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卢卡议员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客人。他到门口时被科恩拉住。
“下周市议会有一次闭门会议，”科恩说，“正在讨论明年的预算预案。林赛可能会削减基础设施开支。”
“我知道。”
“如果你能在会上提出贾维茨中心作为一个私营替代方案，不提唐纳德的名字，只提概念，我可以安排参议员贾维茨在之后的一周，在华盛顿做出个人名义的回应。他知道怎么跟媒体说话。”
德卢卡看着科恩。“罗伊，你是个值得写传记的人。”
“等这个项目竣工了再找人写。现在差一个章节。”
德卢卡走进夜色之后，莎拉·米切尔也收起笔记本。她走到科恩面前：“标题我会想好。先送一条消息给唐纳德，如果他需要在报纸上塑造什么形象，不要直接打电话。让沃克斯曼打。有些事中间人更好。”
“他已经知道，”科恩说，“但他听你的建议。”
她走后，只剩下唐纳德和科恩。
壁炉里的火已经退成暗红色的余烬。桌上的杯子里还剩下小半杯威士忌和多支灭掉的雪茄头，空气里混合着烟味与旧书的气味。
科恩在壁炉前的皮椅上坐下，没有开灯。火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影子。
“你今晚学到了什么？”他问。
唐纳德在他对面坐下。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同，”他说，“但他们都要同一样东西——相信。”
“说下去。”
“德卢卡要的是选票。奥马利要的是工作。银行家要的是安全的回报。莎拉要的是故事。但驱动他们所有人的不是这些。驱动他们的是一个信念，相信有人能把这一切拼在一起。如果我相信得足够坚定，他们就会相信我。如果你在怀疑，别人会加倍怀疑。这句话我应该见过，大概是拿破仑说的：‘领袖就是兜售希望的商人。’”
科恩把雪茄在烟灰缸里掐灭。
“不完全对，”他说，“你不知道的教会了我更多。1984年、1990年、2016年的深夜；每一次我都看到同样的事：让一屋子各怀目的的人留到深夜，不是靠希望，是靠让他们相信留在这里是保护自己筹码的唯一方式。”他把手放在桌上，“拿破仑那句话，其实有另一个说法‘领袖就是贩卖希望的商人。’但贩卖不只用希望，有时也要用恐惧。德卢卡留下，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不留下，他的选区就会被遗忘在下一轮预算削减的浪潮中。奥马利留下，是因为害怕他的会员失去一大笔未来的合同。银行家留下，是因为害怕他们的竞争对手拿到这笔交易。而你留下了，是因为你害怕他们的害怕变成现实。”
火光在科恩的眼睛里闪了闪。
“这个城市，”他继续说，声音变得更缓慢，“建立在妥协和幻觉上。华尔街的繁荣建立在债务上，百老汇的灯光建立在破碎的梦想上，政治家的权力建立在空洞的承诺上。而你的工作，是建一栋看起来永远不会倒下的建筑。可是建筑会不会倒—，你永远不知道。你必须让它看起来不像会倒的样子。”
唐纳德看着窗外。第五十四街的灯光在冬夜里显得格外密集。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筹划自己的下一步，每一个下一步都在这个城市越来越拥挤的博弈里争夺空间。
“那么工会和市议员之间的裂痕呢？”他问。
“那不只是裂痕，”科恩说，“那是1971年的纽约。建筑工会几乎全是白人，这就是现实。黑人领袖正在要求政府调查他们的雇佣做法。下次你在德卢卡和奥马利同时在场的时候不要提颜色这个词。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可能把你撕成碎片的政治问题。这两块石头你谁也抱不起，但你可以让他们站在一起做阶梯，当他们以为对方只是你的背景板。”
唐纳德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那枚在沃尔多夫酒店谈判时用过的25美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侧影在火光下显得陈旧而安静。
“他会怎么看这个城市？”
“谁？”
“罗斯福。如果他活到今天。”
科恩想了想。“他会说他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但他们已经不懂得怎么区分恐惧和理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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