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可以描述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存在模式，它的核心形象与智能终端息息相关。区别于曾经的所有世代，如今的我们活在了一个被智能终端包裹与组织的世界。手中的方寸屏幕似乎连通了整个世界，但人与人之间却前所未有地感到疏离。但我们仍然很少从存在与观念的维度思考这件事。
毫不夸张地说，智能终端在此时此刻已经成为个体以及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如我们身体新长出的器官，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构建新世界模样的主要组件。
相对于传统的智能手机与电脑，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AI）的登场，人类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某种临界点，不得不重新去思考自己是谁，以及作为人意味着什么。但这一切的起点都位于我们具体的生活，伴随着新一代人进入这个充满各类智能终端的世界，我们面对的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与生活方式？当我们的手中无时无刻不握着手机、沉溺于网络世界以及与AI不断地进行贴己的对话时，我们遭遇的是什么？以及在这样一种使用（using）中，我们的存在被塑造成怎样的形式？面对着All in one（合一）且恍若万能神明的智能终端，我们如今置身何处？
撰文 | 重木
消失的时间与无过程的生活
使用手机的经验或许是当下每个人生活中最普遍与共享的东西。尤其伴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不断升级以及各类App的发展，手机在当下每个人的生活中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随身且专属的小神祇。它似乎知晓万事万物且有求必应，仿佛整个世界，以及人类历史所累积的知识与生活经验都聚集于其中。除此之外，手机也逐渐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外置器官，就仿佛我们的眼睛、嘴巴与手臂一样，各有所用的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重要支撑。只是区别于这类器官的肉性与脆弱性，手机更加坚硬的同时也能够被不断更换与更新。或许唐娜·哈拉维在20世纪80年代所想象的赛博格（cyborg）——即人机合体的共生存在——在当下的我们身上已经实现，即人类不再仅仅只是肉身的存在，他也因与各类智能终端的联结而变“非人”。
《1000小时不插电》
作者: [美]汉娜·布里彻
译者 : 周悟拿，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6月
恰恰是这一密切的联结构成了当代个体生命与生活中最核心的经验，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时间感的改变，即区别于传统世界对于时间的认识与感知。首先是古代的时间感，它表现为一种整体、秩序与浑圆的包裹状态。而人类作为肉身的存在，自始至终都处于这样一种被认为具有鲜明节律性的时间变化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古人一方面遵循着时间的节律生活与劳作，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身体的变化来表现时间的形象，如红颜白发。这是一种宇宙/自然时间，而人类生息与劳作于其中，为其所指引与塑造。
与之相区别的是现代时间感，即伴随着现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开启的科学/理性时间观，它表现为一种以物理学目光所构造的均质的直线时间——可计算、可测量，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形式普遍地规定着所有人的生活，因此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相同的。因此它才能够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共鸣，不仅表现在现代工作制度中，也表现在它对于现代个体生活方式的形塑中。时间开始成为一种可通过劳动与商业价值来衡量的生产材料，因此它可以被一系列严格的规范所规定，而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存在的主要生活与生命节奏。
然而对于当下作为与各类智能终端紧密联结的当代人而言，一种新的时间感已经诞生。它表现为一种无时间性（timelessness），并不是说时间在此消失了，而是说时间在这里被不断地压缩或忽视，从而造成一种仿佛无时间的状态。这一经验在我们使用手机和上网时表现得最直接，即一切问题和需求似乎都可以通过点击几个按钮而立刻得到解决。它不仅表现在如快递或外卖这样的消费行为中，而且也开始塑造我们对于自我、与他人和社会的认知与交往。通过手机，我们可以即时地联系到某人，且也希望对方能即时回复。从工作场合到亲密场景，在手机或网络另一端的他人与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和时间差距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仿佛在与自己说话，且能够即时回复。
为此，我们对时间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它似乎成为我们解决麻烦或是与他人关系中的阻碍物，仿佛我的时间感成为衡量其他一切的标准时间。而手机与各类app这些智能终端，它们恰恰是反时间的。即时作为虚拟世界的核心特征保障着它的共时性，即每个个体似乎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因此它带来了一种无间隔且无阻碍的时间感，由此也就导致时间所形成的过程性开始消失。
然而，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事务，都存在于具体的过程之中，即在时间中存在。人类从幼儿长大成人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人类事务——与物或与人打交道——也需要在时间中展开，因此会表现出不同的过程性。而正是在这一或漫长或有限的过程之中，个体的成长、生活的样式以及生命的形象才会舒展开来。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存在即显现，以一种展现的形式在特定的时空中存在。因此重要的只有这一显现的过程，即我们生活、去存在的行动本身。因为作为一种终有一死的在世存在者，重要的始终只有在这一段有限存在中的展现过程。
于他人的——即公共的——目光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展现出自身的本质。但在手机与网络世界中，虚拟的共时所消弭的正是这一可能充满艰辛的过程性。无论是在我与自身、与他人的交往中，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中的显现，即时性把时间与过程塑造成一种障碍，一种不断被对象化的他人与世界对于我的需求与愿望的阻拦。在这样的经验与处境中，智能终端创造出了一个个毫无间隙且毫无差异的个体端点。他们看似彼此连接与相互沟通，但实则自始至终都处于各自封闭的端点之中而缺乏真实的交流。因此在这个无时间、无过程的诸个端点之间，一种围绕着自我所塑造的世界模式开始成型。
自恋的闭环：一切为我
对于各类智能终端而言，我和你并不存在真实的差异，在电子之眼中，我们只是一个个无缝隙的端点。我与智能手机和电脑相连，然后通过它们联结到世界上其他无数个同样在使用智能终端的他人。这样的联结曾经在地球村与互联网的想象中被赋予了积极且乐观的形象。但伴随着这些联结的深入与普遍化，我们逐渐发现，智能终端所形成的联结一方面是虚拟的，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状态。这一封闭性不仅表现在虚拟联结所形成的社群性质中，也表现在联结的端点自身上。
即处于特定虚拟社群内部的端点-个体也不断地走向自身，且这一自身性并非是自反的，而是自恋的。手机和电脑屏幕映射出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既真实又虚假，另一方面则因其虚拟性而缺乏实在，从而导致它自带某种虚无特质，从而导致端点-个体无法通过网线而真正地走向他人，他走向的只是自身，或另一个自身。
《黑镜》剧照。
所谓的“真正地走向他人”就如字面表达的，需要有“走”这一身体动作，而玩手机或上网的身体往往是静止的，或窝在沙发里、或躺在床上。意识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人，但身体依旧一动不动，僵在某个空间中。面对面的直接性被手机或电脑屏幕所中介，因此我和他人的关系也被中介。人们或许沉迷于与他人一起打游戏，或许在网恋，或许在微信中与某人聊得热火朝天……但归根到底，我与他人之间都存在着真实的物理距离甚至时间差异。除了虚拟的聊天室，我们并不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之中。因此，这里的交往也是虚拟的。
他人虽然能够被看见与被听见，但其存在只是数位虚拟成像，他是不真实的。即使在屏幕中的对方是如此清晰，但我们始终并非面对面，在这之间有一面无形的隔膜。所以它并非共同的，也不是公共的。公共意味着某种时空的共享性，就如阿伦特举的例子，被众人围坐着的桌子才是公共的，它既把人们聚集起来，又把他们区分开来。在手机与网络中的他人，以及我们共同生成的那个虚拟空间，它不是把人拉得太近，而彻底失去距离；就是离得太远，而完全看不到别人的在场。
因此，别人的在场在这里被不断地虚拟化，最终成为某个可有可无的点，且往往是“为我”的：即作为我自己的存在和某种表达形式的结构性工具，而其本身是无声且无意义的。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样一种经验中来体会这一点，人们常常认为网络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知识与阅历，但事实往往截然相反。网络恰恰会不断地巩固、再生产和封闭我们原有的见识和意见。尤其伴随着当代政治生态的激化，导致人们不但缺乏对差异和不同的兴趣，而且也会为了避免冲突和麻烦而更进一步地通过对网络推送功能的调整来加固自己的边界，由此逐渐创造出一个只会不断对自己任何意见都回答“是”的平滑世界。
智能手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各类App也会通过对其使用者搜索与评论内容的收集，最终“智能”地为其挑选出符合其喜好的内容推送。于是，一部手机也就是这个使用者特定的世界与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产物。它被无时无刻地带在身边，仿佛自己外置的存在与生活。
智能手机与网络让使用者逐渐脱离他们身体的处境，而不断地表现出一种“缸中之脑”的形象。并且，我们的身体似乎已经成为累赘，成为把我们束缚于特定空间中的无用之物：我和他人在一起，但又似乎并不在一起。例如朋友们相约，但大家各自盯着手机；家人们一桌吃饭，却各自看视频；父母为了让孩子安静而丢给他一个平板；爱人躺在同一张床上，却看着各自的抖音。这些经验和场景我们并不陌生：人们可以共处一室许久，各看手机且不说一句话，也有人可以玩手机一整天，而不走出房门。
为此人们也可以寻找到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无论是性格所致还是某种更加神秘的星象解释，相比于与人在一起，当下的许多人更愿意与手机待在一起；相比于在世界中于他人的目光中显现自我，许多人似乎更愿意在各类App中展现自己精心设计的形象；而相比于与他人因某件事或某个观点产生争论，许多人似乎更愿意避免冲突近而固守己见。我们通过从手机与网络中学到的各种时髦概念、理论与人生哲理来理解自我与生活，通过自我想象来理解人与人的交往和关系，通过一“爱自己”的自恋来认知世界对于自己的残酷以及自己可能遭遇的潜在伤害。仿佛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这个由一代代人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是置身于一个由自我与各类智能终端所共同构建的扩大版的自我虚构中，自怜自哀的同时也自我束缚。
“真实自我”VS共同的世界
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代的各类智能终端一方面为遭遇着现代性虚无的个体提供了新的避难所，但另一方面它也加重了这一症状。即当代人正在因不断地寻找所谓的“真实自我”而遗忘/遗失了世界。真实自我在当代意识形态谱系中的地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不断扩张而水涨船高，最终成为当代个体性迷思的神圣之所。从美国沸沸扬扬的身份政治与政治正确，到当下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与利益至上信仰，人们对于自由和幸福生活的理解不断地被一种关乎自我选择和主体能动性的观念所笼罩。而它们的核心就在于对那个传说中的真实自我的寻找。
它被理解为现代主体性中最本真，因此也是最具完满性与力量的掌舵者。似乎只要找到被遮蔽的它，我们的存在与生活便能够自主且自动地走向本真。自由与幸福不再是个体通过其行动而在这个世界中所创造出的存在形式，而成为某种预先被完满地设定，但如今因被遮蔽而必须重新去寻找的东西。
《黑镜》剧照。
因此，寻找到“真实自我”就能获得自由与幸福的生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真实自我”成为判断一切行为的唯一标准。但问题也在此出现，即每个人的真实自我是相同的吗？如果每个人的真实自我并不相同，那它们彼此之间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吗？如果产生冲突，那该如何解决？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存在真实自我，它是否能够自足且独立地显现呢？因为显现总是意味着在某时某处被某人所看见，否则便不存在显现。而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过分关注自我，但忽视了使自我得以存在——即显现——的条件。
人类的真实处境在于我们总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于这个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的世界中。即使存在“真实自我”，也总是与他人的“真实自我”共同存在。因此重要的是作为我们共享的共同世界的持存，因为如果没有公共世界，也就不会有供我们存在的空间。
《数字倦怠》
作者：[美]胡彤晖
译者：于是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4月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代智能终端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这里的重点在于“虚拟”以及由此所构建的反公共性。如前面所说，虚拟社群往往因其同质性而缺乏自反能力，由此导致其不断地巩固与再生产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造成社群的封闭性。除此之外，虚拟社群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于其成员的不显现。相比于作为人类丰富性一员的个体，虚拟社群中的成员只是某种端点-个体，它缺乏与他人的差异，因此也就造成他们的视角看似不同但实则只是同一个视点的产物。为此，虚拟社群与其端点成员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不断造成彼此更加封闭的内部循环。再加上因网络匿名性而造成的信任感缺失使得共同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们不应该忽视当下各类如明星、爱豆的粉丝群以及饭圈的共同行动，但这类行动显然并非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因为它实则遵循严格的“手段-目的”范畴，而彻底抹除了行动最核心的过程性，以及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
虚拟社群是无世界的，这个社群空间因缺乏坚固的物质性而导致它随时可能坍塌，而其成员彼此之间的匿名和无面孔（facelessness）也导致共通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这一虚拟性与当下人们对于“真实自我”的焦虑之间能够形成共鸣。因为前者作为一种形式可以完美地为后者提供框架，从而使得当下的人们更愿意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我”。例如许多人似乎更相信AI会对自己所遭遇的生活麻烦或情感危机有着更深入和真实的理解。因此他们沉迷于与AI对话，仿佛此刻在屏幕对面的是自己的一位密友，且他们似乎也坚信，AI只对他如此真诚，而彻底忽视了在前者眼中，作为使用者的人类只是无数个无差异的普遍点位，而那些不断生成的充满安慰与共情的话语，也只不过是一系列算法的结果。产生安慰效果的并不是这个只为你而独特的AI，而只是那些我们都熟悉的陈词滥调在此刻的使用者心中所产生的共鸣而已。这一“共鸣”或许是真实的，但却也是无力的。
回到当下
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或许应该小心以下两种境况：首先是警惕那些借着“爱自己”或“真实自我”而对自己说的借口与辩解。仿佛由此我们就可以正当地在“一切为我”的任性中自私地生活在人的世界里。自由意味着担当，而幸福生活需要勇气。
再者是警惕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外部环境或某种处境。外部制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它都不是彻底与绝对的。自由并不是意志（will）问题，而是行动。因为我有腿能（can）走，所以我走过去，这就是自由，仅此而已。
《人工智能》电影剧照。
当下的我们似乎正陷入一种迷思，因为不断地遭遇着各种困难、冲突与束缚，因此似乎只能通过不断地爱自己、关注自己来摆脱这一处境。但区别于福柯晚年在古希腊发现的“自我关注”技艺，当代人的自我关注往往发生在一套已经被规定的范畴之中，即“真实自我”。因此它的关注核心在于寻找那个失落之物，而非古希腊人所推崇的创造性活动——把自己当作一件需要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这个过程充满艰辛甚至痛苦，是对自己的训练、修行与塑造，而非对某个神秘的、不知来自何处但却显露出强烈规范性东西的臣服。而创造自我需要一个公共的展现空间，它既无法在黝黑的私人性中产生，也无法在虚拟世界中塑造。因此，唯有在我们共享的世界中，它才能显现出个体卓越且耀眼的光辉。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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