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五年前的另一次进京。1959年国庆前夕，全国群英会在首都召开，来自石油战线的代表屈指可数，他却名列其中。街头公交车顶部那只鼓囊囊的煤气包，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口。原来，首都的公共交通还得靠煤气推动，石油工人却被叫作先进生产者，这种落差让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天他暗暗下了决心：让中国人坐上真正烧油的车。
机会在1960年春天出现。松辽平原钻探队一口气打出几口探井，泥浆样本带着刺鼻的油味迅速送到北京。勘探线索被确认，大庆油田三个字第一次敲进王进喜的脑子，他兴奋得两天没合眼。那年五月，王进喜带队北上，抵达荒草淹没的萨尔图。公路尚未铺就，钻机陷在冰雪与沼泽间，汽笛声里夹杂着寒风的呼啸，像一支嘶吼的进行曲。
设备卸车成了第一道坎。没有吊车，只有绳索与肩膀。十三米高的钻塔部件，最重的单件将近八吨，落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砸碎骨头。王进喜冲在最前头，号子一声比一声亮。铁架子终于平稳立起，他的棉衣却被油污浸得发硬，脚面也在一次失手中被钻柱磕成骨裂。医生让他静养三个月，他笑着回答：“油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凛冬接踵而至，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风能把人的睫毛结成冰。取水不便，泥浆池常常见底。王进喜带着工人破冰凿洞，每人肩挑百余斤雪块化水，日夜轮换。泥浆仍旧发涩，他索性跳进井里，用身体搅动。“机器罢工，人可不能罢工！”这是他喊得最多的一句话。
苦功夫没有白费。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突破四百万吨，中国石油从“开门七件事”里的老大难，一跃成为出口创汇的新招牌。街头的煤气包渐渐消失，柴油机车嘶吼着奔驰在干线上，这些变化让无数人直呼痛快。
也正因此，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王进喜再次接到邀请。与上次不同，他再没愧疚，一身笔挺中山装竟也透出几分将军气。可当工作人员把他引到主桌，他还是楞住了。“是不是搞错了？”他低声问，引座员摇头：“周总理亲自点的名。”
不多时，厅门一开，周恩来步履稳健从人群尽头走来。他握住王进喜粗糙的手掌：“铁人同志，今天就坐这儿。”声音不高，却让周围人都安静下来。王进喜连声说：“我怕把椅子都弄脏了。”周总理笑着说：“劳动的泥土最干净。”一句话把气氛烘托得温暖而庄重。
席间，毛泽东主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代表时，目光落在王进喜身上，用河南口音拉长了语调：“这位是王进喜，咱们石油工人的模范。”掌声响到屋顶。戴着金丝眼镜的外宾饶有兴趣地问：“你的工作秘诀是什么？”王进喜抹抹额角，憨笑着回了一句：“不让井停，累死也值。”简短，却铿锵。
这顿晚宴持续了近三小时。大理石墙壁回荡着碰杯声，也记录下一条清晰信息：经过大庆会战，中国已经基本解决“贫油”帽子问题。坐在主桌的王进喜，不是靠官职，而是靠千锤百炼的肩膀和一条被钻杆砸坏的腿。周总理给他的位置，实际上给的是千千万万工人的位置。
不久后，王进喜返回大庆。井场夜里仍灯火通明，柴油机轰鸣不止，新手老兵围着他，想听一两句诀窍。他摇头：“诀窍都写在工地的地面上，谁的鞋印最深，谁的诀窍就最管用。”几句话，胜过任何技术讲座。
1969年九大召开，王进喜又一次进京，主席远远望见，挥了挥手：“铁人又来了！”王进喜红了脸，却还是那句老话：“井口不能停。”话音落下，他把请柬揣进衣袋，当晚坐火车连夜北返。有人笑他傻，他说：“大会精神我带回去，油也得跟着冒出来。”
遗憾的是，1970年底，这位“铁人”病倒在井架旁，终年47岁。至今，大庆采油一厂职工楼道里，还挂着他那件补丁棉袄，袖口处依稀能看见当年泥浆的痕迹。每逢新工人报到，老师傅都会指着它念叨：这是我们的“座上宾”，别忘了抬头看看。
如果说共和国的工业基础是一座大厦，王进喜无疑是那条打入岩层的桩基，默不作声，却把重量牢牢托住。人民大会堂的那把主座椅早已换新，可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依旧被后辈传颂。会议记录上写着：王进喜，黑龙江大庆石油会战第一线工人代表。短短十几个字，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艰辛，也昭示着一个国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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