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食物向来挑剔。街角早餐铺里嫩得发颤的鲜豆腐,我嫌寡淡;长沙火宫殿里臭名远扬的臭豆腐,我又厌它张扬。唯独一样——老家瓦罐里那团长了毛、发了霉的豆腐乳,能让我就着白米饭,一口气吃上三大碗。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血脉里的味觉密码”吧。它不随迁徙而淡化,反而像一坛埋进地底的陈酿,年月越久,启封时那股子醇香越呛得人眼眶发热。
我的童年是泡在咸菜坛子里的。八十年代末的湖北农村,父母的脊梁被稻田压弯,也只能从土地里抠出一家人的口粮。糖果是年画上的事,饼干是亲戚串门时的传说。
我所有的“零食”,都锁在祖母床尾那个涂了桐油的木柜里——一碟用土陶碗盛着的霉豆腐。
放学铃声是我一天中最焦灼的等待。书包往门槛上一甩,踩着板凳去够柜顶。揭开碗盖的瞬间,霉豆腐特有的发酵香混着油味扑面而来,像一种秘密的召唤。
我总要先探头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才敢伸出筷子,尖着指头夹起米粒大的一小块。
那咸,是带着鲜的咸;那辣,是裹着香的辣。含在嘴里不敢嚼,要等它慢慢化,化到舌根,化到心里去,才能把这口滋味抻得长些,再长些。
祖母走了很多年了。坟头的芭茅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母亲的霉豆腐越做越讲究,说要杀菌,说要健康,说要与时俱进。可我尝遍各种改良配方,终究找不回那个土陶碗里的旧时光。
我对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东西有种本能的抗拒。超市里玻璃瓶装的霉豆腐,标签精美,入口却过于平淡。我还是固执地守着老家那套土办法:稻草垫底,自然发酵,辣椒和盐要用手细细揉匀。
2017年的冬天,我在一家公司做文案。公司租住在一栋老居民楼的顶层,七平米不到的客厅,兼作厨房、餐厅和会客室。那天加班到深夜,我和同屋的安徽姑娘阿雯煮了两碗挂面,白水煮的,连葱花都没放。
我从行李箱底翻出一个裹着三层塑料袋的玻璃罐——母亲新做的霉豆腐。阿雯挑了一小块拌进面里,埋头吃了两口,突然停住筷子,抬头瞪我:“这哪儿买的?”
“买不到的。”我搅着碗里的面,“我妈自己做的。”她“哇”了一声,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得惊人:“比超市卖的好吃太多了!这味道……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很‘真’。”
我没接话。笑了笑,低头吃面。心里却在想:你是没尝过我祖母做的。那才叫“真”,真到能尝出灶灰的味道,尝出稻草的呼吸,尝出一个老人在冬夜里守着发酵坛子的漫长时光。
后来阿雯去了上海,做新媒体运营。临走前我托人 给她捎了两罐。她在微信上给我发语音,背景音里是上海地铁的轰鸣:“收到啦!我室友问我要链接,我说这是友情限定款,全球只此一家。”
我握着手机站在武汉的出租屋里,窗外是长江上的货轮汽笛。那一刻突然很想家,想得很具体——想母亲揉辣椒面的手,想父亲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的背,想那个早已散架的木柜和里面永远少了一角的土陶碗。
今年春节前,母亲在视频里兴奋地展示她的“新作品”:“你不是说武汉菜没味道吗?我给你做了两罐,多放了辣椒,开胃!”
我满心期待地打开快递。塑料瓶是新的,标签是打印的,连霉豆腐的方块都切得前所未有的整齐。我夹起一块,送进嘴里——火。
不是那种温吞的辣,是直愣愣的、带着燥气的辣,像有人把一把干辣椒面直接摁在了舌头上。我猛地皱眉,冲进厨房灌下一大杯温水,舌尖还是麻的。
母亲今年七十二了。糖尿病,高血压,眼睛也花了。她大概已经尝不出咸淡,只是机械地往坛子里加料,加很多料,以为料足就是味厚。她不知道,她女儿在武汉的出租屋里,对着一罐过期的乡愁,左右为难。
扔了吧,那是母亲花了三个礼拜,颤巍巍做出来的。留着吧,我这胃,早已经不起这般横冲直撞的辛辣。
我在垃圾桶前站了很久。最后把瓶子轻轻放进去,转身去阳台抽了根烟。江风很大,烟燃得很快,像某些来不及细想就烧过去的事。
霉豆腐其实是有保质期的。只是从前没人提这回事——祖母在时,一坛霉豆腐从冬吃到春,从没坏过;母亲年轻时做的,放半年也照样醇香。现在我知道了,不是霉豆腐过期了,是做霉豆腐的人,过了她最好的“发酵期”。
我们总爱在美颜相机里留住胶原蛋白,在生日蜡烛前假装看不见新增的数字。却忘了那个在厨房弓着背的身影,早已过了古稀。她的味觉在衰退,她的力气在流失,她做一坛霉豆腐,要歇三回,要扶着灶台喘气,要对着菜谱研究“健康改良版”。
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在用童年的标准去要求一坛霉豆腐,要求一个老人。
前几天视频,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那两罐……好吃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得很大声:“好吃!特别下饭!我同事都抢着吃呢!”
她明显松了口气,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个考了满分等待表扬的孩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打碎了她的雪花膏瓶子,也是这样低着头,大气不敢出,等着一场或许不会落下的责骂。
原来时光是个轮回的圆。曾经仰头看父母的人,如今要俯下身去;曾经为我们兜底的人,现在需要我们捧着、哄着、骗着。他们在我们面前变得怯懦、敏感、患得患失,正如当年的我们。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而我此刻,站在来处与归途之间,手里攥着一罐再也打不开的霉豆腐,突然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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