时享有优先择校权，可进入顶尖公立小学。
二是高学历群体特别税务减免：本科及以上学历母亲的个人所得税，一胎额外减免5%、二胎减免10%、三胎减免15%（上限1万新加坡元）。
三是官方婚介服务：1984年成立社会发展署，专门为高学历单身男女组织相亲活动、邮轮派对等，解决高学历“剩女/剩男”婚配问题。
四是面向低学历群体的反向引导：对于夫妻双方均为低学历、低收入的家庭，生完2胎后自愿绝育，一次性发放1万新加坡元存入公积金，可用于购买组屋。
李光耀的上述政策在实践中效果有限且争议极大：
低学历母亲认为国家用公共教育资源优待精英子女，严重违背平等原则；而部分高学历女性也反感政府把生育变成 “精英义务”，不愿接受带有标签化的特权，认为被工具化。
尽管有优惠政策，高学历群体生育率并未明显回升。新加坡生育率在1984和1985年分别为1.62和1.61，1986年跌至1.43，证明上述优惠政策无法抵消高学历女性因职业发展、机会成本带来的少生选择。
鉴于社会争议与政策效果不佳，新加坡在1986年彻底放弃“鼓励高学历妇女多生、引导低学历妇女少生”的分层模式，并在1987年出台全面鼓励生育政策，提出“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的口号，政策覆盖所有阶层，不再按学历划线。1986年政策逆转后，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87年回升到1.62，1988年进一步回升到1.92，之后几年则有所下降。
介绍完李光耀当年出台的鼓励高学历妇女生育政策后，再对比梁建章的项目，可以看出两者有如下的本质不同：
首先，李光耀当年的政策属于新加坡政府公共政策，是国家公权力分层对待不同学历公民的生育权。而梁建章的项目属于私人公益基金试点项目，无公权力介入，仅单向补贴香港全日制在读博士生的生育，其他学历人群的原有生育福利不会被削减；项目资金来自个人投入，属于民间社会实验，不具备政策强制力。
其次，李光耀当年的政策公开提出“高知父母更容易培养优秀后代，低学历女性大量生育会拉低国民素质”，带有典型的社会优生学色彩，直接按学历划分人群生育价值，引发巨大社会争议。而梁建章的项目并没有“父母学历决定子女素质”的预设。根据创生基金网站的解释，出台这项针对香港在读博士生的育儿津贴计划，是因为博士生是科研创新的后备力量，却常因科研压力与有限收入推迟生育计划，本计划旨在为其在关键期提供支持。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
孔维克在提出上述观点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孔维克提出“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意味着不同学历的人群生育权是不平等的。事实上，我曾在2011年8月12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生育政策应该平等》认为：“无论人口政策的走向如何，有一个原则是应该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平等。” 下面的截图是这篇文章的开头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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