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厨房里的油烟机嗡嗡响着,杨梅把最后一把空心菜倒进锅里,热油激起一阵白烟。她侧过头,用肩膀蹭了蹭额角的汗,余光扫过客厅墙上的挂钟,六点四十分,黄建国快回来了。

这间八十平的老房子在广西梧州的一条老街上,楼龄比他们的婚姻还长两年。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像一个人掉了门牙后尴尬的笑容。杨梅每天上下楼都要经过三楼的王阿婆家门口,王阿婆养的那只橘猫总是横在楼梯中间,尾巴一甩一甩,杨梅每次都得侧着身子绕过去,嘴里念叨一句"咪咪让让"。

她嫁到这条街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足够让一个姑娘变成两个孩子的妈,足够让一头黑发掺进白丝,也足够让一张崭新的床垫睡出一个坑来。

"妈,晚上吃什么?"女儿黄小雨从房间里探出头,手机屏幕上还亮着游戏界面。

"空心菜,番茄炒蛋,还有你爸爱吃的酸笋炒肉。"杨梅头也不回,"作业写完了?"

"早写完了。"小雨缩回去,门又关上了。

杨梅摇了摇头。女儿今年十六岁,读高二,正是说不得碰不得的年纪。儿子黄天赐在南宁读大学,上个星期打电话说要暑期实习不回来了。杨梅当时在电话里"哦"了一声,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在厨房站了十分钟,不知道要做晚饭。

孩子们都长大了。这个家,又变回她和黄建国两个人。

七点过十分,黄建国才回来。修车铺的油渍沾在他深蓝色的工作服上,手背上有一道新的划痕,不知道又被哪块铁皮蹭的。他换了拖鞋,把钥匙扔进鞋柜上的搪瓷盘里,闷声说了句"回来了"。

杨梅把菜端上桌,黄建国洗了手坐下,扒了两口饭,突然"嘶"了一声,手扶住后腰。

"腰又疼了?"杨梅放下筷子。

"嗯,这几天都不舒服。"黄建国皱着眉头,"床上那坑越来越深了,翻身都费劲。"

杨梅没接话。那张床垫的事,她心里一直有疙瘩。

说起来是去年秋天发现的。那天她换床单,掀开褥子,看见床垫中央明显塌下去一块,用手指按了按,棉花和弹簧都软塌塌的,没有弹力。她当时就说了句"床垫该换了",黄建国接的却是"还能用,别浪费"。

她没再坚持。黄建国是那种东西不坏到彻底报废就绝不换的人。家里的电视机还是结婚那年买的,显像管的老款,画面偶尔跳雪花,他拍拍机顶就好了。冰箱的门把手掉了,他用铁丝拧了一个圈代替,照样用了三年。

但这次腰疼得厉害,连他都受不了了。

"要不,买张新的吧。"杨梅说。

黄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先看看怎么回事,"他最后说,"没准就是弹簧移位了,拆开正一正就行。"

"拆?"杨梅皱眉,"床垫怎么拆?"

"剪刀一剪不就开了。"黄建国说完,低头继续吃饭,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

杨梅盯着他油腻腻的头发看了几秒,突然有种说不出的烦躁。这人怎么永远这样,什么事情都能凑合,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连一张睡了二十一年的旧床垫都要拆开来修。

但她没再说什么。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那天晚上,杨梅又失眠了。她侧躺着,后背刚好陷在床垫的那个坑里,腰椎悬空着,怎么躺都不对劲。黄建国已经睡着了,鼾声断断续续,有时候突然停几秒,像卡住的录音机,然后猛地又续上。

她翻了个身,月光正好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照在床头柜上她和黄建国的结婚照上。照片里的她穿着红色旗袍,扎着马尾辫,笑得眉眼弯弯。黄建国站在她旁边,西装是租的,有点大,肩膀的地方鼓鼓囊囊的,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石子。

那时候她才二十一岁,黄建国二十三。

杨梅闭上眼睛,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个人影。瘦高的个子,白衬衫的袖口永远卷到小臂中间,笑起来左边有个酒窝。赵明远。她有十几年没想起这个名字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今晚它突然就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像一根被水流冲出来的旧树枝。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不该想的,不能想的,都过去了。

第二天是周六,黄建国没去铺子。上午九点多,他真的从工具柜里翻出一把裁缝用的旧剪刀,还找了一卷透明胶带,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杨梅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卧室里传来"刺啦"一声,布料被撕裂的脆响。她手里的湿床单一抖,水滴溅在脚背上,凉飕飕的。

她走进卧室,黄建国已经半跪在床垫旁边,剪刀插进暗红色的布料里,正用力往前推。碎布条翻卷开来,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填充棉。有些棉絮已经结块了,黄建国伸手扯了扯,一坨一坨地扔到地上。

"你看,这棉花都成这样了。"他把一团硬邦邦的棉絮举给杨梅看,"难怪睡得不舒服。"

杨梅没说话,靠门站着,双臂抱在胸前。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一张旧床垫而已,拆了就拆了。

黄建国继续扩大裂口。剪刀的声音在安静的卧室里格外刺耳,"嘶嘶嘶"地一声接一声。杨梅看见他额头上沁出了汗,后颈的皮肤被夏天的闷热蒸得发红。

"弹簧有几根都歪了。"黄建国把手伸进去摸索,"奇怪,中间这几根断得特别厉害,按说不应该啊。两边都好好的,就中间这一块……"

他的声音突然停了。

杨梅看见他整条胳膊都埋在床垫里,手在一个位置停住了,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他的手指似乎在摸索着什么,眉头越皱越紧。

"怎么了?"杨梅往前走了两步。

黄建国没有回答。他的手臂缓缓往外抽,手指攥着一个东西。杨梅看见那是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很厚的材质,边缘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裹得严严实实。袋子上落满了灰,还粘着几丝棉花,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

"床垫里怎么会有这个?"黄建国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左右翻看,"谁塞进去的?"

杨梅的心突然跳得很重。她说不清为什么,但那透明的塑料袋让她喉咙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打开看看。"她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干涩。

黄建国用剪刀小心地剪开塑料,又撕掉那些黏糊糊的透明胶带。里面露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了,边角被塑料保护得很好,没有破损。信封正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四个字,字迹清晰但略有些潦草:

"杨梅亲启"。

卧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楼下王阿婆收音机里传来的粤剧唱腔,婉转悠扬地飘上来,咿咿呀呀的,唱的是什么杨梅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的视线钉在那个信封上,像被钉子钉住了脚掌,动弹不得。

那个字迹,她认得。

她认得那个"杨"字左边木字旁那一撇的弧度,认得"梅"字下面"每"的那一横总是微微上翘。那是赵明远在高中的课桌上,在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在她和他传过的所有纸条上,写了成百上千遍的字迹。

"这谁写的?"黄建国抬起头看她。他的表情很奇怪,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困惑,声音低沉的,像一口被石头堵住的井。

杨梅张了张嘴,喉咙里干得像塞了一把沙子。她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出来,很轻:"给我看看。"

黄建国把信封递过来。杨梅伸手去接,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抖,薄薄的信封在她手里竟然像有千斤重。她翻到背面,封口处粘着一张白色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拜托李叔,结婚那天送过去"一行字。李叔,老街口那家家具店的老板,三年前已经过世了。

她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几张普通的横格信纸,叠得整整齐齐,纸面同样泛了黄。她展开第一张,蓝黑色的墨水字迹映入眼帘,有些笔画洇开了,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梅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去深圳的火车上了。我本想当面和你说,但我怕看到你的眼睛就说不出口。昨天你爸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他说的对,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连个像样的住处都给不了你,我拿什么娶你?可是梅子,我走不是放弃,是去拼一个将来。我答应你,三年,最多三年,我一定回来,带着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的本事回来。如果你愿意等我,就等我。如果你等不了,也没关系,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

这张床垫是我找李叔帮忙的。我打了三个月的零工,在码头扛包,在工地搬砖,攒了二百八十块钱。李叔说进价给他二百六,剩下的二十块算运费,他帮我送到你结婚的地方。我跟你爸打听过,你们那边的规矩是嫁妆里要有新床。我不知道你会嫁给谁,但我总想着,无论你嫁给谁,这张床垫能让你睡得好一点,我就踏实了。

我在里面放了这封信,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现它。也许明年,也许十年,也许永远不会。但没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世上曾经有个人,用他能拿出来的全部,想让你以后每个晚上都能睡得安稳。

梅子,你还记不记得学校后面那条小河?你说等咱们毕业了,要在河边盖一间小房子,种一架葡萄,夏天就在葡萄架下面乘凉。我记得你说的每一个字。我会记得一辈子。

我昨天路过李叔店里看见这张床垫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你以前说腰不好,在宿舍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样子。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让你睡上一张舒服的床,我赵明远这辈子就没白活。

火车是今天晚上的,七点二十八分。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窗外下着雨。你那边呢?你总是不爱带伞,下雨就淋着跑。以后记得带伞,别总让人操心。

梅子,等我。

明远

1998年7月23日"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圆圆的,把墨水洇开成淡蓝色的晕。杨梅分不清那是当年赵明远的眼泪,还是此刻她自己的,因为她的视线已经完全模糊了。泪水大颗大颗地砸在信纸上,新的水渍覆盖了旧的,她把信纸紧紧攥在手里,纸张发出细碎的声响。

十八年了。这封信在床垫里躺了十八年。

她想起1998年7月23日。那天她在家收拾嫁妆,母亲在旁边絮絮叨叨地叮嘱这叮嘱那,父亲坐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也没说。她记得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她站在窗前看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心里空落落的,像被谁掏走了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她坐在婚房里,看着亲朋好友闹洞房,看着黄建国被灌得满脸通红,看着那张崭新的暗红色床垫被人抬进来摆好。她当时还摸了摸床垫表面,心想,手感真好,软硬适中。

她从来不知道,这张床垫是他送的。她从来不知道,在她穿上嫁衣的那一天,他正坐在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怀里揣着一张她的照片,眼睛里装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杨梅。"黄建国的声音把她拽回现实。她抬起泪眼,看见丈夫站在面前,脸色铁青,腮帮子绷得紧紧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这到底是谁写的?"

杨梅用力吸了一下鼻子,擦掉脸上的泪。她看着黄建国,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些她从未见过的东西。那里面有困惑,有不解,还有一点点她不敢确认的,恐惧。

"赵明远。"她听见自己说,"他叫赵明远。"

"赵明远是谁?"

杨梅闭上眼睛。这个名字,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当着黄建国的面说出来。但纸包不住火,信在人家手里,她瞒不住了。

"我以前的……对象。"她艰难地开口,"高中同学。后来我爸妈不同意,就分了。"

黄建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那双被机油染黑的手指还捏着剪开的塑料碎片,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卧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楼下王阿婆的收音机换了台,变成一阵滋滋的电流杂音。

"所以你们一直有联系?"黄建国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十八年,他一直给你写信?你们是不是一直偷偷见面?"

"没有!"杨梅猛地睁大眼睛,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建国,我发誓,我今天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我从来没收到过,也从来没跟他联系过!"

"那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来找你,就放封信在床垫里?你让我怎么信?"黄建国的脸涨红了,额角的青筋隐隐凸起。

"他去了深圳。"杨梅的声音低下去,"后来……后来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我听说他在那边出了事,但没人说得清楚。再后来就没人提起他了。"

杨梅记得最后一次听到赵明远的消息是在2000年的秋天。她和黄建国的儿子刚满一岁,有一天在老街上碰见赵明远的妹妹赵明霞。赵明霞瘦了很多,眼睛红红的,看见杨梅就躲。杨梅追上去问,赵明霞只说了句"我哥走了,别问了"就匆匆跑开了。后来杨梅听街坊说,赵明远在深圳的工地上出了事故,人没了。但没人证实,她也不敢去问。

"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人?"黄建国退后一步,靠在衣柜上,双手抱着脑袋,"十八年了,杨梅,十八年了,我连我老婆以前有个对象都不知道?"

"都过去了。"杨梅的声音带着一丝祈求,"建国,那都是结婚以前的事了。我嫁给你以后,就跟他没关系了。"

黄建国放下手,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杨梅被他看得心里发毛,那目光里有怀疑,有受伤,还有深深的疲惫。最后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出卧室,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啪啪"的,越来越远,然后是客厅门被拉开又关上的声响。

他出去了。

杨梅一个人站在散落着棉絮和弹簧的卧室里,手里攥着那几页薄薄的信纸,脚边是她睡了十八年的婚床残骸。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填充物上,照在她颤抖的手背上,照在信纸最后一行的"等我"两个字上。

她慢慢地蹲下身,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十八年攒下的所有委屈和困惑,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年夏天那个特定的日子,她总会莫名其妙地失眠;终于明白为什么她偶尔会梦到学校后面的那条小河,梦里总有个瘦高的背影走在前面,她怎么追也追不上;终于明白那个她以为早就忘记的名字,为什么偶尔从别人嘴里听到时,心里还是会轻轻颤一下。

原来他一直都在。在这张床垫里,在她每个安睡的夜晚,在她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用最后能拿出来的二百八十块钱,给她买了一张安稳觉。然后带着满腔的遗憾和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信,去了一个她永远追不上的远方。

杨梅哭了很久。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了,从白色变成了淡金色。卧室门开着,客厅里安安静静的,黄建国还没有回来。

她站起来,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墙。她走到客厅,看见茶几上放着黄建国的钥匙和手机,他没带这些。她的心揪了一下,但很快又松开了,她知道他不是那种会做傻事的人。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待着。

杨梅回到卧室,把散落的棉絮慢慢拢到一起,把那些歪斜的弹簧一根根捡起来放在旁边。她重新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去,又把那个塑料袋和透明胶带也收起来。在床垫的最底层,她又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个灰蓝色的小布袋,用红线扎着口。

她解开红线,倒出里面的东西。一枚银戒指,已经发黑了,戒面上没有任何花纹,简单的圆环,内侧刻着两个字母:"MY"。杨梅把戒指举到眼前,眯着眼看了看,M和Y之间还有一个很小的爱心符号,刻得很浅,几乎磨平了。

布袋里还有一样东西,一张火车票,蓝色的硬纸板,印着"南宁—深圳"的字样,日期是1998年7月22日,座位号是硬座7车89号。票面已经磨损了,折痕处几乎要断裂,但字迹还能辨认。

他坐了一整夜的硬座火车,从广西到深圳。那张票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被他贴身带了多久,才会磨成这样。

杨梅把戒指和车票放回布袋里,又把布袋放进信封,然后抱着这些东西,坐在地板上发呆。

她想起第一次见到赵明远的那天。高一开学,教室里乱哄哄的,她找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第三排。同桌是个瘦高的男生,穿着白衬衫,领口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他冲她笑了笑,左边的酒窝浅浅的。

"我叫赵明远。"他说。

"杨梅。"

"杨梅?这名字好,我爱吃杨梅。"

后来他们好了三年。高三毕业那天,他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坐了一整个下午。赵明远说他想去深圳闯一闯,说那边的机会多,说等他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接她。杨梅靠在他肩膀上,看着河水哗啦啦地流过去,觉得一辈子很长,长到他们可以慢慢实现所有的梦。

但梦醒得比预想中要快。杨梅的父母听说了赵明远家的条件,坚决反对。杨梅哭过闹过绝食过,母亲跟着她一起哭,说"妈是怕你受苦",父亲摔了一只碗,说"你要是嫁给他就别认这个家"。杨梅最后妥协了。她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一个人的一辈子其实很短,短到一个转身就再也见不到了。

后来有人介绍了黄建国。修车铺的老板,话不多,人实在,有个小房子,有辆二手的摩托车。杨梅的父母很满意。杨梅自己呢?她那时候已经麻木了,觉得嫁给谁都一样,反正不是赵明远。

婚礼那天,她穿着租来的红色旗袍,化了妆,在镜子前面站了很久。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那个人很陌生。她努力想笑一笑,但嘴角像是被冻住了,怎么都翘不起来。

直到她看见黄建国站在门口等她。那个年轻的男人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西装,紧张得手心出汗,看见她就傻呵呵地笑,眼睛亮晶晶的。杨梅突然就不那么难过了。她想,这个人看着挺顺眼的,也许日子不会太差。

日子果然不差。黄建国踏实肯干,修车的手艺越来越好,铺子的生意也渐渐上了正轨。他对杨梅说不上多浪漫,但每天下班回来会带一把菜,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交到她手上,她生病了他整夜不睡在旁边守着,她生孩子他在产房外面来回走了四个小时。

他们有了儿子,有了女儿,有了这间八十平的房子,有了二十一年平平淡淡的时光。杨梅偶尔会想起赵明远,但那种想念已经被生活打磨得薄薄的,像一张被水泡过的旧照片,边缘模糊了,颜色也褪了,只剩下一个浅浅的轮廓。

但现在,这张旧照片突然被人从水里捞出来,晾干了,放大了,清清楚楚地摆在她面前。她才发现,那些她以为已经忘记的细节,原来全都记得。

信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他说"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他说"让你以后每个晚上都能睡得安稳"。他说"我会记得一辈子"。

他真的记得了一辈子。

杨梅把脸埋进信封里,闻到了一股陈旧的味道,灰尘、棉花、纸张腐朽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不知道是不是她幻觉的,属于十八年前某个夏天午后的阳光的味道。

客厅的门锁响了。

杨梅猛地抬起头,听见黄建国换鞋的声音。她赶紧用手背擦了擦脸,把信封塞进床头柜的抽屉里,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摆。她的眼睛一定红得很厉害,但她顾不上了。

黄建国走进卧室。他在门口站住了,看着一地的狼藉,看着杨梅红肿的眼睛,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半只烧鸭。他把东西放在书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开了其中一瓶啤酒,咕咚咕咚灌了半瓶下去。

杨梅站在床边,不知道说什么好。

"坐。"黄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杨梅坐下。两个人隔着书桌对坐着,中间是半只烧鸭和一瓶没开的啤酒,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尴尬。他们结婚二十一年,从来没有这样面对面坐过。

"我想了想,"黄建国开口了,声音哑哑的,大概是刚才出去走了很远的路,"这个赵明远,你从来没跟我提过,说明你真没把他当回事。不然这么多年,你不可能一句不漏。"

杨梅张了张嘴,想说"不是",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黄建国抹了一把脸,"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说清楚。他怎么知道咱们结婚的日子?他怎么把床垫送到家里来的?李叔为什么帮他?"

杨梅深吸了一口气。她决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从头到尾,一点不留。

她开始讲。讲高一那年如何认识赵明远,讲他们如何从同桌变成恋人,讲他们怎样在学校的每个角落里留下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她讲到高三毕业时的约定,讲到父母的激烈反对,讲到她和赵明远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的那句"梅子,我不会放弃的"。她讲到后来父母安排相亲,讲到她麻木地点头,讲到婚礼前一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

她讲到这些的时候,黄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他没有打断她。他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瓶子的玻璃壁上凝满了水珠,滴滴答答地淌在桌面上。

"我不知道床垫是他送的。"杨梅最后说,声音已经哑得几乎听不清了,"我发誓我不知道。李叔当时说是店里搞活动,这批床垫特价,他是看着咱们新婚才送的贺礼。我想着人家一片好意,就收下了。从来没想过是他。"

黄建国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完,把空瓶子放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他搓了搓脸,手心粗糙的茧子在脸颊上刮出沙沙的响声。

"那他现在人呢?"他问。

杨梅低下头:"听说……不在了。2000年的时候,在深圳,工地上出了事。我也不确定,是听人说的。"

黄建国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房间里没有开灯,两个人在昏暗的光线里坐着,看不清彼此的表情。

"你恨我吗?"黄建国突然问。

杨梅愣了一下:"恨你什么?"

"要不是我,你们俩可能就成了。"黄建国的声音闷闷的,"是我插了一脚。"

杨梅站起来,走到黄建国面前,蹲下身,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她感觉到他的腿在微微发抖。

"建国,"她说,很轻很轻,"我不恨你。我嫁给你,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从来没逼过我什么。"

黄建国低下头,看着蹲在面前的妻子。她头发有些乱了,眼角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他第一次见她时那样。那时候她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摘枇杷,踮着脚尖够树梢上的果子,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她脸上。他骑着摩托车从巷口经过,刹车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黄建国问。

杨梅握紧了他的膝盖:"信我收着,戒指我收着。其他的,什么都不变。他还是他,过去了。你还是你,是我丈夫。行不行?"

黄建国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把她拉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笨拙地抱住她。他的下巴搁在她肩膀上,呼出的气息热热的,带着啤酒的味道。

"行。"他说。

那晚上他们谁也没吃饭。烧鸭在桌上慢慢凉了,油凝成白花花的一层。两个人就那么在昏暗的房间里抱着,谁也没再说话。杨梅的头靠在黄建国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咚咚咚"的,沉稳有力。她忽然觉得,这二十一年来,她第一次这样真切地听见他的心跳。

后来黄建国把她抱到沙发上,自己去卧室收拾那一地的狼藉。杨梅听见剪刀继续"嘶嘶"的声音,然后是扫帚扫地的沙沙声,再然后是塑料袋被揉成一团的哗啦声。她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觉得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

不知过了多久,黄建国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拍了拍她的肩膀:"床垫没了,今晚先将就睡沙发,明天我去买张新的。"

杨梅睁开眼睛:"买新的?"

"嗯,买个好的。"黄建国点点头,"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腰经不起折腾。"

杨梅看着他。灯光下,黄建国额头上有一道新的口子,大概是刚才收拾床垫时被弹簧划的。她没有伸手去摸,只是在心里记下了,明天记得给他找张创可贴。

那天晚上,他们就挤在客厅那张老旧的沙发上睡了一夜。沙发又窄又硬,黄建国的腿伸不直,杨梅的胳膊卡在靠背和扶手之间,但他们谁也没抱怨。深夜里杨梅醒了一次,发现黄建国的胳膊搭在她腰上,攥着她的睡衣下摆,攥得紧紧的,像怕她会突然消失一样。

杨梅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他就放松了一些。她侧过头,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着他的睡脸。这个男人的眉毛很浓,睡着的时候眉心还是微微蹙着的,像有一团化不开的心事。杨梅忽然意识到,她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睡觉的样子。二十一年了,她总是比他先睡着,或者比他先醒来,他们像两条朝着同一方向游的鱼,并行着,却很少真正停下来看彼此一眼。

她把脸靠在他肩上,闻到他身上机油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味道她闻了二十一年,早就习惯了。她闭上眼睛,在狭窄的沙发上,在这个被拆了婚床的夜晚,第一次觉得踏实。

第二天早上,杨梅醒得比黄建国早。她轻手轻脚地从沙发上爬起来,去厨房煮了粥,煎了两个鸡蛋。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户照进来,照在灶台上那瓶用了一半的酱油上,照在墙上的老黄历上。杨梅看着日历,今天是2023年7月24日。

7月24日。昨天是7月23日。

她端着粥走到客厅,黄建国还在睡,蜷在沙发上的姿势像一只大虾。杨梅把粥放在茶几上,转身走进卧室。

卧室的地板已经扫干净了,但床架还在,上面铺着一张旧床单,空空荡荡的,像一艘搁浅的船。杨梅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那个牛皮纸信封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她又把它拿了出来。

她坐在空床架上,重新展开那封信,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这一次她没有哭,只是很慢很慢地看着每一个字,把它们印在心里。读完最后一句"等我",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又把布袋里的银戒指和火车票拿出来看了几秒,然后一起放回去。

她捧着这些东西,想了一会儿,最后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拉开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是她压箱底的旧衣服,结婚时的旗袍,儿子的婴儿服,女儿的第一双小鞋子。她把信封放在最下面,用那些旧衣物严严实实地盖住,然后关上了抽屉。

有些东西,适合藏起来。不是为了忘记,是为了更好地记得。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听见客厅里黄建国醒来的动静,他打了个喷嚏,然后是一串含糊的嘟囔。杨梅笑了笑,走出去。

"粥煮好了,快起来吃。"她说。

黄建国揉着眼睛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窝被风吹过的草。他看了看茶几上的粥和鸡蛋,又看了看杨梅,嘴巴动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嗯"了一声,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

"烫!"他被烫得龇牙咧嘴。

杨梅忍不住笑出了声。黄建国瞪了她一眼,但眼里也有笑意,两个人在清晨的阳光里对着傻笑了一会儿,像两个偷吃了糖的孩子。

那天下午,黄建国骑摩托车带着杨梅去镇上的家具城挑床垫。他们逛了好几家店,黄建国每张都躺上去试一试,认真得像在挑一辆新车。最后杨梅看中了一张米白色的,软硬适中,价格也不贵。黄建国躺上去试了试,又摸了摸面料,点了点头。

"就这个吧。"他说,"这次咱俩一起睡,谁也不准有秘密了。"

杨梅知道他是开玩笑,但她还是认真地"嗯"了一声。黄建国付了钱,店家说下午送货上门。他们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杨梅坐在后座,搂着黄建国的腰,风吹起她的头发,打在黄建国后脖子上,他缩了缩脖子,骂了一句"痒死了",但没有让她松手。

那张新床垫被送进卧室的时候,黄建国亲自帮着抬。送床垫的小伙子问他这旧床架要不要换,黄建国看了看,说不用,还能用二十年。杨梅在旁边笑他抠门,他也笑。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崭新的床垫上,空气里飘着一股新布料的味道。杨梅翻了个身,面向黄建国,他也刚好转过身来,两个人的鼻子差点撞上。

"建国。"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生气,谢谢你……什么都愿意。"

黄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捏了捏杨梅的鼻子。"我是你男人,"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过去的事,我管不着。以后的事,我管到底。"

杨梅把脸埋进他的胸口,闷闷地说:"好。"

黄建国的胳膊圈住她,收紧了。新床垫很舒服,承托着两个人的重量,不软不硬,刚刚好。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在床头柜上那只搪瓷杯上,杯子里泡着黄建国睡前喝剩的半杯茶,茶叶沉在杯底,安安静静的。

杨梅闭上眼睛。她知道自己今晚会睡得很好。而明天,后天,以后每一天,都会很好。

生活还在继续。日子就像那条学校后面的小河,看着波澜不惊,实际上一直在往前流。河底有石头,有沙子,有沉下去的旧物,但水面上漂着的,永远是新鲜的阳光和落叶。

杨梅在入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如果赵明远在天上看到她现在过得很好,应该也会笑吧。毕竟他当初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睡个安稳觉。

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了。

黄建国听着她均匀的鼻息,轻轻动了动胳膊,把她的头往自己肩膀上拢了拢。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他明天得去找一下在深圳打工的表弟,让他帮忙打听打听,当年工地上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答应过杨梅的,一起想想那个人。

月光漫进来,淌在新床垫上,像一层薄薄的水银。这个家,这张床,这两个人,在这一晚,终于把所有陈年的坑都填平了。

第二章

日子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黄建国修车铺的生意还是老样子,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八点关门,中间除了吃午饭几乎不挪窝。杨梅还是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偶尔去隔壁王阿婆家坐坐,听她唠叨那只会偷吃鱼的橘猫又闯了什么祸。他们的日子像那条老街上的青石板,被无数双脚踩过,磨得光滑而沉默,表面看不出任何裂痕,但内里的纹理只有自己知道。

但杨梅明显感觉到,黄建国变了一些。

他开始早回来了。以前他总是磨蹭到八点半甚至九点才收工,把铺子里的工具擦了一遍又一遍,螺丝钉按大小分好,扳手按型号排齐,好像不把每一样东西摆弄妥帖就不安心。现在他七点半就锁门了,摩托车的声音从巷口响起的时候,杨梅还在厨房里翻炒最后一道菜。

"今天这么早?"杨梅从厨房探出头。

"没什么活了。"黄建国把钥匙扔进搪瓷盘,走进卫生间洗手。他洗手的时间也变长了,哗哗的水声能响好几分钟。杨梅知道他是在想事情。他这个人,一有心事就拼命洗手,好像能把烦恼从指缝里冲走。

吃饭的时候,黄建国的话比以前多了一些。以前他一顿饭能说三句话:第一句"今天的菜咸了",第二句"天赐打电话了吗",第三句"我吃饱了"。现在他会问杨梅今天去了哪里,王阿婆说了什么,楼下的桂花树开了没有。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筷子悬在半空,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最后又只是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没什么"。

杨梅知道他心里还有个疙瘩。那个疙瘩不是愤怒,也不是嫉妒,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只不小心吞下去的小石子,卡在嗓子眼里不上不下,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她不知道怎么帮他解开。她连自己心里的结都没完全解开。

那封信被杨梅压在了衣柜最下面,但她每晚闭上眼睛的时候,信上的字就会一行一行浮出来,蓝黑色的墨水,洇开的笔画,像是用烙铁印在她眼皮内侧。"梅子,等我。"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蝉。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她倔强一点,死活不嫁,结果会怎样?赵明远会不会在深圳混出个名堂回来娶她?他们会住在哪里?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在河边盖间小房子,还是也搬去了大城市,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找一个小小的角落落脚?他们的孩子会长得像谁?是像她一样笑起来眉眼弯弯,还是像他一样左边有个酒窝?

这些念头像雨后路边的蘑菇,一个一个冒出来,怎么拔都拔不干净。杨梅每次意识到自己在想这些的时候,就会狠狠地掐一下自己的手心,在心里骂自己一句"不要脸"。她嫁了人,生了孩子,那个叫赵明远的男人早就是过去式了,哪怕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哪怕他送了一张贵重的床垫,哪怕他把她的名字刻在了戒指上,那也只是他的事,跟她现在的日子无关。

但她控制不住。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杨梅正在阳台上收衣服,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她探出头去看,是赵明霞。

赵明霞站在楼下的老槐树底下,仰着脸看她。她比上次见面又老了一些,瘦了一些,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青白的头皮。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短袖,肩膀上挎着一个帆布袋,袋口露出一截葱叶。

"梅姐!"赵明霞冲她挥手,"我妈让我给你送点葱来,自家种的!"

杨梅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快速地把手里的衣服搭在晾衣架上,转身往楼下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楼梯拐角差点撞上王阿婆的猫,那猫"喵"了一声蹿出去老远。

她站在单元门口的时候,赵明霞已经走到跟前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老街上的暮色是金黄色的,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赵明霞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瘦成一条线。

"进来坐坐吧。"杨梅说。

赵明霞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她们上了楼。杨梅把赵明霞让进客厅,给她倒了杯水。赵明霞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玻璃杯,手指甲里嵌着泥,一看就是从菜地里直接过来的。她四处打量了一下客厅,目光在那台老电视上停了一瞬,又落回水杯里。

"你家还是老样子。"赵明霞说。

"嗯,没怎么变。"杨梅在她对面坐下,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有很多话想问,但堵在喉咙里一句也出不来。

赵明霞喝了一口水,突然说:"梅姐,你是不是有啥想问我的?"

杨梅愣住了。

赵明霞抬起头看她,眼睛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愧疚,又像释然。"我哥的事,"她直接说,"我听说你们家拆床垫了。"

杨梅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你怎么知道?"

"李叔的儿子告诉我的。"赵明霞苦笑了一下,"他说他爸去世前跟他讲过这事,说当年帮我哥送过一张床垫到你家。他一直记着。前几天他听说你家买了新床垫,旧的扔了,就猜你们可能发现了。"

杨梅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出了那个藏了二十三年的话:"明霞,你哥……他真的不在了?"

赵明霞低下头,看着杯子里微微晃动的水面,好久没说话。窗外的天色一寸一寸地暗下去,客厅里没开灯,两个人的脸都隐在暮色里,看不清表情。

"2000年秋天。"赵明霞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九月,还是十月来着,我记不太清了。工地打电话来,说脚手架塌了,我哥被压在下面。等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她顿了顿,手指在玻璃杯壁上摩挲着,发出细微的"吱吱"声。"我跟我妈去深圳认的尸。他瘦了很多,跟走的时候完全不像了。但身上带着一张照片,就是你结婚穿旗袍那张。背面写了两个字,'回家'。"

杨梅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她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但擦不干净,更多的眼泪涌出来,顺着下巴滴在衣服上。

"他本来那年就要回来的。"赵明霞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了,"他攒够了钱,买好了火车票,还给家里打了电话,说国庆节就回来。我妈高兴得做了好几坛子酸菜等他。结果提前一个星期出了事。"

她抬起手,擦了擦眼角。"梅姐,我哥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那张车票。1998年去深圳的那张,他一直留着。还有一张你的照片,在学校后面的河边照的,你穿的白裙子。他在深圳这些年,从来不跟我们提你。但我妈说,有一回他喝醉了,抱着那张照片哭了一整夜。"

杨梅捂住了嘴,呜咽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她想起那个瘦高的少年,想起他在信里写的每一个字,想起他花了三个月扛包搬砖才攒够的二百八十块钱。他在深圳的工地上,在闷热的工棚里,在漫天灰尘的脚手架上,心里装着一个回不来的故乡和一个嫁了人的姑娘。他攒够了钱,买好了票,以为终于可以回来了。然后脚手架塌了。

"他有没有……"杨梅哽咽着问,"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赵明霞摇了摇头:"没有。走得太突然了。工友说他最后那段时间挺高兴的,干活都哼着歌。说是快回家了。"

快回家了。

杨梅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她穿着红旗袍坐在婚房里,外面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她满脑子想着"就这样吧"。而他,在同一天的另一个地方,攥着一张车票,揣着一张照片,在轰鸣的火车上满怀希望地奔向一个她不在的远方。他以为三年后就能回来,他以为只要他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他以为这辈子还很长。

然后命运扇了他一巴掌。

赵明霞把带来的葱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准备走。杨梅拉住她的手,把她重新按回沙发上。"吃了饭再走,"杨梅说,声音还带着哭腔,"我去做。"

赵明霞想拒绝,但杨梅已经转身进了厨房。她打开冰箱,拿出肉、豆腐、番茄、鸡蛋,洗菜切菜的声音在狭小的厨房里响起来,像一首慌张的曲子。她需要做点什么,切菜、炒菜、放盐、盛盘,这些重复了二十一年的动作能让她冷静下来,让她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每天做饭的杨梅,而不是一个被往事击溃的中年女人。

黄建国回来的时候,杨梅和赵明霞正坐在餐桌前吃饭。两人眼睛都红红的,桌上一桌菜,筷子动了没几口。

黄建国愣了一下,但很快就认出了赵明霞。他以前在老街上见过她,知道她是赵明远的妹妹。他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只是换了拖鞋,洗了手,走到餐桌旁坐下来。杨梅给他盛了一碗饭,他接过来,埋头扒了两口,然后对赵明霞说:"多吃点,你梅姐做饭还行。"

赵明霞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三个人默默吃了一顿饭。餐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黄建国夹了一筷子酸笋炒肉放进杨梅碗里,杨梅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黄建国碗里,谁都没说什么,但那种默契像是磨合了二十一年的齿轮,不用言语也严丝合缝。

吃完饭,赵明霞帮杨梅洗碗。两个人挤在厨房的水池前,一个冲一个擦,水流哗哗的。

"梅姐,"赵明霞突然说,"你别怪我。我当年没跟你说实话,是不想你难受。你日子都过起来了,我哥的事,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杨梅摇了摇头:"我明白。"

"建国大哥人挺好的。"赵明霞看了一眼客厅的方向,黄建国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背影敦实而沉默。"你跟他好好过。我哥在天上看到你过得好,肯定高兴。"

杨梅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放回碗柜里,没说话。她看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眼睛肿着,头发有些乱,嘴角抿着,像是在忍住什么。但她的心里,有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二十三年的悬念,终于有了答案。那个人走了,走得干干净净,带着对她的念想和对未来的期盼,把遗憾留在了人间。而她,终于可以好好地说一声再见了。

赵明霞走的时候,黄建国主动说要骑摩托车送她。杨梅站在单元门口,看着黄建国的摩托车载着赵明霞消失在老街的拐角,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一条红色的光带。头顶的老槐树叶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有几片飘下来落在她肩上。

她站了很久,直到摩托车的声响彻底听不见了,才转身上楼。

那天晚上,杨梅等黄建国回来,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个牛皮纸信封,走到客厅,坐在黄建国旁边。

"建国,"她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明霞今天都跟我说了。他2000年走的,工地事故。走的时候身上带着我的照片,还有那张去深圳的火车票。他本来那年就要回来的。"

黄建国看着那个信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它拿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他翻开信封,抽出那几页信纸,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在念出声来。

杨梅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侧脸。灯光从侧面照过来,把他鬓角的白发照得清清楚楚。杨梅第一次注意到,黄建国的白发已经这么多了。修车铺的活儿风吹日晒的,他才四十四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出头的人。

黄建国把信看完,折好放回信封里,又拿出那个灰蓝色布袋,倒了那枚银戒指出来,凑到灯下看了看。内侧那两个字母"MY"在灯光下微微反光,爱心符号已经快磨没了,但还能看出一点点痕迹。

"他挺用心的。"黄建国把戒指放回布袋里,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

"建国,"杨梅把手放在他手背上,"你心里要是还有不舒服,你就说。"

黄建国反手握住她的手,捏了捏。"不舒服肯定有点。换你是我,你也不舒服。"他叹了口气,"但我今天送明霞回去的时候,她跟我说了很多。说他哥在深圳那几年,没日没夜地干活,攒钱,过年都不回来。就为了早点攒够钱回广西。她说他哥那几年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工服破了补补接着穿,但给她妈寄钱从来没断过。"

他停了停,用拇指摩挲着杨梅的手背。"明霞还说,他哥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枕头底下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眼,说声'快了',再放回去。"

黄建国的声音有点哑了。他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我想着想着,就觉得这人吧,他活得不容易。从头到尾,他什么都没得到。钱没攒住,人没回来,你也……你也跟他没关系了。他就剩那点念想,搁在床垫里,搁在照片上。你说我跟他计较什么呢?他输得什么都没了。"

杨梅的眼泪又涌了上来。她靠在黄建国的肩膀上,把脸埋在他的脖颈窝里。他身上的机油味淡淡的,混着洗衣粉的味道,是她闻了二十一年的味道,踏实的,日复一日的,活着的味道。

"我本来想托表弟去打听,"黄建国说,"但现在不用了。明霞都告诉我了。咱俩合计合计,看什么时候,找个日子,去看看他。给他烧炷香,告诉他你现在过得好,让他放心。"

杨梅在他肩膀上用力点了点头,眼泪把他的衣领洇湿了一小片。

那一晚,他们坐在沙发上,把赵明远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黄建国问,杨梅答。高中三年的点点滴滴,分手的撕心裂肺,婚礼当天的茫然和麻木。黄建国听着,偶尔插一句"你们学校那个小卖部还在吗",或者"那条河现在还能钓鱼吗"。他没有再追问那些让人难堪的细节,只是像一个听故事的人,陪着她一点一点地把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

说到最后,杨梅已经不哭了。她的眼睛还是肿着的,但脸上有一种释然的平静。她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了,她藏了二十一年不敢碰的那些东西,终于被晾在灯光底下,被一个人安安稳稳地接住了。

"睡吧。"黄建国拍拍她的肩,"明天还得早起。铺子里那个老张要来做保养,我得早点开门。"

杨梅"嗯"了一声,站起来,把信封和布袋收好,重新放回衣柜最底层。她关上抽屉的时候,心里很平静。她知道这些东西会一直放在那里,放在旧旗袍和婴儿服中间,偶尔被翻出来看看,再放回去。她不再需要把它们藏起来了,但她仍然选择把它们收好,因为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是那个少年用全部能拿出来的东西换来的,值得被好好安放。

她回到卧室的时候,黄建国已经躺在新床垫上了,一条胳膊搭在额头上,闭着眼。杨梅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在他旁边躺下。新床垫微微陷下去一块,承托着她的腰背,没有坑,没有弹簧的异响,舒服得让人想叹气。

"建国。"她轻声叫他。

"嗯。"

"明天早上我想煮点红豆粥。"

"行啊,我爱喝。"

"再煎两个荷包蛋。"

"行。"

"然后……你送我去河边吧。就学校后面那条。我想去看看。"

黄建国把胳膊从额头上拿下来,侧过头看她。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在暗处亮亮的,像两颗洗过的石子。

"好。"他说,"我陪你去。"

杨梅把手伸过去,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粗糙,指节都有茧,但握在一起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嵌合着,像一把钥匙插进一把锁。

"睡吧。"她说。

"嗯。"

这一次,杨梅很快就睡着了。她做了个梦。梦里她回到了十八岁,穿着白裙子坐在学校后面的河边,河水哗哗地流。有个人从远处走过来,瘦高个儿,白衬衫卷着袖口,冲她笑,左边有个酒窝。

"梅子。"他喊她。

她站起来,看着他走近。她想说什么,但张不开嘴。

他走到她面前,站定了,认认真真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像以前念书时那样。

"你过得好就行,"他说,"回去吧,别让他等。"

然后他转身走了。河水声越来越大,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白色的帆。

杨梅在梦里没有哭。她只是站在河边,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金色的阳光里,心里很安静,很温暖。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有一小块湿痕,但她的眼睛是干的。她坐起来,看见黄建国已经起了,厨房里传来锅铲碰到铁锅的声音。她披了件外套走出去,黄建国正背对着她煎荷包蛋,手忙脚乱的,油溅出来烫得他往后跳了一下。

"你别动我来。"杨梅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锅铲。

黄建国让到一边,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煎蛋。晨光从厨房小窗户照进来,照在杨梅的后背上,她穿着那件洗得领口松垮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了个髻,几缕碎发贴在脖颈上。

黄建国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梅子。"

"嗯?"

"你今天穿那件白裙子吧。"

杨梅手顿了一下。

"就那年你放在柜子里没舍得扔的那条。"黄建国说,"穿上吧,好看。"

杨梅回过头看他。他站在晨光里,脸上的表情很认真,眼睛里干干净净的,像他二十三岁那年站在婚礼门口等她时的样子。

"好。"她说。

那天上午,黄建国骑摩托车载着杨梅去了学校后面的那条河。杨梅穿着那条压箱底的白裙子,风把裙摆吹得飘起来。她坐在摩托车后座搂着黄建国的腰,脸贴在他的后背上,能感觉到他脊柱两边的肌肉随着摩托车的颠簸一收一紧。

河水还在流,比二十几年前窄了一些,岸边长满了野草和不知名的白色小花。杨梅站在河边,黄建国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点了支烟,安静地抽。

她在河岸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河水。水是凉的,从指缝间淌过,带着细沙和碎叶。她看着河水发呆,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风吹过来,撩起她的裙摆和头发,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斑。

她蹲了很久。黄建国抽完一支烟,把烟头摁灭在脚下的土里,走过来蹲在她旁边。

"走了?"他问。

杨梅点了点头。

她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条河。河水还是那样哗啦啦地流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又像什么都发生过了。她转身上了摩托车,搂住黄建国的腰。

"回家吧,"她说,"有点饿了。"

黄建国发动了摩托车,突突突的引擎声在安静的河岸边响起来。他掉了个头,沿着来时的路往回骑,风又吹起来,杨梅的白裙子在风里张开,像一朵白色的花。

他们往家的方向去了。老街、厨房、修车铺、新床垫、还有往后的无数个日子,都在前面等着他们。

杨梅闭上眼,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她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弯了一下,然后弯得更大了。她笑起来,在摩托车后座,在夏天的风里,在回家的路上,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黄建国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她的笑容,也跟着咧嘴笑了。摩托车在乡间小路上颠簸着向前,扬起一小片黄色的尘土。那些尘土在阳光里飞舞了一会儿,就落回了地上,融进了路边的野草中间,再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