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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海晚报）
20日晚，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
开篇一幕，光绪皇帝评论新科状元张謇的殿试策论，脱口而出一句：“他的河渠之策颇有见地。”
镜头不过数秒，台词不过十个字。但对熟悉张謇的人来说，这十个字分量极重——它不是编剧随手安的一句赞语，而是一段被正史记下、却少有人细品的往事。
殿试考的不是辞章，是河渠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奉父命进京参加恩科会试。从礼部会试到殿试，一路过关斩将。殿试之时，帝师翁同龢阅后，在卷上批了十一个字：“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翁同龢为何如此激赏？因为张謇的殿试策论，不是一般举子那种堆砌辞藻的门面文章。殿试四问，河渠居首——这一问最见真功夫，考的不是背诵，是你对国计民生究竟有没有真见识。
张謇的对策，从张堪、刘靖一路说到申用懋，将历代治河的成败得失条分缕析，还特地论了“相地察源”的舆地之学。也难怪光绪帝在与翁同龢议及此卷时，会脱口而出那句赞语。
这不是临场发挥，是治黄的积淀
很多人以为张謇是中了状元之后才开始关心水利。其实不然。
同治十三年，二十一岁的张謇随恩师孙云锦赴江宁发审局任职。当时，孙云锦奉命处理渔滨河积压多年的水利纠纷案，案卷堆积如山。张謇协助阅卷、查勘，第一次系统接触到水利实务的复杂：一条河，牵连着上下游多少州县的利益、多少百姓的生计。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留意水利方面的著作。潘季驯的《河防一览》、靳辅的《治河方略》，不再是书架上的闲书，而是案头的工具。他后来在《啬翁自订年谱》里回忆这段经历，说自己“始有志于经世之学”——“经世”两个字，最早就是从淮河的水案里读出来的。
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也就是殿试的七年前，黄河在朱仙镇决口，堤破四五十丈，洪水横溢四十余里。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协助治黄救灾。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乘小船勘察黄河水情，几乎走遍了决口各处。
那段日子里，他五次致函河南巡抚倪文蔚，并代拟了《疏塞大纲》，提出“堵塞并举、分流入海”的系统治河方案。乃至细到“疏则有测河身、分地段、计土方、定人数、核时日、课工程之要……此疏之大要也。塞则有催集料物、核运土方、预备竹簏、扫船、土囊……此疏之大要也”。他主张“塞为目前计，疏为久远计”，认为二者“犹裘之领，网之纲”——这个比喻，后来在他的水利论述中反复出现。
所以，当1894年张謇站在殿试的考场上答河渠策问时，他写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七年前在黄河决口的泥水里泡出来的见识。光绪那句“颇有见地”的评语，其实是他生命的体验。
经世致用，状元风骨的底色
张謇中状元后，被钦授翰林院修撰。同窗好友在南通为他建了一座“果然亭”，取“功夫不负有心人”之意。张謇亲自把名字改成了“适然亭”，并手书一联：“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
一个“适然”，道尽了他对功名的态度——科举登顶，不过是恰逢其时，不值得多么得意。他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状元的头衔，而是能不能用这身本事做实事。
这就是经世致用的真义。不是把学问当敲门砖，敲开仕途的门就扔掉；而是把学问当工具，走到哪里用到哪里。从黄河决口的抢险现场，到殿试的金銮殿，再到后来的大生纱厂、通州师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张謇的每一步，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把书里的道理，变成地上的工程。
能俯身看河的人，才担得起经世二字
2026年，适逢张謇逝世一百周年，《江海潮生》在这个节点开播，自有深意。
回看那一句“河渠之策颇有见地”，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皇帝对新科状元的赞许，更是一个传统士人对“学以致用”最朴素的坚守。张謇的担当和风骨，不是从中状元那一天才有的，而是在他一次次乘舟涉险、一封封论河工书、一遍遍研读潘季驯和靳辅的治河著作中，慢慢积淀出来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真正的高处，不在金銮殿的台阶上，而在你愿意俯身去看的那条河里。
如果你也在看《江海潮生》，不妨多留意那些一闪而过的细节——简单的场景背后，往往藏着一个人半生的重量。
陶晓东
编辑：张檬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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