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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愤怒的农民》讲的是一个惨案，一个叫阿兰·德·莫奈伊斯的人被暴打至死——也可能最终是烧死的。它发生在 1870 年的法国，即使在当时，这种暴力也被视为骇人听闻。在 19 世纪的欧洲，暴力正在隐去，它不像 20 世纪那么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事发当晚起，人们——包括参与者、地方官员以及观察者——都开始了各自的反思。
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愤怒的农民》是一个新的反思结果。
事件有两条线索，一条以恐惧和谣言交织的社会恐慌为线索：一个贵族被当作“普鲁士间谍”，他还有个弟弟，曾经喊过“共和万岁”，所以他必须被制裁，必须去死；另一条更像背景的线索，是这个小镇和周边地区生活的农民，当时觉得自己正在被抛弃、被剥夺，因而痛苦。这种痛苦，只有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才能挽救他们，而贵族、教士和共和制的拥护者都是他们的敌人。
所以，最终他们选择暴打一个人。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说的两条线索替换成当今世界的概念：我们会轻易发现其中一条线索可以是“选票舞弊”，另一条线索是“乡下人的悲歌”，最后发生在乡间的暴力惨案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替换成 2021 年美国国会山骚乱。
150 年前的惨案结局，是暴行参与者被刑罚处置，包括但不仅限于绞刑。但是惩戒带来的是更大的愤怒。“农民们的沮丧程度可想而知。他们相信帝制政府，坚信那些贵族，教士和共和派联合起来图谋国家的谣言，深信他们在为‘他们的’皇帝工作，相信皇帝会奖赏他们，结果等来的却是政府的惩罚。农民们有多依恋皇帝，现在就有多不安。”
100 年后，还有亲历者的亲属生活在当地，有人记录：“当陌生人在场时，知情的老人会陷入沉默。奥特法耶事件和它激起的情感是当地农民的秘密，就像问题、错误和家庭悲剧一样不可告人。”
科尔班带我们重返那个闷热的午后，抽丝剥茧地展现仇恨、谣言、恐慌、战事阴影、阶级对立、权威失效……如何一步步催生杀戮。你会发现构成悲剧的元素，在如今的社会并不难以找到同类。从这一点来说，150 多年里各种人对这个乡村惨案的反思，总体上都是失败的。
经出版方“光启书局”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小节分享给读者。
大屠杀的欢腾
受害者等式
阿兰·德·莫奈伊斯打理家族产业已有多年，这也解释了那天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集市上。他住在布勒唐日城堡，该城堡位于奥特法耶镇和博萨克镇中间。这位32岁的单身汉相貌平平，身材瘦弱，早早谢顶；征兵委员会因为他“体质虚弱”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在当地，他惹人喜爱且慷慨大方。确实，他的惨死也难免使人们对其形象加以美化。
他的父亲阿梅代·德·莫奈伊斯是海军军官的后裔，据说喜欢海洋学和远航纪实。这位文学爱好者也对农业感兴趣；他曾把一部分田产改造成了葡萄种植园。他儿子阿兰则努力想实现现代化。他刚刚制定了一项排水方案；他梦想着开发尼佐纳盆地。
1848—1853年,阿梅代·德·莫奈伊斯先生曾任博萨克镇的镇长，后来可能因为厌倦而辞职。他儿子阿兰1865年入选市议会，被任命为市镇的第一副手。莫奈伊斯家族的成员与他们的表弟卡米尔·德·马亚尔不同，不公开宣扬自身的政治立场。卡米尔是位26岁的年轻人，非常高调，曾自称“小旺代”地区正统派的领袖。尽管有这样的考虑，奥尔蒂耶尔的莫奈伊斯家族似乎只是口头上归顺于正统派。据说，佩里戈尔地区的正统派贵族每年在布勒唐日聚会三次，其中达马的新任男爵、奥特福尔的领主现在是他们的领袖。然而，没有文献能证明阿兰·德·莫奈伊斯在那两个小时中声称自己忠于皇帝和王朝是缺乏诚意的。无论如何，在惨案发生前不久，他没有请求免除兵役，甚至决定投身战场。这是战争开始时短暂神圣同盟的光辉见证。
人称“西娄”的佃农弗朗索瓦·马齐埃相信卡米尔·德·马亚尔8月9日市集日在沙拉斯集市发表了侮辱性的言论。“他曾在读完报纸后斩钉截铁地表示，皇帝输了，他没子弹了。”这种对当时军事形势悲观但清醒的判断引发了众怒。8月16日晚上，马齐埃曾对他的地主太太说：“如果我们那天人多的话，我们会杀了他。但我们当时只有四五个人在那里；今天我们有80多人……唯一的遗憾是那天我们让真凶（这里指的是卡米尔·德·马亚尔）逃跑了。”这一有趣的证词表明谋杀是有预谋的，并倾向于将阿兰·德·莫奈伊斯当成替代受害者。
德·马亚尔先生因8月16日的事件被问询。他在几位佃农的陪同下来到了奥特法耶集市，下午2点之前，他凭着清醒的头脑，迅速感受到了危险并迅速从人群中逃脱。他轻盈的靴子羞辱了农民的木鞋。谋杀计划的失败激发了把仇恨转移到另一名受害者身上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此刻阿兰·德·莫奈伊斯出现了。当他走进村庄，他笨拙地引起了农民的愤怒，因为拒绝承认其表弟曾喊过“共和万岁！”
仇恨情绪的转移更容易发生，因为聚集的农民不认识市镇当局。更糟的是，他们不认识附近的名流显贵。这从某个方面驳斥了这是一个谋杀的观点。庭审期间，镇长贝尔纳·马蒂厄曾陈述一名闹事者的威胁：“‘我们从你的绶带中认出你’——指着我的腰带——‘走开，否则我们也会这样对你。’”回想一下，这说明民众不认识镇长本人，只认得他的绶带。
据夏朗德省布武里耶镇的马蹄铁匠尚博尔的律师所说，尚博尔曾短暂担任聚众谋杀的首领，但他并不认识指控者 和受害者。检察官们对此也没有异议，凶手们整体上“彼此都不认识，他们更不认识不幸的莫奈伊斯先生。他们聚集在一起杀人，都是偶然”。鉴于奥特法耶集市当时的情况，我们对此并不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拒绝接受受害者的真实身份。阿兰的几个朋友在整个酷刑折磨过程中不停地声明这一点。但民众充耳不闻。大多数人明确攻击的不是一个拥有大地产的贵族，而是一位喊过“共和万岁”的“普鲁士人”。
奥特法耶事件无法用乡村共同体的邻近性（vicinité）和凝聚力（cohésion）来解释。阿兰·德·莫奈伊斯是附近的居民，是当地人，他的家族在奥特法耶镇拥有80公顷土地。他的住处距离集市有3公里。但集市上的农民拒绝承认他，至少拒绝把他视为本地人。乡村社会中的冲突和紧张可能带来的仇恨都不是惨案的原因，至少不是明确的原因。冲突的形态排除了地缘因素。
领头人尚博尔意识到了熟人社会的涣散以及缺少地域团结的问题。他一意识到这种双重真空，就恬不知耻地接管了被弃置 （或至少是被忽视）的市政职能。诉书中这样描述：“乔治·马蒂厄是阿兰的辩护律师之一，他徒劳地劝告尚 博尔：‘这个不幸的人，他可是你的邻居。’——‘他不是我的邻居， 也不是其他人的邻居……他是一个敌人，必须让他受苦并付出代 价……’尚博尔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奥特法耶镇或博萨克市议会的成员，他所表现出来的权威派头，使人们相信他是奥特法耶镇的副镇长，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大屠杀完全不同于那些清算当地社会恩怨的冲突，它另有目的。然而，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依然能看到那种要求一致性的指令——当年在“45生丁税”事件中，正是这种指令规范了村庄的行为准则。1928年，西莫内主席事后研究了奥特法耶大屠杀，他采访了当时的幸存者。其中一个受访者写道：“在这些暴怒者看来，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折磨受害人。一个人打完了会让出位子让另一个人接着打，一个人结束，另一个人继续。”帕斯卡尔·塔米西耶是阿兰·德·莫奈伊斯的辩护人之一，据他估计，超过200人打过阿兰。这与1848年出现的挑衅如出一辙——让·佩尔 托特曾听到未被起诉的马内姆在惨 案次日大喊：“想支持莫奈伊斯先生的人先过我这关。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农民（注意这里体现的社会阶层），要么他们的衣裳被撕烂扔在地上，要么我的被扔在地上。”
卡米尔·德·马亚尔成功逃离后，也用自己的方式去挑衅集市上聚集的农民，他的挑衅当时并没有得到回音。因此，人群很快就 忘记了这位悲剧的始作俑者，并传播着这样的消息：阿兰·德·莫奈伊斯曾喊过“共和万岁！”，而这次他们抓住了真正的“普鲁士人”。人们没有指责受害者喊过“亨利五世万岁！”，这句口号显然更符合逻辑，但太简单了。公式如下：“共和万岁！”可以更好地把各种敌视的对象聚拢在一起。人们设想出这样一个受害者等式：
阿兰·德·莫奈伊斯=一位贵族+一名共和派=一名“普鲁士人”
于是，最初的拳打脚踢倾泻而出。本堂神甫迅速而勇敢地介入。他持手枪翻越花园的围墙，试图救出这位不幸的年轻人。就像他周围那些好心人一样，他迅速明白了，残杀的逻辑意味着要把阿兰放到前面的等式中去。事实上，民众多次建议要加上各种酷刑折磨。安东尼的妻子安娜·茹热在接近下午两点半时（也可能更晚一会）来到了集市，听到迪潘说：“我们杀了那个人，他还没断气。现在去找神甫！我们将烧死这群混蛋，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人群中只有喝彩和附和声。过了一会，年轻的安托南·安东尼在柴堆附近听到农民们喊着：“应该把神甫和莫奈伊斯先生钉到十字架上，然后一起烧死！”
因此，这位神甫逃回了住处。圣巴斯德先生还年轻。他出生在塔布教区，1864年在佩里格祝圣成为神甫，历任贝扎克镇的副本堂神甫和萨维尼亚克莱德里耶镇的本堂神甫，1867 年5月15日担任奥特法耶镇的本堂神甫。因此，他非常了解佩里戈尔地区的农民，而他也即将证明这一点。
于是，年轻的阿兰·德·莫奈伊斯持续两个小时的受难之路开始了。得益于路政官事后绘制的地图，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队列押送受害人行进的路线，并找到那些延长折磨的停留点。折磨以缓慢且断断续续的节奏展开。休息的间歇无疑也是有望终止杀戮的时候。施暴者仿佛间歇性地释放了他们的压力，让少数捍卫者有时间采取营救行动，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受害人希望破灭带来的快乐。
血腥残忍的游行队伍的人员构成不断变化。在受害人停下来的地方，施暴者们也停下来。这些人有时会四散而去：有些人走向神甫的住处去喝那免费发放的瓶装酒；有些人来到旅店吹嘘他们的战绩；其他人可能继续交易。惨案的主要当事人会不时地离开惨案的中心舞台，出现在邻近的场景中。
因此，并非所有的袭击者都清楚地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些人可能至多参与了其中几段，许多人只是跟着人群走了一会儿后，就放弃了观看整场大戏。目击者看到一些人手持沾着血迹的凶器四处闲逛。20岁的烧炭工洛朗·普尼在市镇中央遇到了手持木棍的布宜松，还看见莱昂纳尔·皮亚鲁蒂来客栈清洗他那带血的钩子。我们不要忘了，这场残杀是集 市行为中的一部分。惨案持续了两个小时，却从未吸引所有人群。
对一些人来说，酷刑事件被简化为一则消息。有些人则舒适地坐在桌边围观了整个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布罗雄注意到那天下午“客栈中坐满了人”。凶手当中最积极的那几位知道他们可以在庞大的观众面前炫耀他们的战绩。
让·菲杜的证词有助于我们了解凶手们在信息和谣言的来来往往中采取行动的方式。这位年轻人实际上只目睹了残杀中的几个片段。他看到了民众最开始的袭击，过了一段时间， 他看到皮亚鲁蒂用他可怕的钩子击倒了阿兰·德·莫奈伊斯。接着菲杜去了神甫的住处，获悉了那些他错过的情节。他自称只是看热闹：“只是去看看。”这种看热闹的态度在案件审理期间被用作辩护的战术，但事实上这种态度似乎很普遍。布罗雄主席对此很愤怒。
其中最重要的补充节目在神甫的住处上演，我们得知，神甫的院子里很快挤满了人。依照起诉书中的描述，院子里大约聚集50人。接近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酷刑的中间阶段。当尚博尔离开阿兰·德·莫奈伊斯一段时间后，他来到神甫的住处为施暴者群体“发声”。神甫认为该事件处于火烧眉毛的阶段。安东尼的妻子当时看到皮埃尔·布宜松，又名阿尔诺，绰号叫利鲁的，“手持木棍的细端”，棍子上面沾满了血，说道：“等着瞧，混蛋，他要拿酒给我们喝。我一拳就能打倒他。”
圣巴斯德神甫聪明地从危险中脱身。他不像受害者阿兰那样提议为施暴者提供一桶酒，神甫从他的地窖里拿出瓶装酒，并把杯子分发给众人。他打开瓶塞，亲自为那些到场的人倒酒，哪怕是绰号叫皮埃赫特的小皮埃尔·布鲁过来找他并对他说：“我想喝一杯。”因此，在这里，民众并未去哄抢酒，没有把酒瓶传来传去，也没有拿起瓶子喝；他们与神甫碰杯，神甫认为这种用来表达善意的仪式可以降低危险爆发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手持棍子，但没有暴力行为发生。”
圣巴斯德神甫尊重他的客人，像对待绅士一样对待他们，而他们还没有习惯瓶装酒和这种受尊重的方式。应民众的要求，他向皇帝祝酒。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求举杯者高喊“皇后万岁！”和“皇太子万岁！”。总之，神甫控制住了局势。这祝酒词比不幸的阿兰·德·莫奈伊斯在血腥人群中充满绝望的赞美更能缓和局势。 在这两个小时内，他不停地喊着：“皇帝万岁！”冀图慢慢平息那些要杀他之人的愤怒。
还有其他相关场景：咖啡馆和客栈。那些所有决定弃权并冷眼旁观的人都坐在那里。受害者的少数支持者未能说动这一大批拒绝为阿兰·德·莫奈伊斯辩护的人。在其中的一个客栈，一位持枪的公证人曾被要求加入行凶者的行列，但他拒绝了。而当他建议客栈的饮酒者联合起来去救那个不幸的年轻人时，也没人响应。
题图来自电影《狂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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