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人名地名皆是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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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里摆着爷爷的遗像,香烛的烟气把屋顶熏得发黄。

我坐在角落,看着满屋子的族亲,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这种聚会,从来就不只是为了祭奠,更多时候是为了瓜分东西。

爷爷去世百天,按理说是来烧纸磕头的。但饭还没上完,伯父杨国良就发难了。

他没有大喊大叫,反而说得很慢,很沉,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翻出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账,当着全族老小的面,宣称老宅是“老祖宗留给杨家顶门户的房头”的。我爸没有儿子,“断了香火”,不能占祖产,这是老规矩,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是祖宗定下来的。

三叔公杨德顺坐在上首,捋着胡子,不说话,但也不反对。他的沉默,就是对伯父最大的支持。

伯母钱桂花比伯父更直接。她把我妈做好的菜直接摔在地上,指着我妈的鼻子说:“将来连祖坟都没人扫,要地干什么?给外姓人送礼吗?”

我妈当时就要开口,被我爸拦住了。

我爸的手按在我妈肩膀上,力气大得我妈倒吸一口冷气。但他自己一个字都没说。他只是站起来,走到桌上,拿起那张写着“放弃老宅与山林使用权”的字条,看了很久很久。

堂屋里安静得只有香烛燃烧的噼啪声。

然后我爸拿起笔,签了字。

他签字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忍着。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村里最偏僻的北山破看守房。那间房子的屋顶有三个洞,风一吹,塑料布哗哗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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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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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一家当天就把老宅的门锁换了。堂弟杨超把他的新车停在老宅院子里,停得四平八稳,像是在宣示主权。

我们住的破看守房,屋顶的洞用塑料布遮着,下雨天地上要放好几个盆接水。我妈把仅有的一床厚被子盖在我身上,自己裹着棉袄坐了一夜。

我以为我爸会哭。

他没有。

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听见门响,起来一看,我爸已经扛着铁锹上山了。

北山那片地,村里人都叫它“石头滩”。全是碎石,坡度陡,没有水源,连杂草都长不好。没有人认为那片地能种出什么东西。

但我爸在那里砸了整整一天的石头,傍晚回来,手上全是血泡,眼睛却是亮的。

他说,石头下面的土是湿的,带着一股矿物质的气味。他用鼻子闻,用手捻,说这土里有东西。

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说:“人不给活路,天给。这山我不种出名堂,我就不叫杨国泰。”

我妈没说话,转过身去抹眼泪,抹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帮我爸做了一大锅干粮带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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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的第一年,村里人把我家当笑话看。

伯母钱桂花逢人就说我爸是在“给石头浇水”,说我妈是“跟着一个疯子上山挖坟”。村里的孩子跟着大人学,在我家门口扔石头,喊“石头滩的野人”。

我爸从来不理。他每天天不亮上山,天黑了才下来,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人也越来越沉默,但眼睛里的那股劲从来没有散过。

开荒第二年的夏天,我爸在山上发现了一个中暑晕倒的老头。

老头叫罗建国,农科所退休的果树栽培专家,大家都叫他老罗。他是来北山考察野生植被的,走着走着就倒了。我爸把他背下山,灌了两碗盐水,在破屋里照料了他两天。

老罗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是爬起来上山看我爸开出来的地。

他在山上转了大半天,回来的时候脸色很奇怪——不是失望,是惊讶。他说,这片陡坡的昼夜温差比山下大将近十度,加上山体里渗出的矿泉水,土壤的矿物质含量极高。这种条件,在平地上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但它天然适合种植一种极为挑剔的高端新品种——晚熟血蜜桃。

血蜜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苛刻到近乎变态,正是因为这种苛刻,它的口感和品相在市场上几乎无可替代,价格是普通桃子的三到五倍。

老罗在农科所干了一辈子,憋了一辈子的脾气,临退休也没能把这个品种真正推广出去,因为没有合适的地,也没有愿意冒险的人。

他看着我爸,问:“你敢种吗?”

我爸说:“你敢教吗?”

两个犟老头,就这么谈成了。老罗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成为合伙人,不拿工资,只分收益。

正式种植之前,老罗专门交代了一件事,说得很郑重。

血蜜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采摘之后,果肉内部的氧化速度极快,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从内部开始变黑腐烂,外表看起来完好,切开来全是黑心。普通的冷库保存根本压不住这个问题,温度稍有偏差,腐烂速度反而更快。

老罗花了几年时间,研发出一套用中草药提取液进行浸泡预处理的方法,再配合特定的退火降温流程,才能把货架期延长到七天以上,足够完成长途运输和销售。

这套方法,老罗只手把手教了我爸一个人。配方和流程,写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老罗留着一份,我爸留着一份。

临了老罗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方子,就是这片山最值钱的东西,比地本身还值钱。谁要是绕开这个方子卖血蜜桃,等着赔钱吧。”

没有人把这句话当回事。

幼苗、遮阳网、滴灌系统,每一样都要钱。我大学毕业进了城里的生鲜供应链企业做法务,同时接一些合同审核的兼职,把赚到的钱绝大部分汇回家。我妈在山下给人打零工,攒着每一分钱。

有一年青黄不接,家里账上只剩下两百块钱,我爸坐在山上看了一夜的星星,第二天早上下来,照常上山干活,一个字都没提。

就这样,咬着牙,撑了五年。

第五年秋天,血蜜桃第一次挂果,满山坡的深红色,像是把这片石头滩烧起来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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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我们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只知道果子刚开始变色,就有人来问了。先是镇上的水果贩子,然后是县城的超市采购,然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人——高端水果连锁超市的采购总监,周万福,周老板,亲自开车进村来了。

周老板这个人,我在行业里听说过。他只认品质,不认人情,供应商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的标准从来没有松过。他进村那天,在果园里转了两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说,最后摘了一颗桃子,当场咬开,咬了一口,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们有多少,我要多少。”

他开出的价格,是普通桃子的三倍。

第一批果子卖了五十万。

我妈拿到那张银行转账回执的时候,坐在皮卡车的副驾驶座上哭了很久。我爸坐在驾驶座上,手放在方向盘上,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眼眶红了。

老罗坐在后排,假装在看窗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清了清嗓子,说:“哭什么,才刚开始。”

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借款,还买上了一辆皮卡车。

消息传到村里,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

伯母钱桂花的脸色,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精彩的表情之一。她站在村口,看着我家的皮卡车开过去,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但她很快就调整好了。

她开始在村里散布新的说法:老二当年占的是杨家祖坟脉气最好的地,没有老祖宗保佑他能发财?那片地本来就是祖产,老二不过是替杨家种了几年果树,现在果树结果了,收益当然要归祖产。

这话说给谁听的,不言而喻。

堂弟杨超那边,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水果批发公司已经快撑不住了。他欠了供应商大量的货款,物流费也拖着没结,几个债主已经开始催得很急。他急需一笔钱翻身,而我家果园,在他眼里,就是一块现成的肥肉。

04

04

伯父杨国良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三十年前爷爷去世前写的一张手写字据——《后山公祭地划界协议》。

这张字据,是当年分家的时候,爷爷请三叔公等几个老人见证写下的。字迹已经很模糊,但其中有一行还能辨认:“北山坡地,由二房代管,收益按房头统筹。”

这行字,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任何效力——没有官方登记,没有公证,连写字的纸都已经泛黄破损。但伯父不是要拿它去打官司,他要拿它去村里用。

在村里,这张有三叔公签字、有几个老人见证的字据,比任何法律文件都好使。它代表的是“祖宗的意思”,是“老规矩”,是那些老人们最敬畏的东西。

伯父把这张字据压在箱底,开始等待时机。

他等的时机,是我家最脆弱的那一刻。

堂弟杨超在旁边出主意:等周老板的大合同签下来,等果子快熟的时候,等我家最不能承受损失的时候,再动手。那时候,我家要么妥协,要么眼睁睁看着果子烂在树上。

伯父听完,点了点头。

他们父子两个,算盘打得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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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板带着十辆大卡车进村提货,准备供应中秋大促。车队刚到村口,就被堵住了。

伯父杨国良带着三叔公和几个族里的老人,用砖墙和铁丝网把北山唯一的下山通道封死了。伯父站在路障前面,手里拿着那张三十年前的字据,当着村里所有人的面,宣布:这片山是祖产公地,老二当年只是代管,没有权利独吞收益。要把果子运出去,先交出七成的收益权,否则一斤都别想下山。

三叔公站在伯父身边,捋着胡子,沉默地点头。

村里的人围着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周老板的卡车进不去,他站在车队前面,脸色铁青。他不是不讲理的人,但他有他的压力——终端超市的中秋大促已经排好了档期,宣传物料已经印好了,他这边不能按时供货,对面超市会直接找他索赔。

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话很直接:“杨小姐,我不管你们家里的事。我只知道,合同上写的是明天中午之前完成装车发货。如果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只能按合同走。”

按合同走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清楚。违约赔偿的数字,足够把我家账上的钱清空,还要倒欠一大截。

就在这个时候,我爸在山上出事了。

他看着被封死的路,看着堂弟杨超带着搬运工开始强行上山采摘,说是“收回祖产”——他一句话都没说,突然捂住胸口,倒下去了。

他是严重高血压。

我妈在旁边吓得腿软,是老罗和我扶着他往山下跑。救护车来的时候,我爸已经昏迷了。

等我把我爸送进县医院,站在急诊室外面,我把所有的局面捋了一遍。

果子已经熟透,多在树上挂两天就会大量落果腐烂,那是超过百万的损失。账上的钱不够赔周老板。伯父一家带着人在山上采摘,但他们不知道那批果子在没有经过老罗的保鲜处理之前,根本不能直接运走销售——采下来的果子,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黑心腐烂。

我站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上,闻着消毒水的气味,想了很久。

然后我给老罗打了一个电话,说:“老罗叔,我需要你配合我做一件事。”

老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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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在医院昏迷了将近一天,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

他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我把手机拿给他,说要给我签一个东西。他手抖着,但写得很清楚: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我全权处理果园和合同的一切事务。

他写完,把手机还给我,说:“小瑾,你来。”

就这四个字。

他相信我,就像当年他相信那片石头下面的土是湿的一样,没有理由,就是相信。

当天下午,伯父杨国良来了。

他拎着一盒劣质茶叶和两瓶白酒,挂着一张虚伪的笑脸,走进病房,叫了一声“老二”,叹了一口气,说:“你看看你,遇到事了,身边没个儿子帮衬,就扛不住了吧?”

我妈当时就要开口,我拦住了她。

伯父在椅子上坐下来,把茶叶和酒放在床头柜上,开始说他的“好意”:“老二啊,哥也是为你着想。周老板那边要告你,你赔得起吗?你现在躺在医院,小瑾这个丫头一个人扛得住吗?你听哥一句劝,把果园的经营权交给杨超。杨超有水果公司,有冷库,有渠道,他能接下这个合同。都是一家人,写个协议,算你三成干股,旱涝保收,你躺着也有钱拿,多好。”

堂弟杨超站在门边,帮腔:“二叔,我这是替你扛雷。您就当是儿子帮您撑着,没坏心。”

我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没有说话。

我替他回答了:“可以谈。但得按商业规则来,权责分明,白纸黑字。”

伯父没想到我这么痛快,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当然当然,都是自家人,规矩嘛,走个形式。”

我看着他笑,心里想:走个形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