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桐散文研究系列之七十九】
日出一样喷薄的写作观
史传统
谭延桐，哲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教育家，编辑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埃及荣誉文学博士，先后做过《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红豆》等报刊社的文学编辑，现为中国文联香港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香港文艺杂志社总编辑、香港书画院院长、《人文科学》编委会主任、《中国诗人·国际版》总监、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散文诗创作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名誉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音乐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剧本、报告文学、歌曲、书画等，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等共二十部，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图》《民国大艺术》《一城浪漫》《笔尖上的河》《时间的味道》《遍开塔树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获奖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青岛出版社）、《当代散文精萃》（中国文联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延边大学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广州出版社）、《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99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中国年度杂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百家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种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荷、韩、波兰、亚美尼亚等多种文字。曾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第五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广西政府第五届铜鼓奖”，以及《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潮》《时代文学》《广西文学》《西湖》等颁发的文学奖或编辑奖，并荣获“山东省十佳青年诗人”、“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十佳华语诗人”、“超吟游诗人”、“全国十大为学精神人物”等称号。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决斗》《不画别人的风景》《对面的茑萝》《樱桃树下》《石头里藏着雕塑》等，被用作全国各地中高考语文试题，引起广泛影响。诗歌《那束光是斜着劈过来的》，入选“首届中国好诗榜”。三十年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曾采访过。
多次参展，并举办个人书画展。三百余幅书画作品，见诸报刊。一千余幅书画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
谭延桐
从本质上说，人这粒宇宙中的微尘，都是孤独的，无依的，悬浮的。这层涵义，存在主义哲学早就详尽地阐述过了，尽管说法不一样。因为，人都生活在时间的角落和梦想的阴影里。在时间的角落和梦想的阴影里生活得久了，就难免会有潮湿的感觉，甚至发霉的感觉，就渴望阳光，渴望在很充足的阳光里把自己的有些湿漉漉的生命晒干。这个晒干的过程，其实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由意志”的逐渐展开的过程，充分发挥的过程。
晒太阳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权力的云端，物质的山巅，关系的河畔……而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晒太阳的最好的地方，显然就是文学的阳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写作就是晒太阳。一边接受来自太阳的美好的祝福，一边通过文字的形式把这些美好的祝福撒向四面八方。那些把太阳的祝福据为己有的写家，显然都是自私的写家，没有多少前景的写家。这样的写家一旦从文字的阳台上下来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连他自己也未必认得自己了。
晒太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产生光合作用。生命的光合作用一旦产生了，文字的光合作用就会接着跟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文字，都是一些吸足了阳光的文字，蓬蓬勃勃的文字，能给人以明亮和温暖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就没法儿让人不喜欢。
太阳是善良的，不会把写作的人晒黑；即使脸上晒黑了，那也是健康的标志，绝对不会得寸进尺，把写作的人的灵魂也晒黑。这就是，晒过太阳的人看上去都是很健康甚至很健美的原因。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这双重的健康不使一个人走到更加广袤的梦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在晒太阳的时候不得闲去处理那些生活上的事儿，致使爱情不理你了，春天不理你了……你也不必担心。这些，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你在那里一心一意地晒太阳，它们不好意思走近你打搅你就是了，其实它们还是很乐意走近你的。即使它们在别处忙着，暂时不能走近你，你也不必垂头丧气。那么多的阳光都为你所有，想想你有多富有吧。有些人富而不贵，你却富而贵。再去怨天尤人，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因此我就这样说过，谁也没有一个写作的人权力大，因为在写作的时候他或她就是国王，是他或她在主宰着一切；或者说他或她就是将军，是他或她在指挥着文字的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地向前突进；或者说他或她就是法官，他或她叛哪个文字死哪个文字就不敢不死……天赋人权，这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只有作家才会有我所说的这样的特殊的权力。自由意志的彰显，显然，这时候在作家这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
晒太阳的时候，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纷至沓来，鱼贯而入，带着它们各自的信息甚至福音，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儿了。是的，晒太阳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或她的祝福是从最高的地方撒下来的，用心看，都是那样地金光闪闪。这些“金光”，可以随便做成什么，比如迷恋的一个梦，比如喜欢的一首歌，比如一个会魔法的精灵……
我从不担心一个写作的人会穷死，因为他或她拥有成吨成吨的阳光，这些阳光随便批发出去，就会换来一个又一个的心灵的节日。是的，晒太阳，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心灵天天过节。即使是一个人的节日，也异彩纷呈。想想看，人这一生，还不就是求个异彩纷呈么。有的“异彩纷呈”是看得见的，比如怒放的烟花；有的“异彩纷呈”是看不见的，比如梦中的世界……这看不见的“异彩纷呈”或曰深藏不露的“异彩纷呈”，才是有魔力的“异彩纷呈”，风雨雷电都拿它没办法。写作者晒太阳，驰求的就是这个有魔力的“异彩纷呈”。不信你去问问但丁、萨福、奥勒留、普吕多姆、豪森、比昂逊、埃切加赖、卡杜齐、吉卜林、欧肯、拉耶勒夫、海泽、霍普特曼、海顿斯坦、哈姆生……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自然也就确信无疑了。
自由意志当然并不是让人滥用的，谁滥用谁就有罪。在自由意志上懂得如何去节制而又真正地体现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的作家，才是好作家。就像太阳一样，从不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不毫无节制地把阳光泼下来从而把全世界的人都泼死，这就是节制的最好的诠释。这个节制，说穿了，就像汽车上的引擎一样重要。如果还不懂，或一知半解，想想“敬畏”的分量，想想康德的“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的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会愈加充实着我们的心灵，它们便是：我们头上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自然也就全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的自由意志再多，也是不能别人家的阳台更不能到别人的头上晒太阳的，不能全无禁忌，就像生命的都市里不能没有“红绿灯”一样。
一般的作家都喜欢在阳台上晒太阳，因为阳台上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有追求有抱负的作家却大多喜欢到旷野里去晒太阳，因为旷野里接触阳光的面积相对来说要大一些；而独立的卓然的作家却都喜欢到悬崖上晒太阳，因为悬崖上的太阳更新鲜更生动更热烈更奔放。这最后一类作家，就比如德莱达、卡尔菲特、奥尼尔、拉格奎斯特、莫里亚克、帕斯捷尔纳克、斯坦贝克、阿斯图里亚斯、怀特、辛格、卡内蒂、戈丁尔、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君特•格拉斯、尤利西斯、马尔克斯等等，才是喜欢晒太阳的人的心仪。让人心仪的作家都是一些从来都不怕死的人，他们死也要死在最澄澈最灼热最有诗意最有张力的阳光里。因此，文学神迪奈尔所说的“最终文卷”，都在他们的手里。
【赏析】
日出一样喷薄的写作观
——谭延桐文化散文《写作就是晒太阳》赏析
真正的学者，谈写作，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学识，其理念，其眼光，其角度，其气象……都是全新的。如此“写作观”，是不会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的。
《写作就是晒太阳》是一份写作宣言、一部微型写作哲学、一次写作行为的自我演示。谭延桐让写作本身成为“晒太阳”的过程，让文字在阳光中自行生成。因此，阅读这篇散文，就是观看一个写作者如何在阳光中敞开自己，如何让文字从潮湿的阴影里走出来，变得干燥、明亮、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是晒太阳》是谭延桐的写作观，而且不是那种可以从中抽离出几条纲领的写作观，而是一种必须通过阅读行为才能被激活的写作观。它拒绝被概括，只接受被经历。
存在论的起点：孤独、潮湿与阳光行动
谭延桐的写作是从人的存在处境出发。散文开篇便以存在主义的语调宣告：“从本质上说，人这粒宇宙中的微尘，都是孤独的，无依的，悬浮的。”这不是一个文学性的感叹，而是一个哲学性的判断。它将人置于宇宙尺度之下，以“微尘”这一意象取消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同时以“孤独”“无依”“悬浮”三个词精确地描摹了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心理层面的寂寞，而是本体论层面的被抛：人被抛入一个没有先定意义的世界，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意义。
谭延桐紧接着指出，这种孤独的根源在于“人都生活在时间的角落和梦想的阴影里”。“时间的角落”暗示人的有限性，我们被时间限定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无法同时占据所有时间；“梦想的阴影”则暗示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隙，梦想投射出光亮，同时也投下阴影。在这双重限定中，人的生命“难免会有潮湿的感觉，甚至发霉的感觉”。这里的“潮湿”和“发霉”是极具身体感的词汇，它们将存在主义的抽象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经验。潮湿是一种黏滞的、不舒展的状态，发霉则意味着生命正在腐朽。谭延桐用这两个词，将存在的困境从哲学概念拉回到日常感受。
正是在这种潮湿的体验中，阳光作为对立面出现了。“渴望阳光，渴望在很充足的阳光里把自己的有些湿漉漉的生命晒干”，这个“晒干”的动作，就是谭延桐写作观的起点。写作不是锦上添花的装饰，而是雪中送炭的拯救。它要解决的是生命潮湿的问题，是存在发霉的问题。谭延桐将这个过程定义为“存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由意志’的逐渐展开的过程，充分发挥的过程”。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换：他将写作从美学领域移入存在论领域，将写作行为等同于自由意志的实现。写作不是对自由的表达，而是自由本身。
文学阳台：写作的空间诗学
如果写作是晒太阳，那么写作者在哪里晒太阳？谭延桐给出了一个精妙的空间意象：“文学的阳台”。他首先承认晒太阳的地方有很多，“权力的云端，物质的山巅，关系的河畔”，这些都是人们寻求温暖和光亮的常见场所。但“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晒太阳的最好的地方，显然就是文学的阳台”。
“阳台”这个意象值得仔细品味。阳台不是室内，也不是旷野，它是一个介于内外之间的过渡空间。在阳台上，人既不完全暴露于外界，也不完全封闭于室内；既与天空相接，又与大地相连。阳台的开放性保证了阳光的进入，阳台的边界性又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距离。谭延桐选择“阳台”而非“广场”或“旷野”，暗示写作需要一种特殊的空间状态：既要有足够的敞开以接受阳光，又要有一定的边界以保持专注。阳台是家的延伸，写作是生命的延伸，两者都处于一种既连接又独立的辩证关系中。
在“文学的阳台”上，写作者“一边接受来自于太阳的美好的祝福，一边通过文字的形式把这些美好的祝福撒向四面八方”。这里出现了写作的双重运动：接受与撒播。写作首先是接受，写作者不是阳光的创造者，而是阳光的接收者。阳光来自别处，来自“太阳”这个更高的源头。谭延桐没有说太阳是什么，但他用“美好的祝福”这一表述暗示了阳光的馈赠性质。写作不是自我表现，而是接受祝福。但接受不是终点，写作者必须“通过文字的形式把这些美好的祝福撒向四面八方”。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运动，从个体到普遍的运动。谭延桐在此严厉批评了那些“把太阳的祝福据为己有的写家”，称他们为“自私的写家，没有多少前景的写家”。这种批评建立在一个伦理判断上：阳光是公共的，祝福是普遍的，写作者只是传递者而非占有者。一旦写作者试图占有阳光，他就从“文学的阳台”上跌落，“连他自己也未必认得自己了”。这个警告意味深长：写作的自我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由写作行为本身构成的。停止传递阳光，自我就消散了。
光合作用：文字的生成机制
谭延桐的写作观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是“光合作用”。他写道：“晒太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产生光合作用。生命的光合作用一旦产生了，文字的光合作用就会接着跟上。”这是一个生物学隐喻向文学领域的创造性移植。光合作用是植物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是生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过程。谭延桐将这一概念引入写作理论，意味着写作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一种能量转化。阳光（某种更高的精神能量）照射到写作者的生命上，写作者的生命发生光合作用，产生某种生命能量，然后这种生命能量再转化为文字的光合作用，最终产出“吸足了阳光的文字，蓬蓬勃勃的文字，能给人以明亮和温暖的文字”。
这个双重光合作用的过程揭示了谭延桐对写作生成机制的理解。写作不是直接从阳光到文字，而是必须经过生命这个中介。写作者的生命本身必须先发生光合作用，必须先被阳光转化，然后才能将这种转化传递到文字中。这意味着写作的真实性来源于生命转化的真实性。一个生命没有发生光合作用的写作者，不可能写出有光合作用的文字。谭延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写作伦理：写作的质量取决于生命转化的质量。
“吸足了阳光的文字”这个表述特别值得注意。文字不是阳光的容器，而是阳光本身。在光合作用之后，阳光已经内化为文字的属性，文字本身就是明亮的、温暖的。谭延桐说“这样的文字，就没法儿让人不喜欢”，这不是一个修辞性的断言，而是光合作用理论的逻辑结论：如果文字确实吸足了阳光，那么它必然具有照亮和温暖读者的力量。读者对文字的喜爱不是主观偏好，而是对阳光的自然反应。
阳光的伦理：晒黑与健康的辩证法
谭延桐的写作观包含一个深刻的伦理维度，这个维度在关于“晒黑”的讨论中充分展开。他写道：“太阳是善良的，不会把写作的人晒黑；即使脸上晒黑了，那也是健康的标志，绝对不会得寸进尺，把写作的人的灵魂也晒黑。”这段话看似轻松，实则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区分：表面的晒黑与灵魂的晒黑。表面的晒黑是健康的标志，它意味着写作者确实暴露在阳光下，确实接受了阳光的照射。但阳光不会晒黑灵魂，因为阳光的本质是善良的。
这个“善良”的归属值得深究。谭延桐将善良赋予太阳而非写作者，这意味着阳光本身具有伦理性质。阳光不是中性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道德品质的馈赠。它不会伤害写作者，不会将写作者引向黑暗。这种对阳光的信任，构成了谭延桐写作观的乐观主义底色。写作是安全的，因为阳光是善良的。写作者不必担心在阳光中迷失自己，不必担心写作会腐蚀灵魂。相反，“晒过太阳的人看上去都是很健康甚至很健美的”，这种健康是双重的：“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谭延桐将写作视为一种身心合一的修炼，一种使整个人变得健康的实践。
这种健康观与存在主义开篇的“潮湿”“发霉”形成呼应。写作作为晒太阳，其效果就是治愈存在的潮湿病。从潮湿到干燥，从发霉到健康，这是一个存在状态的转变。谭延桐的写作观因此具有了某种治疗学的意义：写作不是附加在生命上的装饰，而是对生命本身的修复和提升。
富与贵：写作的价值重估
在讨论写作可能带来的“失去”时，谭延桐进行了深刻的价值重估。他承认晒太阳的时候可能“不得闲去处理那些生活上的事儿，致使爱情不理你了，春天不理你了”，但他立即以反问的语气消解了这种担忧：“那么多的阳光都为你所有，想想你有多富有吧。”这里出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对比：一种是世俗的价值体系，以爱情、春天（象征世俗的幸福）为财富；另一种是写作的价值体系，以阳光为财富。谭延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且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区分：“有些人富而不贵，你却富而贵。”
“富”与“贵”的区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富是物质的丰裕，贵是精神的尊贵。谭延桐将这一区分引入写作理论，意味着写作带来的不仅是财富（阳光），更是尊贵（与阳光同在的尊严）。写作者可能失去世俗的幸福，但他获得了“富而贵”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使写作者无权“怨天尤人”，因为“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了”。谭延桐在这里展现了一种近乎严苛的写作伦理：写作者既然选择了阳光，就必须承担选择的一切后果，包括世俗幸福的丧失。这种承担不是牺牲，而是交换，而且是一种极其划算的交换，因为阳光的价值远远超过世俗幸福的价值。
谭延桐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宣告了写作者的权力：“谁也没有一个写作的人权力大，因为在写作的时候他或她就是国王，是他或她在主宰着一切；或者说他或她就是将军，是他或她在指挥着文字的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地向前突进；或者说他或她就是法官，他或她叛哪个文字死哪个文字就不敢不死。”国王、将军、法官，这三个意象分别对应着主宰、指挥、判决三种权力。谭延桐将写作提升为一种绝对权力的行使，写作者在文字的世界里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特别强调“天赋人权，这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将写作的权力追溯到神圣的源头。这种权力的本质，就是“自由意志的彰显”，而且“在作家这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写作是自由意志最充分的实现形式，这是谭延桐写作观的核心命题之一。
文字的降临：现象学的光照
谭延桐对写作过程中的幸福体验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描述：“晒太阳的时候，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纷至沓来，鱼贯而入，带着它们各自的信息甚至福音，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儿了。”这里的关键词是“纷至沓来”和“鱼贯而入”。文字不是写作者主动寻找的，而是自行到来的。写作者的角色是“眼看着”，是等待和接受。这种被动性恰恰是写作幸福的来源：写作者不是文字的制造者，而是文字的接收者。文字带着“各自的信息甚至福音”到来，写作者的工作只是迎接它们。
这种对写作过程的描述，与许多作家关于灵感的描述相通，但谭延桐赋予了它一个独特的意象框架：文字是阳光的化身，它们从阳光中走来，带着阳光的祝福。因此，“晒太阳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或她的祝福是从最高的地方撒下来的，用心看，都是那样地金光闪闪”。这里的“最高的地方”暗示了阳光来源的超越性。谭延桐没有明确说这个“最高的地方”是什么，但他用“金光闪闪”这一视觉意象强调了其神圣性。这些“金光”可以“随便做成什么，比如迷恋的一个梦，比如喜欢的一首歌，比如一个会魔法的精灵”，这意味着写作的产品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它们都源于同一个金色的源头。
谭延桐进一步将写作的幸福与“心灵的节日”联系起来：“晒太阳，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心灵天天过节。即使是一个人的节日，也异彩纷呈。”节日是日常生活的打断，是特殊时间的降临。谭延桐将写作视为心灵的节日，意味着写作使心灵从日常的平庸中挣脱出来，进入一种异彩纷呈的状态。他特别区分了两种“异彩纷呈”：看得见的（如怒放的烟花）和看不见的（如“梦中的世界”）。写作追求的是后者，是“深藏不露的‘异彩纷呈’”，是“有魔力的‘异彩纷呈’”。这种看不见的异彩纷呈具有抵抗外部力量的能力，“风雨雷电都拿它没办法”。谭延桐在这里揭示了写作的内在性：写作创造的是一种内在的丰富，这种丰富不依赖于外部条件，因此也不会被外部力量摧毁。
为了证明这一点，谭延桐列出了一长串名字：但丁、萨福、奥勒留、普吕多姆、豪森、比昂逊、埃切加赖、卡杜齐、吉卜林、欧肯、拉耶勒夫、海泽、霍普特曼、海顿斯坦、哈姆生。这些名字大多属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谭延桐用他们作为“晒太阳”的见证者。这个名单的列举不是炫耀知识，而是建立一种写作的谱系。谭延桐将自己的写作观置于这一伟大传统之中，暗示“晒太阳”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所有伟大写作者的共同实践。
自由意志的辩证法：节制与敬畏
谭延桐的写作观在强调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包含了对自由意志的深刻反思。他警告说：“自由意志当然并不是让人滥用的，谁滥用谁就有罪。”这个“罪”字用得极重，它将写作的伦理问题提升到了宗教性的高度。滥用自由意志不是技术错误，而是道德罪过。谭延桐紧接着提出了好作家的标准：“在自由意志上懂得如何去节制而又真正地体现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的作家，才是好作家。”这里出现了一对辩证关系：节制与天马行空。好作家既要有节制的智慧，又要有天马行空的能力；既要懂得限制自己，又要能够无限展开。这种辩证法是谭延桐写作观中最精微的部分。
他以太阳为榜样来说明节制：“就像太阳一样，从不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不毫无节制地把阳光泼下来从而把全世界的人都泼死，这就是节制的最好的诠释。”太阳拥有无限的能量，但它从不一次性释放所有能量，而是以适当的强度持续照耀。太阳的节制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写作者的节制也应该成为写作秩序的一部分。谭延桐将这种节制比喻为“汽车上的引擎”，引擎控制着能量的释放，没有引擎的控制，能量就会变成破坏力。
为了进一步阐明节制的内涵，谭延桐引用了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的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会愈加充实着我们的心灵，它们便是：我们头上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这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著名段落，它表达了康德哲学的核心思想：对自然秩序的敬畏和对道德法则的敬畏。谭延桐引用这段话，意在将写作的节制与康德的敬畏联系起来。写作者的自由意志必须受到“头上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双重约束。具体而言，就是“不能全无禁忌，就像生命的都市里不能没有‘红绿灯’一样”。红绿灯的比喻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的交通规则，写作者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在规则之内行使。这种规则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写作本身的内在要求。
三种空间：阳台、旷野与悬崖
在散文的结尾部分，谭延桐提出了一个写作境界的层级划分：“一般的作家都喜欢在阳台上晒太阳，因为阳台上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有追求有抱负的作家却大多喜欢到旷野里去晒太阳，因为旷野里接触阳光的面积相对来说要大一些；而独立的卓然的作家却都喜欢到悬崖上晒太阳，因为悬崖上的太阳更新鲜更生动更热烈更奔放。”
这是一个从安全到冒险、从有限到无限、从平庸到卓越的递进结构。阳台是安全的，但阳光的接触面积有限；旷野更开阔，但仍然是平地；悬崖则是最危险的，但也是最接近太阳的。谭延桐将“独立的卓然的作家”置于悬崖之上，意味着最高境界的写作是一种冒险，是一种对安全的放弃。悬崖上的太阳“更新鲜更生动更热烈更奔放”，这是因为悬崖上的写作者更接近天空，更远离大地，更少受到世俗的遮蔽。
谭延桐为这第三类作家列出了一个更长的名单：德莱达、卡尔菲特、奥尼尔、拉格奎斯特、莫里亚克、帕斯捷尔纳克、斯坦贝克、阿斯图里亚斯、怀特、辛格、卡内蒂、戈丁尔、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君特·格拉斯、尤利西斯、马尔克斯。这些名字是谭延桐心中的文学英雄，他们“从来都不怕死的人，他们死也要死在最澄澈最灼热最有诗意最有张力的阳光里”。将写作与死亡联系起来，是谭延桐写作观的最后升华。悬崖上的写作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写作，写作者在悬崖上接受最强烈的阳光，同时也接受最直接的死亡威胁。但正是这种威胁，使阳光变得“最澄澈最灼热最有诗意最有张力”。谭延桐以“文学神迪奈尔所说的‘最终文卷’”作为结尾，暗示这些在悬崖上晒太阳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将进入文学的永恒殿堂。
写作作为存在之光
《写作就是晒太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写作本体论体系。谭延桐从存在主义的孤独命题出发，经由文学阳台的空间意象、光合作用的生成机制、晒黑与健康的伦理辩证法、富与贵的价值重估、文字降临的幸福现象学、自由意志的节制法则，最终抵达悬崖上的写作境界。这条思想路径不是线性的推演，而是阳光照射下的多面折射，每一个面都闪烁着不同的光芒，但都源于同一个太阳。
这篇散文作为谭延桐的写作观，其核心洞见在于写作不是关于什么的写作，而是从什么出发的写作。谭延桐将写作的出发点从技巧、灵感、经验移到了存在本身。写作是存在从潮湿走向干燥的运动，是自由意志从潜在走向实现的运动，是生命从阴影走向阳光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晒太阳”不是一句漂亮的比喻，而是一个严格的本体论命题。它告诉我们：写作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活的拯救；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是自我的超越；不是阳光的占有，而是阳光的传递。
谭延桐用这篇散文完成了一次写作行为的自我演示。他写“晒太阳”，同时就在“晒太阳”；他写文字的纷至沓来，文字就在他的笔下纷至沓来；他写阳光的祝福撒向四面八方，这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份撒向读者的祝福。阅读《写作就是晒太阳》，就是接受这份祝福，就是让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一次光合作用。这或许就是这篇散文最终的意义：它不仅是关于写作的写作，更是关于阳光的阳光。
由此可见，知识结构夯实了再夯实，理念熔铸了再熔铸，眼光打磨了再打磨，之后，再谈写作，是定会有一个新局面的。
【作者简介】
史传统，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家；《香港文艺》编委、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书画院副院长、特聘艺术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学术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三十部文学名著赏析》（花山文艺出版社）；谭延桐艺术研究三部曲：《谭延桐诗论》《谭延桐文论》《谭延桐画论》；《再评唐诗三百首》《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红楼梦100个热点话题解读》《成语新解与应用》等10几部；散文集《心湖涟语》《辽宁行》《特色盘锦》；诗集《九州风物吟》。诗歌《雨夜》《暮色》入选《生命的奇迹：2025年中国诗歌精选》。作品散见《芒种》《青年文学家》《香港文艺》《中文学刊》《河南文学》等。先后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3000多篇（首），累计1000多万字。曾荣获《青年文学家》“优秀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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