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6日，我国全体参战军民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不断有越南百姓冲向边境线布设的雷场，一些侥幸避开雷场的越南百姓见到我国军民，一开口就是请求中国救救他们。
经初步调查后发现，在我军撤军回国后，无能狂怒的越军残部将失败的愤怒发泄在无辜的百姓身上，不论是战时与我军接触过的居民，还是战前老实听从黎笋当局安排的居民，不论是老幼妇孺还是青壮年劳动力，遇到越军如同遇到索命无常。
越南当局屠戮的是越南的平民百姓，只要越南百姓未进入中国境内，边境军民只能看着一幕幕惨剧发生，无能为力！
如果我边境军民出手相助，越南当局马上就要恶人先告状，在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在战争结束后，未主动停火，甚至可能将越军屠戮越南平民的一桩桩罪行强行扣在中国头上。
随着时间推移，越军屠戮本国百姓的事件持续增加，中国政府命令前线边防部队就地驻防，各单位清除此前布设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为需要帮助的越南百姓留出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向边境派出大量的媒体记者，以相机为武器，将越南当局屠戮本国平民的罪行公之于众，希望此举能让越南当局有所收敛。
没想到，凶残的越军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为了避免罪行败露，他们在夜里屠村，在我边防军民视线外屠戮。解放军西线部队在红河北岸执勤的官兵每天都能听到越南境内传来枪炮声和凄惨的呼叫声，白天黑烟四起，夜里熊熊火光。
世代居住在越南坝洒县的老妇人王某某向我边防军民控诉，家中两个儿子，继子年仅23岁，无端惨遭越南公安人员的杀害；其亲生儿子年仅15岁，凶残的越南公安人员担心其懂事了会为家人报仇，也将其残忍杀害……
更可恨的是，越南当局在战争结束后宣称：中国军队到处烧杀抢，造成3万余名越军伤亡，数万平民丧生，350万边民失去了房子、财产和生产工具，并向中国索要赔偿。
越南当局将其摧毁的本国平民房屋及其它不动产，杀害的平民这些罪行都算在中国军队身上。这种贼喊捉贼的下三滥手段必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不知内情的越南民众会极度仇视憎恨中国。当然，了解内情的越南民众会非常憎恨越南当局。最终形成严重对立，本就风雨飘摇的越南深陷无休止的内耗中无法自拔，为了转嫁内部矛盾，越南必然会给周边国家带去更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已经意识到，越南当局疯狂的举动，可能会愈演愈烈。为此，我们准备了战后之战。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在战略与战术上更成熟了，参战部队通过总结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舍弃了传统“以兵力优势冲击敌人阵地”的战术，采用攻心为主，武力打击为辅的策略。
1979年4月，中国从原参战部队抽调部分精兵强将，扩编了广西、云南两地边防部队，增加了边境要地的防御力量，使越南当局时刻都感觉到如芒在背，生怕哪天又被中国军队狠狠教训一次。为此，越南当局被迫把现役部队半数以上兵力调至越北地区。
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越军，中国边防部队主要采取炮火还击、小股精兵突袭的方式进行打击；对于尚有良知的越军，中国边防部队选择和平共处；对于无辜的越南平民，中国予以援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黎笋集团残暴的面目逐渐被看清，1979年7月，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难忍黎笋等人逆行倒施行为，选择移居中国；9月，越南前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率旧部数十人移居法国。
此后，越南境内不断出现被压迫的百姓揭竿而起的事件；1980年，越南《人民报》就曾多次报道有关“巢穴内乱”的消息；河内电台也承认，越南境内频繁出现“与外来进攻相配合的暴动事件”。
古芝地区，以前曾是北越游击队的根据地，在抗美战争时期，当地百姓非常拥护游击队；经历了黎笋集团的极权统治后，当地百姓宁愿将耕牛宰杀吃肉，也不愿听从黎笋政权的号召，将耕牛贡献给国家；家有余粮的百姓宁愿将余粮食喂猪，也不愿“卖”给政府拿去供养军队。
在军民关系紧张，外部军事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黎笋集团进退两难。若采取“刮骨疗伤”的手段，对军队官吏进行全面整顿，争取百姓的支持，则面临兵变垮台的危险；若放任军队官吏祸害百姓，日积月累的民愤迟早有一天会彻底爆发。
1986年，为了避免死后被百姓清算，黎笋在离世前数月，对越南高层实施大换血，并效仿中国推动“革新开放”政策，但已无力回天。
时至今日，越南在各领域都存在严重的内耗问题，如改革派渴望通过加强中越交流合作的途径，实现产业转型；保守派则鼓吹所谓的“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和“过度依赖中国基础设施有损越南主权”，使得越南诸多核心项目一直难以落地。
参考资料：
[1]黄文欢.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M].1982.
[2]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M].世界知识,1989.
[3]越南的共产主义还能存在到1984年吗?[J].印支研究,1982(01):13-16.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