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入关学”之后，以知乎为中心的文字平台兴起了有关“赢学”的讨论。什么是赢学呢？从他们的角度通俗来说，是一套围绕“如何定义胜利、阐释胜利、传播胜利”形成的认知体系与话语范式。胜负不止是客观实力的比拼，更是国际叙事话语权的争夺。赢学讨论者举的例子就比如印度媒体的赢学，还有特朗普的“一天一赢”的话语等等。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赢学叙事，中国该怎么赢？
当然，后续赢学还是顺利登上了文科学术界的“大雅之堂”，武大社会学院之前有开一个“法学秩序”年会，主题就是中国式“赢学”。而《东方学刊》之前出了一期“赢学”论文特辑，论文内容我看了一下，主要是这些：要谦逊地赢、物质上的极大发展并不能足以吸引大儒为我辩经，要主动讲自己的经，自信地赢、赢学是一种自我启蒙等等。
主播也想参与有关赢学的讨论，但之前一直没有想到恰当的观点和材料。而最近主播才想到，与“赢学”相对的，是输学。那就有一个总所周知的输学家，也就是韦伯。通过对输学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够更了解赢学本身。
本文的内容主要参考沃尔夫冈·蒙森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玛丽安妮·韦伯的《韦伯传》，以及韦伯的政治著作选。我个人并不是一名韦伯解经学家，训诂学者，所以对韦伯个人的解读比较偏兴趣导向，比较通俗
德意志赢学大国
德国统一的历史，可谓是一部“一直赢”的历史。
俾斯麦在七年间通过三次短促爆发的王朝战争，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德意志统一。普鲁士将这一胜利归结为“德意志民族精神”与上帝的眷顾，德意志的“赢”由此被赋予了道德与文化的必然性。
随着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帝国上下陷入了一种“后发大国必须通吃”的狂热心理。外交大臣毕洛发表的“阳光下的地盘”演说，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德意志“赢学”口号，表明德国不再满足于做欧陆霸主，而是要求在全球重新瓜分殖民地与霸权。
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推行的“风险理论”更是典型的“技术赢学”，他坚信只要德国建造出一支足够庞大的无畏舰舰队，英国就必须在外交上向德国低头，有大舰队，还不赢麻？
然而，在全德国沉浸于“大国崛起”的狂欢时，马克斯·韦伯却早早泼下了冷水。1895年，韦伯发表了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无疑是他针对帝国的“输学大作”。在这篇演说中，韦伯对当时德国的主要社会阶级进行了挨个盘点，得出了一个极其悲观的结论：德国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具备领导大国的政治素质。
在韦伯的剖析中，旧容克贵族在经济上已经走向没落，沦为靠国家农业关税补贴苟延残喘的“食税者”，但在政治上却依然死死垄断着军政高权。一个在经济上垂死的阶级，绝不可能带领德国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挑战。新兴市民阶级虽然创造了巨大的工业财富，但在政治上却是“未成年人”。他们极度缺乏统治自信，只知盲目崇拜强人，贪恋小市民式的舒适生活，根本没有接管国家政权的胸怀、意志与胆识。工人阶级深陷狭隘的阶级斗争话语，缺乏大国地缘政治的全局视野，同样远未成熟。
当时德国社会的“赢学”共识是将俾斯麦奉为神明，认为“俾斯麦体制”是国家战无不胜的基石，韦伯却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了最早的逆向思考。他指出，俾斯麦凭借一己之力包办了一切，打压议会、铲除异己，导致德国社会养成了严重的“强人依赖症”。当强人离去后，帝国没有留下任何经过议会斗争淬炼的政治家，只留下了一群唯唯诺诺的文官官僚，以及一个凭喜好治理国家的皇帝。
这种内政结构的致命缺陷，使得德国虽然凭借工业化成为了经济巨兽和军事强权，但在战略思维上却如同一个“手握重锤却毫无头脑的巨婴”。当韦伯将视线转向德意志帝国的实际外交操作时，他感到了更深沉的绝望。
这种外交狂妄的核心源于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由于威廉二世极度厌恶敢于直言、拥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强人，这也正是他容不下俾斯麦的根本原因，导致他提拔的内阁首相和高官多为唯命是从的平庸之辈。
在对外政策上，威廉二世缺乏战略定力，却动辄发表狂热演说。1900年德国派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威廉二世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匈奴演说”，公开呼吁士兵采取极其残酷、不留俘虏的手段；1908年，他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极其荒谬的访谈，宣称德国人大多憎恨英国，唯有他在孤军奋战地维护对英友好。这番言论轰动了整个欧洲，引发了德国国内空前的政治危机，韦伯后来在《在新秩序下的德国的议会与政府》中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
威廉二世的个人冲动主导了德国的“世界政策”，其管不住的嘴和随性的外交干预，一步步将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推成了坚定的反德同盟。韦伯极其愤怒地痛批这是一种“业余政客的戏剧表演”，除了在国际上树敌之外毫无战略实益。
韦伯早就地指出，德国在陆地上本就已经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绝境，如果再通过公海舰队去无端挑衅英国的海上霸权，就是犯了地缘政治的大忌。这种缺乏宏观地缘战略的外交狂妄，非但不能实现大国梦，反而一步步将德国推向了彻底孤立与万劫不复的深渊。
战争与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了，在开战初期，韦伯和许许多多的德国人一样，也陷入了民族狂热之中。曾经的韦伯一直是一个输学家，但在这段时间里，韦伯也被民族激情所感染。1915年4月韦伯与母亲写信说，“我们已经见证了我们是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他们（帝国士兵）回来的时候仍然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极为得体——这些人是真正的人。”
当时韦伯已经50岁，且长年饱受神经衰弱和失眠的困扰，但他依然主动志愿服役。他被任命为海德堡军区军医管理部门的官佐，负责筹建和管理当地9所预备役军医院。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后来回忆说，韦伯每个星期天都穿着军装。他渴望在前线服役，但他的贡献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他以治学的严谨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海德堡军医院的管理中。
然而，短暂的激情并未蒙蔽这位伟大学者的洞察力。随着战争走向拉锯与残酷的消耗战，加上对军方与帝国高层决策的接触，韦伯很快从最初的狂热情绪中清醒过来。1915年底，随着医院管理工作走向正轨并逐步移交，他卸下了医院的职务，将精力全面转向政治时局分析。
韦伯曾辩护说这是一场针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必要的防御性战争，但现在却变成了一场由军事疯子及其工业盟友带头的不计后果的扩张主义事业。但在德皇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军方狂热分子与重工业巨头的合谋推动下，彻底沦为一场不计后果、极其愚蠢的帝国主义冒险。在此期间，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右翼军阀和容克地主不断向社会灌输狂热的扩张“赢学”，叫嚣要在战后吞并比利时、波兰甚至法国的大片领土。
韦伯对此极为愤怒，德国地处欧洲腹地，根本不可能靠武力彻底消灭所有对手。越是追求“大赢”，越会逼得英、法、俄结成死战到底的联盟，最终结果只能是“大输”。提前预判“不可能赢”，并寻求有尊严的妥协，是避免国家毁灭的唯一出路。因此，韦伯主张尽快通过妥协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因为盲目吞并比利时或波兰领土只会让欧洲各国与德国死磕到底。
当战争陷入泥潭、本土因英国封锁而出现“芜菁之冬”时，帝国军方（鲁登道夫与兴登堡）又推出了新的“赢学神器”，无限制潜艇战。帝国军方认为，只要每月击沉指定吨位的英国商船，英国就会饿殍遍地，会在6个月内无条件投降。
当然，我们的韦伯先生是又输麻了，在1916年2月末，韦伯在日记中看到的问题的严重性：德国海军和泛日耳曼主义者想要通过潜艇战将美国拖入战争，而其结果是德国一半的商船被没收，因为其中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国港口，四分之一在意大利港口；更不用说，美国拥有价值400亿的黄金储备，50万装备精良的美军将投入欧陆战场……
1916年10月，韦伯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严厉抨击了潜艇战：“藏身在无限潜艇战蛊惑煽动背后的，并不是负有勇气并且神经强大的人们，而是那些色厉内荏、无力承担战争重负的家伙。”
历史不幸完全印证了韦伯的预言，1917年4月，美国因为潜艇战和“齐默曼电报”事件正式对德宣战，近200万美军源源不断赶赴欧洲西线，彻底打破了战场平衡，德军前线瓦解。而英国通过组建护航舰队和实施严格配给制，成功挺过了潜艇危机。以总参谋部实际掌权者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为首的最高陆军指挥部比谁都清楚，德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战败，无力回天。
然而，为了逃避战败的历史责任和军事无能的指责，鲁登道夫等人玩弄了一个极其狡猾的政治手腕：他们突然将大权甩给新成立的文官政府，逼迫文官出面去承担停战与签署屈辱条约的恶名，自己则伪装逃往瑞典。随后，军方高层与右翼势力开始大肆散布毒化社会的“背刺论”，宣称德国陆军在战场上从未战败，而是被国内后方的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革命群众在背后“捅了一刀”才导致了帝国的崩塌。
面对鲁登道夫等人的赢学甩锅，韦伯爆发出了极大的道德愤怒。他公开对鲁登道夫等军方高层展开了极其犀利的严词斥责，指出德国的战败在1918年夏季就已经在军事和经济上彻底注定，战略误判、力量悬殊与资源枯竭才是根本原因，所谓背后一刀纯属无耻的谎言。鲁登道夫之流在前线打输了仗不敢承认，为了保全羽毛将国耻推给手无寸铁的文官，完全展现出了既无担当又极其懦弱的本质，他们根本不配被称为军人或政治家，而是把国家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
1919年，韦伯作为德国代表团的非官方顾问前往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并被任命为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专家顾问。在这段时间里，他向世人示范了一个“战败国的政治家应该如何冷酷地面对惨败”。面对协约国极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韦伯面临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他既反对无底线的盲目屈从于协约国不合理的要求，也反对德国毫无实力的口头强硬。韦伯思考的问题是德国在已经被彻底打败的底牌下，如何保留国家最核心的法治架构、工业基础与主权完整？
“就像1648年和1807年那样，我们就要再次重头开始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今天我们必须更匆忙地生活，更紧张地工作，更有创造性地采取行动。但将要看到重建开端的，不是我们，而是下一代。当然，真诚的自律促使我们不得不说，德国的世界政策角色，终结了。
为了防止战败后的德国陷入极端左翼的暴力革命或极端右翼的军事独裁，韦伯在参与宪法讨论时，极力主张设立一个由全民直选、拥有强力紧急权力的“民选总统”。其初衷就是在国家面临彻底解体或外敌逼迫的极度危机时，能有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强人快速决策，为国家保命。
正是基于对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深恶痛绝，韦伯在晚年彻底转变了对议会制的敌视态度。韦伯意识到，德国不能再依赖一个反复无常、不受约束的君主。而是必须通过一个强大的、拥有实权的议会，来公开选拔、磨炼和监督真正的政治家。只有让政治领袖在议会的斗争中产生，才能打破皇帝一人独断和官僚集团僵化的局面。
政治家的责任伦理
威廉二世的赢学输了，他灰溜溜地跑到了荷兰，留下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德意志。而韦伯到了慕尼黑，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两极分化、狂热的城市，一个魅力衰退的煽动者，一个被削弱的议会，一场急于走向神化的革命，以及一场由军队领导、势头迅猛的民族主义反弹。
历史的动荡和个人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使他的话具有了先知启示的严肃性。他对当下的否定反映了他对未来的焦虑，因为他坚信德国和欧洲的命运将在此时此地决定。
《以政治为志业》正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Machtgefühl)。即使身居正式说来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种对人有影响力的感觉﹑插手在控制人的权力中的感觉﹑尤其是亲手觉触到历史性重大事件之脉动的感觉﹐在在都使得志业政治家觉得自己摆脱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凭什么个人的性质﹐他才能不负这种权力(不论在个别当事人的情况来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以及这权力带给他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开始进入伦理问题的领域了；因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赢学狂欢”，本质上是被一种信念伦理所驱动的政治迷狂：只要动机被贴上主权主义与民族道德的金字招牌，哪怕言辞再狂热、政策再冒险，后果皆可被置之度外。那些天天高喊“德意志天下第一”、狂热叫嚣对外征服的右翼官僚与民粹鼓噪者，充其量只有廉价的政治激情，却完全丧失了计算政策代价的“责任伦理”。这种以“动机正义”掩盖战略无能的做法，构成了现代政治中最深沉的极不负责。
而当现实给予沉重打击时，纯粹的信念伦理者无法接受我的决策和理念错了这个事实。此时“赢学”就成为了救命稻草。要么通过重新定义标准证明“我们其实没输”，要么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外部的邪恶或内部的叛徒。
在韦伯看来，真正的政治家必须遵循“责任伦理”，即清醒地评估现实力量对比，并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而责任伦理的核心在于“知识分子的理智诚实”，即清醒地面对不愉快的事实，并对行为在现实中产生的所有可预见后果负全责。
韦伯警告说，他那个时代的蛊惑者体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他写道："在绝对伦理下行事，"这些领导人认为自己的责任 "只是确保信念的火焰不被熄灭"。如果他们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会认为是世界的责任，是人的愚蠢，或者是上帝的旨意使然"。
而赢学恰像政治家的虚荣，在其他领域，虚荣是相对无害的，可就政治家而言，它就完全不同了：
“准此﹐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种全然平常﹑全然属于人之常情的敌人：虚荣(Eitelkeit)。虚荣心绝对是普遍的﹐但虚荣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在此指对自己的距离)的死敌。。。一旦政治家对权力的欲求不再“切事”﹐变成纯粹个人自我陶醉的对象﹐而不再全然为了某项“踏实的理想”服务﹐他就冒渎了他的职业的守护神。因为在政治的领域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来说只有二：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这两者常常──但不是始终──是同一回事)。而虚荣──尽可能让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瞩目的需要──在最强烈的时候﹐会引诱政治家犯下这两项罪恶之一﹑甚至两者皆犯。”
韦伯的“输学家”
说实话的义务又如何呢？在绝对伦理看来﹐这是无条件的义务；因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文件﹐特别是显示自己的国家有过错的文件﹐都应该公诸于世；根据这种单方面的公开发表﹐过错应该单方面地﹑没有条件地﹑不计后果地加以承认。可是政治家则会认为﹐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是彰扬真相﹐反而使真相因滥用﹑因挑激起的激情﹐而变得模糊不清。政治家会认为﹐唯一有实际收获的作法﹐是由中立的裁判﹐把各方面都列入考虑﹐有计划地理清事实。其它任何作法﹐对于采取它的民族﹐都会造成几十年无法补救的后果。不过﹐对于“后果”﹐绝对伦理是正好不会过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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