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金策略：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新特征下，短期关键矿产资源的供给端矛盾正在被激化|供给端|国金策略|大中型油气田|民族主义|石油|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国|铝土矿

【报告导读】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新特征下，短期关键矿产资源的供给端矛盾正在被激化，而中期维度下资源国产业化的核心诉求则有望重塑全球需求，带动新兴资源国单位实物消耗的上升。当然，短期维度下外部融资条件制约了2026年资源国工业化的空间，但如果未来AI投资放缓，最终美国实际利率下降，新一轮资源民主主义浪潮无疑是全球投资需求的新来源。

摘要

1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特征

当关键矿产资源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转型中的新变量时，逆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加快推动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重构，近年来围绕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竞争明显升温，如2026年以来美国提出“金库计划”、欧盟也开始将部分矿产品列入关键矿产联合储备名单。而相较70年代油气领域的资源民族主义，本轮资源民族主义则存在新的特征：①聚焦关键矿产品；②资源国的核心诉求是以资源谋求发展，向下游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值得关注的是，资源国依托资源民族主义实现矿产资源的管控或者是资源收益再分配的方式则存在差异性，且政策的松紧程度也有不同。（1）政策手段来看，当前资源国普遍采取两种限制政策类型。对于需求国而言，类型①（出口许可证、权利金、出口税）是通过提高贸易商的进口成本，以达到获得更多资源收益分配的目的，对应的是经济性问题；而类型②（出口禁令、出口配额）则是通过采取更为直接的管控方式，对于供给端的约束效果在短期内可能也会更加凸显，其更多影响的是矿产资源的可得性问题，与之匹配的是需要增加对矿产资源国的投资建设。（2）政策目的来看，寻求工业化发展则是当下南方资源国的核心诉求，同时也要求增加“本地化率”，对应可能增加我国出口出海活动扩张。（3）不同区域来看，当前拉美资源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单一的关键矿产资源（如锂）；相比之下，非洲资源国的政策手段相对更加严格且产业化诉求也更为强烈，且其政策也适用于资源国所控制的多数关键矿产。

2资源民族主义下的大宗商品：供给扰动or需求拉动？

不同于过去大宗商品的宏观周期分析框架，资源民族主义背景下资源国的政策反应函数变得越来越重要。当能源与供应链安全再次成为全球重要议题时，而资源国又想要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分配，供给端的扰动对于价格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而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所有管制政策均能实现较好的政策效果，更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是供给格局的集中度和各矿产品对约束政策的暴露程度。基于这两个约束条件可以看到：（1）供给集中度高、资源国份额高且对政策类型②暴露程度较高的品种：钴（主要面临刚果（金）的供给扰动，下同）、镍（印尼）、铝（几内亚）、锰（加蓬）、锂（津巴布韦）等。（2）供给集中度高、资源国份额高且对政策类型①暴露程度较高的品种：铌（巴西）、钽（刚果（金）、尼日利亚等）、铂（南非）、锰（南非）、铬（南非）、钯（南非）等。（3）尽管当前管制政策较为轻松或者在贸易政策方面尚未看到明显的约束条件，但是供给集中度又比较高的品种，意味着未来倘若控制该资源的资源国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则供给端的扰动也将容易放大，未来可保持关注。因此，对于大宗商品而言，短期供给端矛盾正在被激化，而需求端目前仍受到外部融资环境的压制，未来则需静待美国实际利率的回落，需求侧的拉动或将更为明显。实际上，从中期维度来看，资源民族主义则有望重塑全球需求。在“资源民族主义→资源国要求本地冶炼、加工以及制造”的逻辑链条下，资源国的内生需求可能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单位实物消耗。

3需求只是被压抑，而非消失

资源国核心诉求的变化一方面继续增加中国企业与资源国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合作的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逐步增加了产业链投资，相对应的合作模式也由此前的信贷支持转为股权合作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在保障中国企业获取上游原材料的同时，也拉动了资源国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形成“投资-出口”的正向循环。从需求结构出发，未来新兴资源国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认为可重点关注四大中长期变量：人均用电量、基础设施投资、出口结构变化以及消费需求这是最大的增长来源。不过，短期维度下外部融资条件制约了2026年这一趋势的空间：新兴资源国“以资源换项目”的许多合同均采用“LIBOR+风险加点”定价；另一方面，新兴资源国国内金融条件对美元周期较为敏感，历史上看其短端利率与2年期美债利率之间往往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未来AI投资放缓，最终美国实际利率下降，新一轮资源民主主义浪潮无疑是全球投资需求的新来源。未来受益于新兴资源国工业化所带来的需求扩张，相关板块包括：一是大宗商品将受益于实物需求的拉动，人均能源和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会带来（铜、铝、油）等商品的机会；二是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下，需求扩张较快的产品主要对应新能源的细分领域，包括电力设备（变压器、蓄电池、电线及电缆等）、新能源车；三是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及产业化过程可能带来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扩张，包括工程机械、通用机械设备、机床、商用车（货车、专用汽车等）等。

风险提示：海外政策变化风险、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报告正文

1 全球资源民族主义风险正在抬头

最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供应链上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资源民族主义的风险正在抬头，且今年以来正在加速。这不仅体现在美国为代表的矿产资源需求国身上，亦体现在资源国的诉求变化上。

1.1当产业变化遇上多极化的世界

在全球经济与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和AI新产业的出现使得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许多关键矿产资源的下游应用广泛分布于电子、新能源以及国防军工等新兴领域，正逐渐成为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而当关键矿产资源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转型中的新变量时，逆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2020年以后加快推动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重构，其战略也由过去的“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围绕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竞争明显升温。在这一背景下，美日欧等纷纷推出自己的关键矿产清单，如美国自2018年推出首版“关键矿产清单”以来，多次进行更新迭代，所涉及的关键矿产品种已由2018年的35种扩充至60种；欧盟则从2010年开始进行关键矿产评估研究并于2011年发布首版清单（共涉及14种矿产），目前也已增至34种。与此同时，2025年底美国发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列为优先事项；2026年2月进一步将2022年推出的MSP（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升级为FORGE（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以强化与盟友之间的资源协同和供应链多元化，关键资产的资源属性正在逐步向“战略资产”转变。

而发达国家围绕关键矿产资源的竞争也已开始体现在现实世界。以铜为例，2025年在美国关税政策的扰动下，全球其他地区的铜资源呈现出趋势性向美国集中的特征，进一步凸显关键矿产在地缘与产业双重逻辑下的“战略化”定价与配置。而2026年以来，2月特朗普启动“金库计划”，该计划总规模约120亿美元（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100亿美元贷款、私营部门投入接近20亿美元），在美国境内面向汽车、半导体、航空航天、能源等民用工业的关键矿产实物库存，以缓冲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在运作上有点类似于“关键矿产版战略石油储备”。欧盟方面，在此前提出《关键原材料法案》（保障原材料安全和可持续性供应）之后，5月20日路透社称欧盟已将钨、稀土和镓列入首批关键矿产联合储备名单，同时将镁列为优先考虑对象，锗和石墨可能进入最终组合。而这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战略储备库存的建立，参考当年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建立的经验来看，也可能成为后续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增量需求来源之一。

1.2类比70年代的资源民族主义：当下的同与不同

历史上来看，资源民族主义也曾体现在上世纪的油气领域。而当时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也与当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1）以汽车和航空为代表的新产业发展带来石油消费需求快速增长，1978年全球人均石油消费量达到了历史高位，相比1965年环比增长了58%，由此也带来了全球石油消费占GDP比重的趋势性抬升。

（2）供给冲击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正式设立石油战略储备制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提议建立应急原油储备开始，但在能源充足的时代并未得到重视。而随着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则成为直接导火索，彼时美国仍是石油净进口国，而供给端的冲击则加速了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制度的设立。1975年12月美国福特总统签署《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SPR，这也标志着石油战略储备制度的正式成立。法律最初规定，国家储备上限为10亿桶石油，法律生效后三年内（即1978年底）至少形成1.5亿桶储备（1977年又提高至2.5亿桶），用于减轻石油供应中断的影响。从实际运行来看，1977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确实开始出现增加，其占美国石油消费的比重最高曾达到70%。

（3）在这一过程中，资源国也想从资源品价格上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开始进行“资源国有化”。尤其是到了70年代初期，“资源民族主义”风潮愈演愈烈，许多资源国通过参股的方式逐步收回并强化本国对石油生产的控制。而从结果上来看，石油开始从“工业品”逐步转为“战略资产”，石油产业迎来“量价齐升”。尽管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存在诸多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石油战略储备的增加及“资源国有化”在进一步推动价格上升的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确实在石油生产和贸易领域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当然，本轮资源民族主义也存在一些新的特征：①不同于70年代的油气领域，当前主要聚焦于关键矿产资源；②相较于石油的资源国有化和参股运动，本轮手段更为温和且多元化，同时资源国的核心诉求从对资源的“依赖”转向“依托”的愿望也更为强烈，即更希望以资源谋求发展，着力破解“资源诅咒”，向下游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值得关注的是，资源国依托资源民族主义实现矿产资源的管控或者是资源收益再分配的方式则存在差异性，且政策的松紧程度也有不同。从政策手段来看，当前主要资源国采取的普遍措施包括：（1）政府可免费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从主要的资源国来看，大多数是在5%-15%范围内；（2）针对矿产资源的限制措施来看（这里可用作衡量全球市场对该国矿产品的可得性和经济性），我们可将目前资源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归纳为两种类型：①采取出口许可证、特许权使用费、出口税等，该类政策手段目前仍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前两个是各资源国普遍会采用的政策手段。区别在于战略矿产的特许权使用费的税率可能会更高，如刚果（金）对以钴为代表的战略矿物采取10%的权利金税率，而非战略矿物的有色金属则为3.5%；再比如加纳，对锂等新能源矿产，可能会在采矿协议中约定10%的特许权使用费，比一般矿产5%的行业标准显然更高。②更具限制性的限制类型如出口禁令、出口配额等，根据OECD的统计，2019年以来全球对关键原材料采用出口限制措施的国家开始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最近两年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南方国家对矿业法的修订或者是针对某一项战略矿产政策的收紧，亦或是领导人的公开表态来看，通过出口限制的方式确实也在增加。而针对上述两种政策类型来看，对于矿产资源的主要需求国而言，类型①是通过提高贸易商的进口成本，以达到获得更多资源收益分配的目的，对应的是经济性问题；而类型②则是通过采取更为直接的管控方式，对于供给端的约束效果在短期内可能也会更加凸显，其更多影响的是矿产资源的可得性问题，与之匹配的是需要增加对矿产资源国的投资建设。

从政策目的来看，一方面，寻求工业化发展则是当下南方资源国的核心诉求。而在“资源民族主义→中资企业增加对南方资源国投资→对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增加”的逻辑传导链条下，中国的出口出海活动有望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资源国的另一核心要求往往是要求增加“本地化率”，包括雇佣更多的本地工人、增加对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采购等等，以此来带动本地居民的就业和收入。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如果资源国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远期收入的增加可能也会为未来提供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

此外，从不同区域来看，相较于拉美的新兴资源国而言，非洲资源国的政策手段相对更加严格且产业化诉求也更为强烈，且其政策也适用于资源国所控制的多数关键矿产。但当前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倾向则主要针对单一的关键矿产资源，比如锂资源，通过采取国家专营或垄断的方式以控制锂资源和实现产业化；而其余多数矿产资源，目前整体政策倾向普遍较为开放，未来则关注是否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

2 资源民族主义下的大宗商品：供给扰动or需求拉动？

值得关注的是，美伊冲突之后，资源国对于关键矿产资源的政府行动并未出现“暂停”，反而仍在加速。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围绕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博弈仍在加剧，尤其是在各国更加强调安全的背景下，供应链多元化正成为当下各国的重要议题。自2025年底欧盟提出于2026年设立欧洲关键原材料中心，以支持投资、储备和联合采购，叠加2026年2月美国推出“金库计划”以来，关键矿产的“友岸计划”正在日益增多，如4月美欧关键矿产备忘录；5月美印关键矿产与稀土框架、欧盟与韩国加强关键矿产合作、美亚美尼亚关键矿产框架及战略伙伴关系等。当各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关键矿产储备制度，后续的建库行为本身将形成新的增量需求，这可能导致现货市场的实际紧张程度将会超过静态供需平衡表所反映的水平。另一方面，当前供给侧也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资源民族主义的代表性国家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于5月签署备忘录拟建立“镍走廊”，6月提出国家统筹战略商品出口，增强政府在战略资源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其他新兴资源国，如几内亚此前提出计划于6月正式出台铝土矿出口管制改革方案（后落地时间延期），同时推动铝土矿向氧化铝本土加工转型；刚果（金）则是扩大战略矿产清单名单，而相比于非战略矿产的有色金属所适用的3.5%权利金税率，战略矿产所适用的权利金税率为10%，大大提高了上游原材料成本。

不同于过去大宗商品的宏观周期分析框架，随着最近几年资源民族主义愈演愈烈，资源国的政策反应函数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是市场在定价资源，而现在是主权希望能够更多的影响市场定价。从传导路径来看，供给端管制政策的出台首当其冲的便是供给约束的出现，因为这会将原本可进入全球市场的资源留在资源国内或者是导致全球可供消费的金属供应边际减少。参考两个资源民族主义比较典型的案例来看：（1）印尼对镍和铝土矿的出口管制：由于印尼对镍拥有更高的定价权（控制了全球60%以上的镍），在2020年印尼对镍原矿实施出口禁令而希望发展镍加工为代表的下游产业后，印尼的镍成功实现了下游产业化，这也是当下非洲资源国纷纷效仿的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同时，印尼也希望能够将镍的成功经验复制到铝土矿的身上，2023年开始印尼对铝土矿实行出口禁令，但由于印尼的铝土矿在全球占比较低，不具备话语权，最终并未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反而是全球铝土矿最大的出口国几内亚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受益者。（2）相类似的成功经验还有刚果（金）的钴，当资源国对某类矿产资源拥有较高的控制比例时，管制政策的实施在帮助本国实现下游产业化的同时，可能也会通过供给端的控制对资源品价格实现较好的定价，如2025年以来刚果（金）对钴实行出口配额制度。

当能源与供应链安全再次成为全球重要议题时，而资源国又想要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分配，供给端的扰动对于价格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而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所有管制政策均能实现较好的政策效果，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约束条件是：①供给格局的集中度：当供给越集中时，单一国家的政策约束往往更容易转化为价格冲击；②各矿产品对约束政策的暴露程度：结合各资源国对矿产资源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类型来看，政策约束份额越高，尤其是对第二类型政策暴露程度越高的矿产品，其供给侧所面临的风险往往也越高。基于以上两个约束条件对主要矿产品进行筛选，我们可以看到：（1）供给集中度高、资源国份额高且对政策类型②暴露程度较高的品种：钴（主要面临刚果（金）的供给扰动，下同）、镍（印尼）、铝（几内亚）、锰（加蓬）、锂（津巴布韦）等。（2）供给集中度高、资源国份额高且对政策类型①暴露程度较高的品种：铌（巴西）、钽（刚果（金）、尼日利亚等）、铂（南非）、锰（南非）、铬（南非）、钯（南非）等。（3）尽管当前管制政策较为轻松或者在贸易政策方面尚未看到明显的约束条件，但是供给集中度又比较高的品种，意味着未来倘若控制该资源的资源国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则供给端的扰动也将容易放大，未来可保持关注。

因此，对于大宗商品而言，短期资源民族主义风险催化下供给端矛盾正在被激化，而需求端当前仍受到外部融资环境的压制，未来则仍需静待美国实际利率的回落，需求侧的拉动或将更为明显。实际上，从中长期维度来看，资源民族主义则有望重塑全球需求。在“资源民族主义→资源国要求本地冶炼、加工以及制造”的逻辑链条下，资源国的内生需求可能会增加：

一方面，资源国的工业化过程会带来更多的投资需求，从而会进一步提高其单位实物消耗。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1）投资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用于与制造业相关的厂房建设或设备投资，这些都是高实物消耗的环节；（2）投资也可能会带来人均收入的上涨从而促进消费。

另一方面，资源国“本地化含量”的增加本身也会带动本土的就业与收入，从更长的维度来看，当地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也有望带动未来消费潜力的释放。我们发现，单位实物消耗与人均GNI呈现倒U型关系。这背后的原因是：当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时往往只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开始有能力消费制造业产品，而制造业产品往往蕴含着更多的实物消耗；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人们可能会将多余的收入转向服务型消费，从而单位实物消耗开始下降。而目前东盟等资源国的人均收入还未越过倒U型的顶点。

3 资源民族主义的产业链外溢效应

3.1中国企业与资源国的合作路径

如同前文所述，尽管资源国的矿产资源丰富，但目前多数仍主要以供应原材料为主，处于全球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偏低端的位置，因此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实现下游产业化。这对应至资源民族主义2.0可能产生的第二个影响——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因为资源国的下游产业化诉求在反映出其想要从产业链中获得更多利润分配的同时，其实也代表了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诉求，但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只能通过以资源作为支撑基础设施交付的金融工具来实现本土化发展。

资源民族主义的典型案例便是印度尼西亚，自从2020年印尼禁止镍原矿出口以后，中国企业便加大了对印尼制造业投资的布局。从印尼的制造业FDI来看，2020年以前，尤其是2013年以前来自日本的投资增长曾是印尼制造业领域最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钢铁和氧化铝生产领域；2020年以后随着印尼禁止镍原矿的出口，印尼制造业的FDI持续维持高位，中国企业也加速对印尼制造业投资的布局，逐步成为印尼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在此期间，中国企业与印尼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增多，从合作的项目来看主要呈现两点特征：一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合作。作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国和印尼之间长期存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如雅万高铁的建设；而印尼对镍原矿出口的限制也带来了中国企业增加对印尼工业园区的建设，如加里曼丹工业园、莫罗瓦利工业园以及纬达贝工业园等，除了定位于绿色产业园之外，也增加了对港口、道路、机场、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产业链投资，如2022年开始宁德时代便开始投资建设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覆盖上游资源至下游电池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而印尼本土产能建设的过程中，在帮助中国企业保障上游原材料获取的同时，也拉动了印尼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形成“投资-出口”的正向循环。结构上，主要体现为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机械设备、钢铁、电池和电线电缆为代表的部分电力设备产品出口需求扩张较快，与此同时汽车（乘用车、商用车）亦增长较快。

过去中国和非洲之间“以资源换项目”则始于早期的“安哥拉模式”。彼时安哥拉内战结束后急需重建，但因较高的信用风险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转而以石油等自然资源未来收入作为担保或还款来源，由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国有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再由中国企业承建道路、铁路、电力、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这种模式在过去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面临严重基础设施赤字的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实际上，在此之后中非之间也确实有了更多“以资源换项目”的合作，合作领域由最开始的石油逐步拓展至矿产品、农产品等领域；而在2018年以后，尤其是近几年资源民族主义风险愈演愈烈，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合作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增加产业链的投资，相对应的合作模式也由此前的信贷支持转为股权投资的方式，如中国和几内亚的铝土矿走廊、阿尔及利亚的磷酸盐-化肥项目等。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6月津巴布韦财政、经济发展和投资促进部长穆图利·恩库贝表示津方已开始同中国中铁接触，一是把未来资源收入用于支持道路和铁路建设融资；二是2027年1月开始实施锂精矿出口禁令（此前2月已提及），同时锂精矿可在华友已建成的硫酸锂工厂，以及中矿资源比基塔正在开发的设施中加工。当然，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在也在增加对非洲矿产战略的布局，如2023年美国提出参与洛比托走廊的建设。

中非“以资源换项目”的合作也更多带动了中国对非洲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自2022年底以来中国出口至非洲的份额出现趋势性抬升，以12个月滚动窗口进行观察，截至2026年5月已上升至6.2%，而2022年底该数据是4.6%。结构上来看，机械设备（尤其是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变压器、电线及电缆、太阳能电池）、汽车（乘用车、商用车）等产品出口需求增长较快，这与中国对印尼的出口结构呈现一定的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以来中国出口至非洲的电力设备增长开始出现加速。

3.2未来资源国工业化需要关注哪些变量？

参考印尼成功实现镍产业化和中国与资源国的合作经验来看，资源民族主义2.0下未来新兴资源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或将有望带动我国出口出海活动的扩张。而从资源国的需求结构出发，未来新兴资源国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认为可重点关注四大中长期变量：

一是，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重点关注人均用电量的增长。一方面，以南美洲和非洲为例，众多资源国的人均用电量水平还仍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可能是这些资源国能否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瓶颈。另一方面，阿根廷、埃及、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家均出现了人均用电量增速大幅跑赢人均GDP增速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伴随着工业化，这些资源国用电需求的高增。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多数新兴资源国原油进口依赖度仍较高，且发电结构中新能源占比偏低，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下霍尔木兹海峡流量的不稳定性可能倒逼新兴资源国进行能源转型。事实上，面对传统能源紧张+工业化诉求，非洲和拉美等资源国近些年密集出台了能源转型的方案，这可能也会进一步拉动中国新能源的出口。

二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重点关注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当前，非洲、东盟和拉美的基础设施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显著偏低，制约了其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然而自2024年以来，这一局面正迎来系统性转变——这些地区密集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覆盖铁路、港口、电网及数字基建等多个关键领域。例如，东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非洲加快实施内地基建项目，拉丁美洲积极引资投入交通与能源建设。

三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诉求：重点关注出口结构变化。我们以刚果为例，伴随着资源民族主义+工业化发展+产业链延长，刚果对于原矿的出口明显减少，而对于加工后的矿产制品的出口明显增多。与之对应的是，刚果作为钴的主要出口国，由于其产业结构的变化，全球原钴的贸易占比明显下降，而半加工钴的占比明显上升。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可能会成为未来资源民族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是，消费需求：关注工业化红利能否向居民部门扩散，属于慢变量。一个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进而刺激居民的消费。目前我们看到，非洲和拉美的多数国家的人均GNI仍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地区当下的消费能力偏弱；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近三年的人均GNI增速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伴随着工业化，这些地区有较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此外，尽管中长期看新兴资源国具备较强的工业化诉求且存在发展空间，但短期维度下外部融资条件制约了2026年这一趋势的空间。一方面，历史上新兴资源国“以资源换项目”的许多合同均采用“LIBOR+风险加点”定价，同时高利率环境可能对资源品价格形成压力，因而美元利率的上升可能会直接抬升项目综合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新兴资源国国内金融条件对美元周期较为敏感，历史上看其短端利率与2年期美债利率之间往往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未来AI投资放缓，最终美国实际利率下降，新一轮资源民主主义浪潮无疑是全球投资需求的新来源。结合前文内容，基于各行业出口份额变化和年均复合增速筛选受益于新兴资源国工业化所带来的需求扩张，相关板块包括：一是大宗商品将受益于实物需求的拉动，人均能源和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会带来（铜、铝、油）等商品的机会；二是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下，需求扩张较快的产品主要对应新能源的细分领域，包括电力设备（变压器、蓄电池、电线及电缆等）、新能源车；三是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及产业化过程可能带来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扩张，包括工程机械、通用机械设备、机床、商用车（货车、专用汽车等）、汽车零配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