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日本以八国联军成员的身份首次大规模踏上中国土地，兵力最多、抢劫最甚。37年后，他们再次攻入南京，这一次不再是列强之一，而是唯一的侵略者。这组照片，串联起这段从觊觎到侵占、从掠夺到屠戮的历史轨迹。每一张，都是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的真相。
这组的清末老照片，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日本步兵在北京的影像。
他们头戴明治十九年式军帽，身穿深色军服，许多人胸前斜挎着卷起的大衣，脚踩高帮牛皮编上靴+白色帆布绑腿，手持“金钩步枪”（三十年式步枪），腰挂“太郎包”和水壶。
1900年，为了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并维护在华利益，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成联军入侵中国。其中，日本派出的兵力最多，达到了约2万余人，主力为其精锐的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出兵最多的国家，他们攻破朝阳门、东直门，占领北京后大肆抢劫，甚至抢走了清宫300万两白银。
这张老照片里，日军的刺刀旁，是一群瑟缩的妇女、孩子，甚至襁褓里的婴儿——他们眼神里的恐惧、麻木，像一把钝刀，狠狠剜着每个看到者的心。
这是抗战时期日军“扫荡”后，青壮年男性被屠杀、掳走，只剩妇孺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苟活。日军用这种方式制造恐怖，摧毁村庄，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照片中，一群中国平民拥挤在“大日本軍施療所”（即日军诊疗所）门口，他们衣着破旧，神情带着对免费医疗的渴望。然而，这并非出于人道，而是日本军政当局“医疗宣抚”政策的一部分，旨在麻痹沦陷区民心、稳定统治秩序。旁边的“同仁愛濟院”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同仁会”。
同仁会名义上是普及医学的公益组织，实则受日本外务省和军方严密控制。抗战爆发后，同仁会频繁派遣诊疗班，打着“施疗”“救济”的旗号，紧随日军侵略步伐，成为其统治的帮凶。
表面上，这是日军为“安抚”沦陷区民心设立的“慈善诊所”；实际上，它是日本军政当局“医疗宣抚”的工具。同仁会诊疗班在日军特务机关指挥下，以“施疗”为名，行控制、掠夺之实，甚至为日军慰安妇提供医疗服务，并为细菌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广州治安维持会”两名臭名昭著的汉奸女干部梁馨兰（左）与石应莲（右）站在台上，面对密密麻麻的市民进行“宣传”。
两人站在简陋的台子上，面对台下密密麻麻戴着礼帽的市民。右侧的石应莲，正对着人群讲话；左侧的梁馨兰则在一旁配合。她们身后的竖幅上写着醒目的“街头宣传”等字样。
这两女汉奸经常深入学校与街头，以“维护东亚秩序”“建设王道乐土”为幌子，欺骗广州市民。她们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逼迫市民交出所有金属品（包括金银首饰、铜铁器具等）。这些被搜刮的物资会被运往日本，直接用于制造武器弹药，以支持其进一步的侵略战争。
这张照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出自侵华日军榎本金之助的私人相册，拍摄于1936年的东北辽宁凤城一带，一群侵华日军穿着冬季防寒军装，围坐举办所谓“庆功宴”，居中的日军手中捧着的，正是抗日烈士阎生堂的头颅，其余日军举杯张狂炫耀，以残害英烈的暴行当作自己的“战功”。
阎生堂是辽东地区知名抗日领袖，担任中国少年铁血军第1路军指挥，从1932年起就在凤城周边拉起队伍抗击日寇，多次重创日伪军势力。
1936年12月18日，他被日伪军重兵包围，突围时腿部中弹负伤，为避免被俘受辱，选择自尽殉国，年仅26岁。战友重返战场收殓遗体时，只找到了他的躯干，头颅始终下落不明，这桩悬案沉寂了80余年，直到2018年这本日军相册被公开，才揭开了头颅被日军割下邀功、拍照炫耀的真相。
1937年，南京沦陷后，四名日军军官在南京中山陵陵园大道上留影。他们后面是中山陵的陵门、祭堂主体建筑，背靠紫金山麓，陵区空旷肃穆，整座陵园已完全处于日军掌控之下。
南京沦陷后，日军当局将中山陵作为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日军有组织地安排各级军官、外交使团前往中山陵“参观”“谒陵”，并大量拍摄这类合影，交由日本国内及沦陷区的报纸大肆报道，刻意塑造日军“尊重中国先贤”“保护历史建筑”的虚假形象。
孙中山在全中国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日军打出“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试图消解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意志，为其扶植傀儡政权、推行“以华制华”的殖民统治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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