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让右翼和左翼的身份政治都遭遇了尴尬。对右翼来说，“血统决定民族身份”的说法被当场打脸；对左翼来说，试图用去殖民、反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的道德教条来规范球迷支持谁，也显得可笑。
足球热情冲破了外界强加的缰绳：无论是族裔纯洁的审查者，还是道德意识的监督者，都没能真正约束球迷。夺冠的西班牙，最鲜明地展现了右翼身份叙事的失败。拉明·亚马尔和尼科·威廉斯入选国家队，不是因为“多元化配额”，也不是出于某种道德义务而被赞美。他们受到欢迎，是因为球踢得出色，能决定比赛，让数以百万计的西班牙人感到快乐，也让西班牙队在世界范围内更受瞩目。这些球员凭借实力和情感认同，已经成为国家象征。
英格兰的布卡约·萨卡、德国的贾马尔·穆西亚拉，以及世界杯各支球队中众多黑人、混血或移民后代球员，情况也一样。对一个穿着亚马尔球衣、模仿萨卡过人的孩子来说，偶像的家庭出身并不会削弱他作为西班牙人或英格兰人的身份。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这些球员，国家以最令人向往的形象出现：有天赋，而且能赢。
这让右翼身份政治陷入两难：要么承认国籍并不取决于血统、肤色或姓氏；要么拒绝这个国家最受欢迎运动中的英雄人物，从而暴露出自己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更接近种族主义。至少在世界杯的集体记忆还未消退之前，选择后者的人，很难得到公众支持。
归根结底，决定谁能代表一个国家的，不是“外貌审查员”，而是国家队征召、球员穿上球衣时的投入，以及全世界球迷的认可。
当这些人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段历史、一支球队、球员和球迷都当成同一个道德法庭上的被告时，他们只是暴露出一种倾向：只有在罪责、愤怒、受害叙事和怨气登场时，他们才感到自在。那种自由、矛盾、好玩，甚至有点傻气的热情，并不是他们能接受的东西。于是，他们试图告诉所有人：在这场节日里，快乐必须先向道德动员“缴费”，表态和举旗必须排在享受比赛之前。
右翼和左翼的身份政治，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前者否认公民资格，在国家内部竖起种族高墙；后者则审查情感，把那些平常、甚至本来就带有非理性色彩的选择，变成美德测试。但两者共享同一种思维方式：把具体的人溶解进集体身份之中，再按照群体归属来分配罪责、功劳和义务。
前者看着亚马尔，看到的是“伪装成西班牙人的摩洛哥人”；后者看着一件球衣，看到的是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厌女传统。两者都看不见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变成政治动员。有时候，一场足球比赛就只是足球比赛。而当球滚动起来时，球迷的意识根本不会在意那些令人厌烦的道德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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