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屋顶上看，天空比地面更近。
第一次有这种念头是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躺在三楼屋顶，旁边的竹席晒着一摊花生，晾衣杆上悬挂几片海带，护栏落有数只麻雀，我双手垫住后脑勺，如躺在床上舒适自在，懒散地目测与月亮的距离。即便白日见不到，可我知道月亮就在那里，云絮之上，对流层之外，实际上比夜里可见的星星微小。
我生长在南方小镇，家家户户都是二三层的楼房，毗邻而建，一整条街的天台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路。风雨时不时打扫，人迹相对地面罕至，我觉得很干净。我喜欢从一头的屋顶跑到另一头，甚至跳过窄巷到另一条街，惊扰鸽子，穿过葡萄架，绕过长草的沙堆，不仅仅是跑，我认为我在低空飞行，在对抗地心引力，每次跃起都是在尝试短暂的逃离。
我是个擅长逃的人。
当然，我终究逃不到月亮上去。引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囚住人，恰如生活。对于快三十岁的我而言，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读书，学生这个职业，比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任何工作都要长久。不断地考试和升学也是一种引力，我的一切围着它转，我在不断寻找另一种突围的方式。我时不时写一点细碎的文字，文学对我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天台，让我短暂逃离现实。
上课的我常常走神，我一度自以为有灵魂出窍的超能力，这也是一种出逃。老师在放英语听力，而我惦念着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内战，如果克里奥帕特拉的舰队没有先逃离，罗马帝国的未来会如何？我幻想着第七银河帝国的毁灭，人类、外星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情感纠纷。我甚至假设我是智能细菌，居住在老师鼻头的雀斑城中，因为总发生洗面奶暴雨而打算迁居耳朵城。旺盛的幻想煎熬人心，成绩差都是小事，我害怕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练功到走火入魔以至于精神分裂，我需要封印这份躁动，而小说正好是紫金葫芦一般的容器。写下一段妄言，写下一个法外狂徒，写下这个世界的末日以及下一个世界的诞生，写下现实法则所不容的种种。再荒诞不经的念头经过小说过滤，都变得可以理解，正如我在《我们的我们》自序中所言：“写作的同时我是个医生，以极端的自我表达来治疗青少年时代的癔症，让自己跟精神病区别开来。”读书的年纪试图掌握虚构的魔法，其实和玩弄化学仪器、材料一样是危险的，因为分不清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稍不留神便会造成事故。若真为谎，谎为真，那生可为死，死可为生，梦可为醒，醒可为梦，人必坠入万花筒般的幻境之中，万劫不复。
可我心存侥幸，仍旧涉足这片危险地带，从高二下学期开始，我创作《我们的我们》这部长篇小说，起初没想好人物，没想好框架，不断记录一些碎片，写到哪算哪。当时一边学习怎么写，一边就正式写，颇有考驾照的同时正式上路的危险感。我沉浸于诸多前辈创作的空间，马尔克斯笔下的热带雨林也好，村上春树笔下的疏离都市也好，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笔下的命运迷宫也好……我不断漫游其中，再慢慢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早期写的文字碎片与其说是小说片段，倒不如说是梦境记录，巨人的葬礼，末日的暴雨，地下的城市……凡此种种，皆如文字质地的石英砂，我全部投进大脑的高温炉，熔化、塑形、拉扯为克莱因瓶状的玻璃，没有出口与入口之分，镀上一层金属膜，最终制出奇形怪状的镜子，不如实倒映现实，而是曲解为另一种魔幻的现实。
小说开头，17岁的少年N离家出走，在午夜潜入一栋废弃大楼，遇到已经轻生的同龄人。他并不畏惧，与死者交谈，随后偷走一张披头士的专辑磁带，去参加巨人的葬礼，经历不可思议的魔幻事件。在这少年的世界中，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马戏团带来悲剧，而他走进迷宫般的电影院，和死亡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我也曾想过离家出走，终究未能付诸行动，小说人物正好可以容纳现实中的不甘。当然，小说会渲染、夸大，将一滴水增殖为一阵雨，凌乱地覆盖时间。这部小说提出一个问题，人迟早会长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吗？当时我也在通过写作寻找答案。小说时间线开始于夜间零点，结束于当日下午，不到一天时间，不同章节的叙述视角不同，通过不同人物看待这一天发生的事。人物高度符号化，无论是少年N、自闭者Z、警察A、病人S还是摄影师T，他们本质上都是作者意识的外延，共性大于差异。我采用字母命名也是在提醒读者，不必将这些角色视作需要鲜明特色的人物，他们是碎片，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凑出完整的真相，任何单独的一个都是残缺的。
整个故事可以视作一个早慧少年的白日梦游。在披头士旋律中，懵懂的青春没有奔赴爱情，而是在遍布末日感的大雨下，让不同的年纪摞叠，在时空可以轮回的电影院上映一出戏，打破传统故事的约束。一天之内，一个少年实际上走完了一生乃至无数生的灵魂旅程。我提供这样一种错觉，语言喝了酒，字句在舞蹈，每个词都戴上背叛词典的面具，而段落与段落间的深渊长出安魂的曼德拉草。
我是个擅长逃的人，可不意味着我能逃脱成功。
2015年初，我写完《我们的我们》，那天微微细雨，我放下笔去新建的橡胶运动场奔跑，我知道，这场写作的精神飞行结束了。可生活仍在继续，它的引力把我拽回现实的地表，继续面对升学、就业等事情，在社会的河流中浮沉。我仍旧写作，却不再有那么放肆、任性的书写，诚然有一些不足，可它只属于那个年纪，少年的心气、执拗乃至愚钝都是不可再生的。2021年我修改这部小说，在不大改的前提下增删，要按成年人的叙事大改，那这部小说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了。一晃神11年过去，我不再是迷茫的少年，在修改、出版中重温小说内容，和17岁的自己对视，最终选择和解，也恰好呼应了小说的主题，我们无限的可能被时空拧作单一的命运，这根悲欢的乱麻缠绕出的绳，一旦打结，唯有自己能解开。
关于这本书，最后我想说：世界可以浓缩为一城，永恒可以浓缩为一日，一个人一日的漫游，足以走过无数世纪的喧嚣。“乌托邦”在此诞生与瓦解，隐喻的符号枝叶繁茂，多重独白交错出一种异样的青春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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