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种认知陷阱，人人都很难避开｜夜读|亨利|夜读|威廉|宣扬|认知陷阱|达尔文|进化论

我们很少觉得自己活在偏见之中。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相信，某些人“向来如此”，某些事“本来就该这样”。

面对复杂的世界，大脑不可能每次都从头观察、分析和判断。它会借助已有的经验与印象，迅速理解眼前的一切。这种认知捷径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却也可能让我们只看见符合预期的部分——它就是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所说的“刻板印象”。

在近百年前（1922年），他就从刻板印象的形成与作用谈起，继而以进化论、机械革命和美国社会为例，层层拆解“进步”如何从一种历史经验，逐渐变成不容怀疑的偏见……

其实，刻板印象并不可怕。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忘记了它只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却把它当成了现实本身。

本文来源：《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沃尔特·李普曼著

人们常常只看见他们想看见的

刻板印象中的世界并非迎合我们喜好标准的世界，只不过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世界。如果事物之间有些联系，我们就会产生某种熟悉感，而且我们会感到自己正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变化。

若我们是渴望活得自由自在的雅典人，那我们的奴隶必须天生就是奴隶。若我们之前对朋友说自己可以在95杆之内完成高尔夫18洞然而事实上用了110杆，那我们会告诉朋友原因是自己今天没发挥好，这也就等于表明自己和那些需要多打15杆才能完成的蠢货不是一回事。

若非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多的人愿意去孜孜不倦地整理、归纳和升华各种刻板印象，并将其转化为《政治经济学定律》《政治学原理》一类的逻辑体系，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始终会依据各种杂乱无章、交替出现的刻板印象各行其是。一般而言，只要我们谈及文化、传统和群体精神，就一定会想起那些天才们创造的逻辑体系。

如今，已经没有人怀疑不断研究和评价这些理想化逻辑体系的必要性，但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不会就此裹足，因为左右历史进程的并非某个天才所总结的逻辑体系，而是每个人脑海中交替出现的模仿、复制、伪造、类比和歪曲。

学科分类是一种认知框架，它并非事物的天然边界

一位如丽莎夫人一样低眉顺眼的评论家说：

“相对论向人们宣示，它自己一定会发展成如进化论一样的普适性原理。进化论起初只是一项专门的生物学假说，后来则演变为适用于几乎全部生活范畴的启发性规律，被运用在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蒸汽机、电车等各个领域。一切都在‘进化’。‘进化’变成一个寻常可见的字眼。而在很多情况下，当进化论原本的准确含义荡然无存，其演化出来的理论亦受到曲解时，这一理论本身也变得含糊不清。

我们完全可以大胆预言，相对论也会拥有相似的命运和发展进程。这项物理学专业理论目前尚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未来，它也会变得更加模糊。历史将会重演。正如进化论一样，当人们对相对论展开了大量通俗易懂却科学性欠佳的解释之后，后者将会迈开征服世界的步伐。我们认为，相对论到那时可能会被称作相对主义。

毫无疑问，对于这一理论的诸多更为广泛的运用方式将会大行其道，其中一些会显得滑稽可笑，还有一大部分则会成为老生常谈。紧接着，这一物理学原理，这颗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木的小种子，将会再一次成为科学家的纯专业兴趣。”

然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相对论必须要与现实的某些方面有所契合，无论这种契合是否严密。

伯里（Bury）教授指出，进步观这个东西长期以来都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他写道：“这种人们设想中的观念若不能表现为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或未能得到某种显著的现实证据支持，便很难渗透到普世观念中并为普罗大众所了解。对于进步观而言，这两个条件在1820—1850年间（的英国）都得到了满足。”

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于机械革命。“出生于19世纪初的人在不满30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汽轮航运的高速发展，看到了城镇和家庭的汽灯照明，看到了第一条铁路的开通。”在普通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奇迹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意识，认为人类是完美的。

1825年9月27日，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通车

正如伯里教授所言，进化论原本是介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的中立观念，但由于其宣称变革是永恒的，且人们在现实中见证了这种变革如何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有力征服，于是大众意识便将两者混为一谈了。进化原是达尔文自己的设想，后经赫伯特·斯宾塞的复杂加工，竟变成了“向着完美演化的过程”。

当“进步”成为不容怀疑的常识

诸如“进步”和“完美”这样的刻板印象，大体上是由机器的发明所构建的。总的来说，这种机器发明直至今日还在继续。

在美国，机械工业进步的奇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为壮美，甚至已经对全部道德准则产生了影响。美国人几乎可对任何侮辱逆来顺受，但绝不能容忍被人指责不思进取。无论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新移民来说，美国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总是令人大开眼界。这样的物质文明进步令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用以观察世界的基础刻板印象：乡村会变成大都市，其貌不扬的建筑会变为摩天大楼，小的会变大，慢的会变快，穷的会变富，少的会变多，一切都会更上一层楼。

1915年的美国伯明翰

高楼沿着笔直的街道拔地而起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样看世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不会，威廉·阿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也不会。但总有人会。这些人出现在杂志上，鼓吹着成功学，扮演着美国的建设者的角色。

他们的观点大抵如此。他们宣扬进化、进步、繁荣，宣扬美国派的做事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对此不屑一顾，但事实上，这些人的行为模式在人类的总体行为模式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American Progress，John Gast绘于1872年

这种模式对待某一事物采取客观的价值标准，对待另一事物又采取世俗的标准，对待第三个事物却可能会大肆宣扬量化思维方式。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把卓越等同于规模大，把幸福等同于速度快，把人的天性等同于发明新装置。同样的动机还在持续影响人们的道德准则。人们对于最大、最快、最高、最小（若你是手表或显微镜的生产者）的渴望，对于登峰造极和无与伦比的效果的追求，实质上可能已经被视为一种高尚的热情。

无疑，美国人的进步观与其经济状况和人性特点所折射出的大量社会现实是相符合的。它将不计其数的斗争、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转变为生产劳动。甚或直到如今，它始终未曾严重挫伤过这个社会中活跃分子的活跃本性。

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使他们在工作、交媾和娱乐中都能获得充分的满足感。而他们对山川、原野和远方的征服以及在人与人的竞争中所获得的胜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宗教的功能，即某种具有普适性的交融感。

这种模式依照理想—实践—成果的顺序运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竟致使任何试图对其提出挑战的人都被当作反美分子。

当现实开始不按预期发展

然而，在这种模式下描绘出的世界必然是褊狭而片面的。将进步等同于“发展”的思维定式意味着社会环境中的诸多方面都被直接无视。总体而言，美国人由于对眼下这种关于“进步”的刻板印象深信不疑，而习惯性地对不符合“进步观”的东西视而不见。

他们看到了城市的扩张，却无视贫民窟的增多；他们为人口普查的结果欢呼雀跃，却无视空间的过度拥挤；他们骄傲地展示着社会的成长，却无视农民和无法融入社会的移民群体的漂泊生活；他们疯狂地发展工业，却罔顾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他们组建巨头公司，却将产业关系的协调抛诸脑后；他们将美国打造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未曾想过以怎样的体系或理念去摆脱自身孤立无援的境况；他们在精神和物质都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卷入了世界大战，直到踉踉跄跄地走出战场时，才意识到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自己从战争中什么都没学到。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式刻板印象的优点和缺点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只要不断征兵、筹集无数借款、建造无数的战舰、生产大量的武器并全力以赴，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种观念符合传统的刻板印象，并确然创造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奇迹。但在深受这种刻板印象影响的群体中，却鲜有人去思考胜利的果实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收获胜利的果实。因此，目标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刻板印象的作用下，胜利也被仅仅定义为战场上的大获全胜。

在和平年代，没人关心速度最快的汽车是用来做什么的；在战争时期，也不会有人在乎取得“彻底的胜利”究竟目的何在。然而在巴黎，这套刻板印象严重背离了事实。不打仗的时候，你尽可不断用大的东西替换小的东西，再用更大的东西替换大的东西；而一旦打起仗来，假若你已经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就绝不可能继续赢得“更绝对”的胜利。你必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来处理问题。若缺少了这种模式，那么战争于你及许多和你一样的善良人而言，便只能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寡淡结局。

这意味着，在某一节点上，刻板印象和事实情况（而事实不容忽视）一定会发生冲突。这个节点必然存在，因为我们脑海中关于事物的印象远比事物实际的起伏转折要简单、稳定得多。因此，在某个时刻，这个盲点会从视野的边缘走向中心。

1918年德国战败投降仪式

此时，除非有批评家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告，或领导人能够理解这种变化，或人们拥有宽容的习惯，否则本来有助于人们在认识中简化努力、集中精力的刻板印象——比如1917年、1918年的情况——就会转而蒙蔽人们的双眼、妨碍人们的努力、浪费人们的精力。

盲点“有用”但并不总是如此

不加批判地固守刻板印象不仅会使我们对许多本应被纳入考虑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且一旦日后反省清算，刻板印象土崩瓦解，那么即便自己当时拥有一些理性智慧，对重要问题也做了一些严肃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也会一并坍塌。

所有的循环往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每一套刻板印象中，都存在某个节点，一旦达到这个节点，努力就会告停，事情则会朝向你所期望的方向自行发展。激进的刻板印象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的行为，甚至使人们无须再去试图判断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以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为。

盲点会掩盖某些事实。若事实未被掩盖，并被纳入了考虑，它就会去审视人在刻板印象驱驰下的所作所为。如果改革论者像笑话里的那个人一样自问到底想如何利用自己因打破纪录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如果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除了考虑人的自由和旺盛的精力之外还兼顾其他观点中所提到的人性，如果集体主义者也稍微考虑一下如何让官方守住其领导地位这一难题，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质疑自己的灵感……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哈姆雷特和更少的亨利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