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试读间"栏目推出了五期，第一期的试读作品，已经顺利签约出版社，即将发展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出版。祝贺三明治的写作者！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看到更多的出版作者！下面是本期的试读间：
一个三十六岁的基层交警
用文字对自己进行了一场彻底的精神考古
作品简介：
这不是一本“心理自助手册”，而是一份“心理现场记录”。作者没有心理学背景，是一个在生活中被“存在性羞耻”和“讨好模式”困住的人，三十六岁的年纪，没有结婚，也不曾有过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却活在了自己围成的一座孤岛里。全书以“事件触发-情绪反应-童年溯源-当下觉察”为线索，记录了几十个日常瞬间，每个瞬间都被作者冷静剖开，挖到童年的核心创伤。最终，这些碎片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心理地图。这本书不提供“走出原生家庭”的方法，它提供的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全书不以时间顺序展开，而是以‘心理主题’为线索。每一篇从一个当下的日常事件出发——被领导责骂、健身器械不会用、便利店偶遇一个身影——通过自由联想连接回童年的核心创伤，再回到当下，完成一次‘情绪考古’的闭环。这种结构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呈现创伤的真实运作方式：它不是按时间发生的，是按情绪触发的。
文｜李军
车比我重要
当两辆车相撞了以后，有的司机能够主动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让无责方的暴脾气也没有了发泄的理由；有的司机则是互相说对方的不是，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有的司机，明明是自己的责任，但就是打死也不承认是自己的错；有的司机虽然承认是自己的错，但一定也要让对方承担个次要责任…
中队长让警龄比我长的辅警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带上我，让我增长一下业务能力，我也想尽快熟悉一下工作环境。让我担忧的是现场不那么友好的氛围，更多的情况是双方情绪激动地在吵架，完全听不进去警察在说什么，这个时候我感到的是处理不了的无力，如果为了控制现场声音比他们还大，很容易把他们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这让本就害怕冲突的我更是举步维艰，每一起交通事故的吵架现场对我来讲都是布满荆棘的挑战之路。
记得有一次，带班队长看见一个出租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行驶的违法行为，让我过去把他的驾驶本收过来，心里忐忑的我强装镇定地走上前去，出租车司机看见穿着制服的我向他走来摇下玻璃窗，一个身材较胖的光头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说，“把驾驶证拿出来”，他知道只要拿出驾驶证面临的又将是一次罚款，马上放低姿态，用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对我说好话，“我错了，给我一次机会，下回我绝对不再这样了…”我说，“驾驶本拿出来”，他依旧态度很好地向我承认错误，我的眼睛不敢看他了，似乎没有了坚定的理由，眼神躲闪着冲下看，内心也产生了动摇，看了一眼带班队长，他也在看着我，我用更加强硬的语气再一次说，“把驾驶本拿出来！”但是我的眼睛依然是朝下看的，司机立马转变了一副嘴脸，用训斥的口气，冲我嚷到，“不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此时我的眼睛终于胆怯地抬起来看了司机一眼，又不受控制地低了下去，那司机一脚油门开走了。我觉得，这位司机看出了我是一个新手，那么的不自信，我的眼神出卖了我，所以，他才敢这样对我。
等我灰溜溜地走回去，带班队长早已看出了我的处境，满是无奈地问我，“驾驶本呢？”我说，“他不给我”，队长说，“他不给你，你可以扣留他的车辆呀！你也不叫我一声？”我无言以对。我把自己在处理事故的时候，没办法从正在争吵的双方口中得到确认信息的苦恼告诉了我的心理咨询老师：“一方对我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听着来气，在旁边言语攻击对方，刚说了一半的这一方与另一方又开始了争吵”，老师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去了现场以后，由你指定谁说话，你看着吵闹的一方说，'你先安静一下，我听完他说话再听你说'，再去听另一方怎么说。”
这个方法的确很好用，它让我觉得我是现场的主导。在手机上看到一些有经验的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面对双方都指责对方错误的情况时，这位交警说，“我只说你们各自的错误，我来这里是来解决你们矛盾的，如果我像你们一样找对方的错误，那是火上浇油。”这样的话语也让我记录下来，给了我在现场时说话的方向。
今天晚高峰的时候，中队长指定的辅警带着我去处理一起事故，一辆宝马车为了礼让行人，踩了急刹车，第二辆车刹住了，但是第三辆车没有刹住，撞上了第二辆车尾部，第二辆车又因为惯性撞上了第一辆宝马车的尾部，当我们到达现场后，只有后两辆车在事故现场，第一辆车已经去接孩子去了，说是一会儿就回来，现场只留下司机的老公，我问他们拍了现场照片没有？他们都说，“没有拍”，我带着恐惧第一次做出一副强硬的样子，质问第一辆车女司机的老公，“为什么不先处理完事故再去接孩子？”本想着他也会强硬地回怼我，但是他却心平气和地说，“这个车就算撞成个稀烂模样，也就是个车而已！肯定是孩子重要啊！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放学后找不见家长，那怎么行！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学校就在前边，我爱人马上就回来了。”
我不住地点头，转过身去小声地和辅警说，“中国的家长们真重视孩子！”辅警也小声说，“那是肯定的”。我没有了强硬的底气，反而感觉自卑了起来，觉得自己想要立刻从事故现场消失，不想再处理事故了。等第一辆车回来以后，司机下了车，一副不说话的样子，就是站在那里，我说，“为什么急刹车？”她的眼神不看我，说，”前面有人过马路”。我开始给他们下事故责任认定书，但就是觉得那女的看不起我，我怎么会问出这么不专业的话，感觉我身旁的辅警也在看我笑话，内心有一股等待被激起的情绪在尽力隐藏。我想，也许这股情绪从女司机的老公说了车不如孩子重要的言论之时就已经被启动了。
这让我想起了大约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事件。小学时候的我家，分为外屋和里屋，外屋是客厅，里屋是卧室，我的小床和家长的大床之间隔了仅有一米半的距离，中间有一个帘子。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不在家，我想和妈妈一起睡大床，虽然妈妈嘴上满是唠叨和拒绝，但是我仍然会死皮赖脸地爬到大床上和妈妈一起睡，在黑暗中，能够枕着妈妈的胳膊睡觉，是一件好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事，但是，也许妈妈不这样认为，每当我因为幸福感而在床上反复翻身的时候，得到的总是来自妈妈不耐烦的训斥，“不要乱动”，听到这样的话，我果然真的不敢乱动了，就这样小心翼翼的直到睡着。
一天晚上，在小床上已经睡着的我，似乎听见爸爸妈妈在为一件事发生了严厉的小声争执，紧接着，妈妈生气地从大床上下来，来到了我的小床上和我一起睡觉，躺在大床上的爸爸一动不动，但我是十分开心的。第二天早上，妈妈在厨房里拿着暖壶往我的饮料瓶里灌水，灌好后的饮料瓶稍稍有些变形，缩小了一点，爸爸在院子里拿着大扫把在扫地，穿好校服的我该干些什么好呢？想着爸爸或者妈妈一会儿要骑着小摩托车送我去上学，那么我就帮他们把小摩托从外屋推到院子里吧！这个小摩托我也经常骑，它载着爸爸和我的时候，经常连坡也上不去，但是当它只载着我的时候，无论怎样的坡度，都如履平地。
当我把它推到院子里后，支好支腿，返回家里，没有两分钟，只听见院子外面的爸爸在疯狂咒骂，“你妈了个逼的，滚出来看看你做的好事…”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在骂我，当我怀着想看看怎么回事的心走出门外后，看着院子里倒在地上的摩托车，才惊觉他是在骂我，我顶着他不断的辱骂声赶忙过去把摩托车扶起来，发现倒下去的那一侧的刹车被磕断了三分之一，再一次熟练地支好支腿，“一天啥也干不了，就知道添乱，这摩托是你能骑的？…”在他不断的谩骂声中狼狈地低着头往屋子里走。回到房间的我，仍然能听到他的骂声，这种感觉就像是当着满院子邻居的面骂我一样，我质疑自己，“我明明把支腿支好了呀！难道我没有支好？”妈妈不耐烦地大声质问，“又怎么了？”爸爸好像等的就是妈妈的反应似的，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大声吼道，“你出来看看他干了点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骑过那辆摩托车，每一次看到那断掉三分之一的刹车，像是我心中永远无法闭合的伤口一样，也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那辆小摩托车为什么会摔倒，但是这种因为被当众辱骂而羞愧难当的感觉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象征着我和车比起来，车比我重要。
如果我是这位宝马车的车主，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接孩子，而是先心疼这辆车，即使处理完了，对方也已经赔付给我钱了，我的内心似乎仍然在心疼这辆车，就像是后车撞的不是我的车，而是我的心。
父亲是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
今天，郭文杰配合我执勤，遇到一个没戴头盔驾驶摩托车的男士，载着他的女朋友去菜市场买菜回家。我把他们俩拦下来，说，“头盔为什么不戴？驾驶本拿出来看一下！”他诧异地说，“骑这个还需要驾驶本？”我问，“你没有驾驶本？C本有没有？”他说，“正在学”。我说，“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驾驶它需要E本或者D本，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无证驾驶可能面临拘留？”他低着头不说话。考虑到他连骑摩托车需要驾驶证都不知道，可见他不是明知故犯的老手，而是一个连基本交规都没有摸清楚的新手，看见他放在踏板上塑料袋里的菜，我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郭文杰看我僵持良久，觉得一定是我遇到了难题，所以走过来了。他对我而言好像是监督一样的存在，当他离我越来越近，他的眼神就像一把尖刀向我逐渐逼近，如果对这个人心软的话，郭文杰会认为我非常不专业，对我的表现会非常不满意，所以，带着极度在意郭文杰对我看法的恐惧，我一板一眼地给这位当事人开罚单，如机器人般按照程序一样一样地告知他。签完字后，他问我，“我今天下午能不能去处理？”我说，“可以”，他问我，“罚多少钱？”鉴于他连骑摩托车需要驾驶证都不知道，所以我决定给他加深一下印象，我问，“无证驾驶汽车罚多少钱？猜一下”，他说，“五百？”我说，“低了”，他说，“两千？”我说，“高了，一千。无证驾驶摩托车罚多少钱？猜一下。”他说，“五百？”我说，“高了，三百！加上头盔，总共三百五。”
当事人走后，我急着赶在上午下班前把这张罚单交回大队，所以，我走到郭文杰身边对正在打电话的他说，“走”，然后就急忙往警车那里走，他回头对我说一句，“等我打完这个电话”，然后转过身去继续打电话，我又走到他身边说，“来，你坐在车上打，我来开车”，我准备往驾驶室走，这个时候他挂掉了电话，一边气冲冲地走向了驾驶室，一边不满意地抱怨着，“我爸给我打个电话，催什么催！”我感到了一种瞬间的羞耻感，像是在责备我，“你不和你爸说话，我也不能和我爸说话？你太霸道了吧！”我急忙辩解：“我没有催你的意思啊！我是让你上车再打，我来开车。”
看样子他要开车，我就继续坐在了后排。上了车后，我说，“回单位”，他没有说话，我也不再理会，但是我发现他走了回待警点的路线，我不敢再告诉他一遍“回大队”，因为我有预感，如果我再说一句话，他将会因为我打断他与他爸爸的通话而对我不耐烦，所以，我一直忍着，我甚至想到回去后，我一个人骑摩托把罚单送回去。当走到最后一个回待警点和回大队的路线交叉口时，我再次提醒了他，他及时转了方向盘，走上了回大队的路线。期间，我和他说过一两句话，他似乎也没有那么生气。我想，假如我是一个与父亲关系良好的人，那么，他对我的抱怨我不会放在心上，那只是一次小打小闹，我根本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让他不满意了。
我想到了刚下基层中队时，中队没有待警的地方，其它人都在自己的车里待着，而我每天是骑着公共自行车上下班的，所以，只能在一幢楼房的一层大厅待着，有一个中队辅警在上厕所的时候，看见待在楼道里的我，问，“你没有汽车？”我尴尬地笑着说，“没有，我不会开车”，他又追问，“你没有驾驶本？”我说，“有了，但是从来没摸过车。”有一次，由于老中队长有事请假了，所以，来了一个临时带班的带班队长，一个快下班的中午，我拿起自己的书包准备去门口骑公共自行车，碰见了这位临时的带班队长，他摇下他的奔驰车窗，说，“走，我送你回家”，我硬装出来和他很熟，样子，想着他是单纯的关心我，没有嘲笑我的意思，说，“不用了，没事，我住的比较近，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笑着说，“走，上车，不用不好意思！”旁边一位民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看笑话似的，说，“你就让他送送你吧！”我没有理会，说，“不用了，我已经习惯骑自行车了”，他说，“今天天气倒是不冷”，我附和着说，“是了，天气暖和，阳光普照，骑一下自行车，促进一下钙的吸收，先走了！”他说，“慢走啊！”我骑着自行车从他车前面路过，那感觉羞耻极了，我的内心在不停的说着，“看呐！他在笑话你没有汽车”。
每次下班时，当别人对我说要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我都强忍着让自己不要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是在关心我。有一次查完酒驾，凌晨一点半，有一部分人已经开着车回家睡觉了，还有一部分人要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路口站岗，当我骑着自行车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看见前面站着自己中队的同事，旁边是他的宝马车，我心头一紧，立马转弯，生怕被同事发现，走另一条路回家。一个中午，单位要开会，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楼下，急急忙忙地准备上楼，不紧不慢地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同年龄的别的中队的副中队长，梳着被发胶定型的三七分发型，戴着墨镜，再加上立起来的领子，每上一层楼，辅警们见了他都友好地叫一声“哥”，他的脸上没有笑容，点头以作回应，一副派头十足的样子，而我却不声不响的跟在他的后面，提着书包满头大汗，觉得自己非常狼狈。开完会后大家下楼梯，开奔驰的带班队长问我，“又骑着自行车来的？”我强掩尴尬没有说话，只听走在前面的我的中队长抽着烟，冷冷地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到，“李光年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那天下楼后，我从单位步行回家。
我记得母亲张玉芬曾经对我说，“给你办转业手续的时候，为了要你爸单位开的工作证明，我回到咱们以前住的院子，那房子都拆了，你爸现在住在以前张倩家（小时候的玩伴）住的地方，我对他说跟他现在的女人好好过日子，不要总打人家。你大姑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开了一间小卖部，家里也买了车，她问我'你不给你儿子买个车？'我说，'我儿子是心疼我花钱了，他只要问我要车，我一定给他买'。”事实上，我一直没有问她要过车，即使在同事们都有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跟她提过这个事。
骑了一段时间自行车后，我买了一辆和中队辅警一个款式的摩托车，作为我的代步工具。记得刚骑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有的人说，“想买就买，真有钱”，中队带班队长说，“你买这个干啥？想骑的话，让他卖给你不就行了”，我依然能从这里面听出调侃我没有汽车的味道，但是，再也没有人对我说送我回家了。我曾经想，就算我也同样开一辆奔驰上下班，我仍然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担心别人虚假的吹捧后是对我经济拮据的嘲讽。那么，什么样的车我开着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假如我和李长桂的关系很好，哪怕是一辆四、五万的车，我也不会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父亲给孩子的，是在社交生活中一种清晰的自我定位感和安全感，敢于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在这方面是极其虚弱的，是飘忽不定的，这促使我不得不时刻围绕着别人的眼光或者嘴巴来行事以确认自己在人群中的定位。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就算开上了宾利，内在也无法逃脱对别人眼光和嘴巴的敏感。
（以上为样章，如果对本书稿感兴趣的出版机构可以联系：三明治keepintouchsmz@gmail.com）
关于作者
李军，十八岁参军，通过全军统考考入军校，服役十一年后转业，现为基层一线警务工作者。无任何心理学专业背景。写作不是为了成为作家，是为了理解“我为何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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