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存着一张老照片，是去年清明拍的。凤凰山脚的围墙还在，门楣上“济时中学”的牌子也还在，只是字迹经风历雨，黯淡得几乎认不出。
我的母校，还在，却已经空了。
永嘉渠口，凤凰山脚。1938年秋天，炮火正紧，徐石麟、陈修仁几位先生硬是在这山坳里立起了一面书桌。他们给学校取名“济时”——培养人才，救亡图存，共济时艰。
最后那四个字，我年轻时读不懂，如今回头，才咂摸出那代人在血水里熬出的苦心和硬气。八十多年后，它终究还是停办了。我说不清是悲是怒，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像被人掏走了什么。
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总要讲那段烽火岁月。日军飞机贴着山脊低低掠过，教室里却没有人跑。学生们把课本压在炮弹箱上，炸弹在远处炸开，大家就停下来静静数一数，等余音散尽了，又低头演算。
校园里最热闹的两个地方，一是操场上军事训练团的喊杀声，一是祠堂改的礼堂里抗日活报剧的锣鼓。金嵘轩先生题的“整、齐、勤、朴”四个字，刻在青石板上，他说：“大家一起振作，团结一致，为公努力，实事求是。”——那是乱世里的一口气，撑着一座山村中学的脊梁。
最让我心颤的，是老校友转述的那副挽联。1944年，鼠疫缠上渠口，三天里两名学生接连病逝。校长徐石麟在追悼会上含泪吟出：“魂魄来乎，半夜心惊穷教授；肝肠断矣，一朝天丧两门生。”
战乱、饥饿、瘟疫，三把刀轮番砍来，这所学校竟没有垮，反而从石缝里长出更坚韧的枝干。从这里走出的陈光中先生、潘瑞吉将军、叶成坝先生，后来名扬四海，可我总想，他们午夜梦回时，耳边响起的，一定是楠溪江的水声。
母校的命是苦的。为了在楠溪站稳脚跟，它两度迁址，一度被迫改名“渠口中学”。直到1989年，校友们奔走多年，才把“济时中学”的牌子重新挂回去。挂上的那天，满校师生都哭了。
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学校还是停办了。如今那块牌子还孤零零地悬在门楣上，里面却再也不会有读书声了。
撤并是全县统一布局，二十三所小规模学校一同调整。从大处讲，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集中的优质教育，这道理我懂。
可当我经过空荡荡的校门，看见操场长满荒草，教室窗玻璃碎了好几块，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声音：这不是一所普通学校的关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祠堂，塌了。
我忘不了教我们数学的麻老师。他左手缺半截食指，是年轻时被石磨碾去的。他讲课从不看教案，粉笔在黑板上画圆，手腕一转，一个完美的圈，然后用那半截手指点着圆心，慢悠悠地说：“圆心定得住，圆周才不会跑。人也是一样。”
走南闯北几十年，每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眼前就浮起那个圆、那截手指、那句话。如今学校空了，麻老师也走了，可他那句“人也是一样”，我带进棺材也不会忘。
济时中学的全部家当，不过几排简陋校舍，可那里的先生们，哪一个不是“半夜心惊”却仍批改作业到深更？如今学校空了，这些故事再没人讲，就真的要被风刮走了。
我写这些，不是要螳臂当车。
我只是怕——怕我们的孩子只记得分数和排名，却忘了这片山水间，曾有一群人用书声对抗过枪声，用粉笔写下过气节。
我多希望“整、齐、勤、朴”四个字，还在某个角落亮着；我多希望有人记得，凤凰山下，曾有一盏灯，不是照路，是照心。
凤凰山的弦歌，确实绝响了。但只要还有我这样的校友，在某个深夜翻出泛黄的毕业照，在心里默念一句“济时”——那精神的回声，就不会断。
永别了，我的母校。
可你分明还活着，在每一个曾被你照亮的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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