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作者：孙锴轩，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61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引言
今年 6 月，秘鲁和哥伦比亚先后举行总统选举，右翼候选人均以微弱优势获胜。
一些评论据此认为，拉美政治正在出现新的右转。
不过，对这一变化还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仅凭选举结果作出简单判断。
近年来，两国经济增长缓慢，物价和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治安也在恶化。许多选民把票投给反对派，主要是对原有政府表示不满。
右翼候选人取得胜利，不能表示社会已经形成一致的政治选择。两场选举的票数都十分接近，说明各派力量相差不大，社会的巨大分歧仍然存在。
选举解决的是由谁执政的问题，却不能马上解决怎样治理的问题。新政府上台后，仍要面对国会支持不足、政党组织松散、财政力量有限和地方行政薄弱等困难。
能否实行竞选期间提出的整顿治安、恢复经济和吸引投资等主张，既取决于政策本身，也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基础。
因此，观察这一轮拉美政治变化，不能只看政权向左还是向右。
更重要的是看新政府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建立稳定的执政基础。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判断所谓“拉美右转”究竟会带来多大变化。
▲ 图源/新华社
选票右转不等于民意归一
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都是右翼候选人获胜。于是有人认为，拉丁美洲已经全面向右转，左翼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已经衰退。事实是否如此？
其实，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分析一种政治现象，既要看选举的结果，也要看产生这种结果的条件。只看谁胜谁负，不看选票怎样分布，不研究选民为什么投票，就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先看秘鲁。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得票 50.135 %，罗伯托·桑切斯得票百分之 49.865 %，两人相差 49641 票。藤森庆子虽然当选，但只比对手多得 0.27%。
再看哥伦比亚。德拉埃斯普列亚（de la Espriella）得票 1296 万余票，伊万·塞佩达（Iván Cepeda）得票 1270 余万票，相差约 25 万票，得票率只差零点九六个百分点。
两场选举，都是微弱的多数战胜微弱的少数。这种情况说明右翼候选人取得了胜利，却不能说明两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致的政治意见。
选举哪怕只多得一票，也可以当选总统。但是，取得总统职位是一回事，取得广泛而稳固的社会支持，又是另一回事。
秘鲁大约有一半选民不赞成藤森庆子，哥伦比亚也有近一半选民反对德拉埃斯普列亚。
选举结束之后，这部分力量并没有消失。新总统要制定政策，要通过法案，要安排财政，还要同国会各派、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打交道。单靠微弱的选举多数，不能代替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选民为什么把票投给右翼。近几年，秘鲁和哥伦比亚的社会治安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经济增长不能令人满意，物价、就业和财政困难又直接影响群众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选民要求改变现状，是很自然的事情。右翼候选人提出加强治安、鼓励投资、整顿经济，恰恰抓住了其国内群众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 图源/搜狐
德拉埃斯普列亚把打击犯罪和恢复经济作为竞选要点，藤森庆子也把稳定政局和恢复投资信心列为施政重点。
但是，要求改变现状，不等于赞成右翼的全部主张。一个失业者支持右翼候选人，可能是为了寻找工作；一个小商人投右翼的票，可能是为了减轻税费；一个城市居民这样投票，可能是因为担心治安。
这些要求可以在选举中集中到同一张选票上，却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一种完整而统一的政治意见。到了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不同要求之间还会发生矛盾。
扩大治安开支需要资金，减少财政赤字又要限制开支；鼓励投资可能需要放宽管制，保护劳动者又必须保持必要的约束。
竞选的时候，可以用几项口号把许多人集合起来；执政以后，却必须逐项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所谓右转，首先是选民对原有治理状况作出的反应。老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选民便要求改换办法；原来的执政者不能取得成效，选民便把机会交给反对派。
▲ 图源/ Google
这种选择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不是一张长期不变的政治契约，更不能证明拉丁美洲社会已经整齐地转到了右翼一边。
秘鲁有秘鲁的问题，哥伦比亚有哥伦比亚的问题，不能把两国混为一谈。秘鲁多年来总统更替频繁，行政机关与国会争执不断，政党组织也比较松散。
哥伦比亚除了治安和经济问题之外，还要处理长期武装冲突遗留下来的大量困难。两国的选举都出现了“右倾”，但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新政府将要遇到的困难也不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拉美右转”这个讲法，可以用来描述当前选举中的一种现象，却不能代替对各国情况的具体研究。右翼候选人赢得选票，只是取得了一个处理问题的机会。
能不能把这种胜利保持下去，不取决于“右转”这个提法，而取决于新政府能不能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
实际问题解决得好，支持就会扩大；实际问题解决得不好，选举情况还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 图源/央广网
总统当选不等于政令畅通
总统选举已经结束，执政问题刚刚开始。
秘鲁、哥伦比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选民直接选出，任期固定，掌握国家行政。但是总统不能代替议会。预算要由议会审议，法律要由议会通过，重大改革也要取得议会多数。
没有议会支持，总统的主张只能停留在竞选纲领上面。藤森庆子的人民力量党在秘鲁议会中占有较多席位，但是没有取得多数。
其余席位分散在许多政党手中。各党组织松散，主张也不一致。选举时可以支持同一名总统候选人，讨论预算、税收、矿业和治安法案时，各党首先考虑的是本党和本地区的利益。
总统要通过一项重要法案，必须逐党协商，逐票争取。任何一个临时联盟发生变化，法案就可能搁置。秘鲁近年的教训十分明显。
总统和议会相互争夺权力，议会多次提出倒阁，总统也曾企图解散议会，造成政府更迭频繁，政策难以连续。主要问题是政党众多，力量分散，没有一个党能够形成稳定的执政多数。
藤森庆子掌握了总统职位，还没有掌握议会多数。她可以提出整顿治安、扩大矿业投资、增加公共工程等项计划。
计划能不能实行，要看议会是否批准经费，要看地方政府是否执行，还要看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秘鲁议会已经在新政府就职以前增加了 28 亿美元预算。这笔钱怎样筹集，怎样分配，怎样防止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已经成为新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
▲ 图源/新浪
哥伦比亚的情况更为复杂。今年议会选举以后，左翼力量取得参议院 25 席，成为第一大党，右翼力量取得 17 席，自由党、保守党、绿色联盟等党也占有相当席位，没有一个政党接近过半数。
德拉埃斯普列亚虽然当选总统，支持他的右翼势力并没有控制议会。左翼仍然是议会中最大的力量，中间各党握有决定多数归属的票数。
新总统要修改能源政策，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强治安措施，调整原有的社会政策，都要经过议会。左翼会反对，部分中间党会提出条件，地方政治集团也会索取利益。
总统如果拒绝让步，法案就不能通过；让步过多，原来的竞选纲领又会改变。这就是拉美总统制的一个突出矛盾。总统的权力很集中，执政的基础却很分散。
群众把希望集中到总统一人身上，总统实行政策却要依靠许多互不统属的政治力量。总统可以任命部长，不能命令议员投票；可以发布命令，不能保证地方机关执行；可以宣布改革，不能凭一纸公文就取得资金、人员和社会支持。
因此，不能把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当作新政府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执政条件。总统职位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起点。议会多数、财政条件、地方组织和社会支持，才是政策能不能实行的实际基础。
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新政府，都面对同一个问题：权力写在宪法上，力量却分散在实际政治生活当中。
不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政令就难以推行。政令不能推行，竞选时期提出的各项主张，也就不能变成实际成果。
▲ 图源/央视新闻
严打不能代替治理
治安是这次选举中各方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先看秘鲁。凶杀、绑架、敲诈这类案件近几年不断增长。公共交通、商业、建筑业均受到犯罪集团的骚扰。藤森庆子在竞选中提出了对犯罪进行“正面战争”的主张，要求充实警察力量，从重惩处犯罪分子。
这一主张得到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原因并不复杂。群众要求生命得到保障，商人要求正常经营，工人要求安全出行。这些要求是正当的，政府应当予以答复。再看哥伦比亚，那里的情况更为严重。
非法武装的人数已发展到约 25000 人。过去他们主要在边境和山区活动，现在已扩大到许多农村地区。联合国今年 4 月的一份材料指出，各类非法武装的活动范围已覆盖全国 60% 的市镇。
这些非法武装所从事的活动，是争夺土地、交通线和毒品产区，向当地居民勒索财物，强迫青年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国家在不少边远地区力量还很薄弱。军队可以开进去，却不能长期驻扎在那里代替地方行政，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打击犯罪这条原则不能动摇。可是只“严打”不治理，治安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犯罪集团能够长期存在，不单因为他们有枪。他们还掌握着资金，控制着交通，熟悉地方情况，同地下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些国家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们甚至插手土地分配、债务纠纷和商品流通。警察清除一个据点之后，行政工作如果跟不上，新的犯罪势力又会进入。
一批头目被逮捕之后，经济来源如果没有斩断，下层成员还会重新纠合。只靠几次行动，不建立经常性的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就不能巩固。
哥伦比亚过去的一段经历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2016 年和平协议签订以后，原有的武装力量从一些地区撤出。国家的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去。
▲ 图源/央视新闻
别的非法武装力量便乘虚而入，继续在那里争夺土地和毒品经济。到 2025 年，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 85%，约有 94000 人被迫离开家园。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政府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而在于国家的基本力量没有在农村扎下根来。
秘鲁的敲诈犯罪也有相似的特点。犯罪集团散布在城市街区和交通线上。受害人往往不敢报案。即使报了案，证人又会受到威胁。
政府几次宣布紧急状态，派出军警巡逻，短时间以内控制能够得到加强，却很难从根本上摧毁犯罪集团的经济基础。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秘鲁的凶杀率在 2020 年是每 10 万人 5.8 起，到 2025 年已上升到 10.7 起。就在 2025 年的前 8 个月，报案的敲诈案件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9.3%。数字持续上升，说明临时性的办法收效有限。
严厉打击是必要的。把严厉打击当作全部的办法则有待商榷。要整顿治安，必须充实警察队伍，同时整顿司法机关，清查犯罪的非法所得，保护证人安全，管好监狱，健全地方政权。
农村如果没有道路、没有学校、没有正常的生产活动，非法武装吸收人员就很容易。城市青年长期没有工作，犯罪集团扩大队伍也不困难。地方政府人员和经费不足，中央的号令到了下面也难以贯彻。
这些方面的工作性质不同，各有各的作用，彼此不能替代。军事行动不能替代司法审判。增加警力不能替代加强地方行政。加重刑罚不能替代切断犯罪组织的经济来源。宣布紧急状态也不能替代日常的管理。
新政府提出了强硬的治安措施。确定这个方向容易，真正落实起来就困难得多。军警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命令集结起来，但管理国家的能力不能在短期内形成。
前者靠的是下命令，后者要靠经费，要靠干部，要靠一套完整的制度，要靠扎扎实实的多年经营。衡量新政府在治安问题上的成绩，眼光不能只停留在逮捕了多少人、派出了多少军警。
还要看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是否被切断了，地方政府是否恢复了正常工作，司法机关是否能正常审理案件，群众是否敢于报案，国家机关能否在那些治安长期不好的地区扎下根来。
只看见武力，看不见日常的治理，犯罪现象迟早还会再次出现。把打击犯罪同加强国家的日常管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治安才有希望逐步好转。
▲图源/搜狐
经济主张不能离开财政条件
新政府还没有就职，各方面已经提出了许多要求。
工商界要求减轻税收负担，投资者要求放宽限制，城市居民要求整顿治安，劳动者要求增加就业，低收入群众要求维持社会救济，地方政府要求修建道路、学校和医院。
这些要求都有理由，合在一起就有矛盾。减轻税收负担会减少财政收入，加强治安力量要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工程需要资金，维持社会福利也需要资金。
秘鲁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矿产出口收入增加，私人投资有所恢复，中央银行把 2026 年经济增长预期提高到 3.4%。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但是有利条件不能任意使用。
7 月中旬，秘鲁议会又增加 28 亿美元预算，用于公共工程、基本公共服务、公务人员工资、治安和防洪，其中约有一半用于完成在建工程。
财政当局已经提出警告，临时增加的收入应当有一部分用于减少赤字，不能全部变成新的支出。
自然灾害还会增加新的负担。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破坏秘鲁北部沿海的道路、农田和渔业设施，有关方面估计，2026 年至 2027 年的损失可能达到 47 亿美元。防灾要用钱，灾后重建更要用钱。
新政府接过来的不是一张没有债务的账本，而是已经列有许多支出项目。藤森庆子主张扩大矿业投资，秘鲁已经拟定的矿业项目约有 640 亿美元。这笔投资如果能够落实，可以增加出口，扩大税源，带动铁路、港口和电力建设。
但是矿区大多在贫困的农村，当地群众长期承受采矿造成的土地、用水和环境问题，所得利益却很有限。
政府只要求加快审批，不解决当地群众的实际困难，工程就会遇到阻力。
▲ 图源/新浪
哥伦比亚的财政困难更为突出。2026 年经济增长预计只有 2.3% 至 2.4%，物价涨幅仍在 5% 以上。经济增长不快，物价尚未稳定，国家债务又很沉重。
德拉埃斯普列亚还没有就职，就已经派候任财政部长同国际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商谈债务安排。
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怎样分配新增加的收入，而是怎样减轻旧债的压力。
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减轻税收负担，削减一部分政府项目，恢复石油勘探，扩大私人资本。这些办法可以增强工商界的信心，但是制定政策不能只计算收入增加的一面，还要计算转变时期的困难。
税率降低以后，新的投资不能立即形成；石油勘探重新开始以后，也不能立即取得收入。财政收入可能先减少，新的税源只能以后逐步增加。
在这段时间里，债务利息必须照付，公务人员工资必须照发，治安开支不能停止，社会救济也不能全部取消。削减政府项目同样不能一律办理。
有些机构可以精简，有些开支可以压缩，但是教育、医疗、交通和农村建设不能长期停顿。
简单削减，账面上的数字可能暂时好看，社会上的矛盾反而会加深。群众生活受到影响，罢工和示威就会发生。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投资也不会增加。
财政问题，实质上是各方面利益的分配问题。增加一项支出，就要说明资金从哪里来；削减一项支出，就要说明由谁承担损失。
减轻税收负担给谁，补贴给谁，工程修在哪里，债务怎样偿还，都不能用一般的口号来代替。
右翼政府重视投资和市场，有其道理。没有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能增加，就业问题也不能解决。
但是发展生产需要社会稳定，需要道路、电力、教育和技术工人，这些条件不能只靠私人资本自发形成，还要有国家的组织与扶助。
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要看到：国家绝不可能包办一切，也不能放弃自己应有的责任；财政不能长期入不敷出，也不能用停止公共事业的办法来维持账面上的平衡。
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新政府，都把恢复国民经济作为主要任务。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不在于宣布了多少减税和投资计划，而在于能不能正确安排收入和支出，能不能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能不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安排好群众生活。
▲ 图源/搜狐
经济工作不能靠主观愿望，财政收支更不能靠主观愿望。没有可靠的收入，没有适当的次序，没有必要的群众支持，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行。
认识从实践开始，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新政府究竟能不能把竞选纲领变成实际成果，能不能在困难的财政条件下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这个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实践来回答，也只能由实际的发展来作出证明。
撰稿：孙锴轩
编务：李承展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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