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傅临
傅临 | 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拉开了长达45年冷战对峙的序幕。冷战“标志着军事对抗转化为思想之战，而许多此类思想的支持者是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新西兰经济学家艾伦·博拉尔德在《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中以此开篇，将冷战的宏大叙事放置在独特的分析框架内：这不仅是超级大国在核武库与地缘势力范围上的对峙，更是一场高度智识化的“思想之战”。
《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
[新西兰]艾伦·博拉尔德 | 著
张极井 胡宇清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5月
在这场缠斗中，经济学范式不再是象牙塔里价值中立的数理推演，而是直接转化为国家动员、机制设计、地缘扩张以及制度合法性论证的无形武器，体现出在政治高压、学术建制与人性宿命之间的智识挣扎。
冷战前期的地缘经济演进，呈现出“左”与“右”、中央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本积累与劳动价值、宏观稳定与国家安全等等思潮和概念之间的多重二元对立。博拉尔德通过细致还原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奥斯卡·兰格、约翰·冯·诺依曼、路德维希·艾哈德、琼·罗宾逊、大来佐武郎以及劳尔·普雷维什等7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个人命运、理论流变和政策实践，揭示了经济学知识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
布雷顿森林会议：怀特、凯恩斯与大国共治的幻灭
冷战地缘经济秩序重塑的第一阶段，聚焦于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作为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和新政派核心官员，与英国经济巨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交锋，反映了从旧有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到新兴美国霸权的更迭。
凯恩斯和怀特在原则上具有共识，认为战后的世界经济应建立在合作竞争的基础上，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应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但是，凯恩斯主张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对称性调节机制的“国际主义”方案，试图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国际清算联盟，创造非国家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班科”（Bancor），通过自动透支机制使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承担国际收支调整的责任，以此维护国际贸易的长期平衡、保护濒临破产的英国财政。
怀特的方案则带有鲜明的排他性与美元霸权底色，急于清除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与殖民地关税壁垒。怀特提出建立一个以黄金—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并赋予美国对国际收支调整及紧急援助贷款的实质性否决权。凯恩斯凭借着“闪电般的速度发现反对意见中的任何矛盾”以及无可比拟的辩才试图占据智识高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终设计更多体现了怀特而不是凯恩斯的计划，这也反映了美英当时的实力对比。
怀特身上最具悲剧色彩的是难以调和的“双重忠诚”。作为罗斯福新政政府中坚定的对苏合作派，怀特相信战后和平的前提是美苏两个大国的友好共治。他高度同情苏联经济体制，并“坚信苏联应该在战后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基于这一认知，怀特利用其在财政部的敏感职位，长期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关于国际贷款谈判、盟国对华政策以及战后德国重建的原始机密文件。
他不仅主张给予苏联高达100亿美元的战后贷款，更在印制德国占领区马克时将货币印刷模板副本移交给苏联人，导致苏联无节制地印制了“至少为盟军货币发行量7倍”的马克，并最终由美英政府承兑，造成了数以亿计美元的直接财政损失。
当怀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接受理查德·尼克松等人的严厉质询，他脆弱的心脏终于无法承受重压。在他死后数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部长布劳内尔在演讲中依然将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缔造者定性为耻辱的叛国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就是苏联间谍。”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相伴，美国财政部因间谍渗透丑闻而将外交主导权彻底让渡给遏制政策的设计者——美国国务院。大国共治的幻灭，宣告了冷战初期多边官方合作机制的瓦解，苏联最终宣布拒绝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自此彻底在两大阵营间脱钩。
计划乌托邦：兰格的“试错法”与“混合经济”主张
冷战思想之战的第二个核心战场，是中央指令性计划与自由市场价格分配在运行效率上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共产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基础———国家所有制或公有制、劳动价值论和中央计划分配———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计算问题”。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则试图用现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理论正名。他在193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提出：即使在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也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模拟竞争性市场运行——中央计划委员会跟踪商品供给是过剩还是短缺，据此动态调整其核算的影子价格与产量，直至达到一般均衡状态。也就是说，通过数学模型设计出一种高效、民主、兼顾市场的计划乌托邦，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实现与资本主义等效的微观效率，更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垄断所带来的不完全竞争、失业和大萧条。
与此同时，兰格主张在自己祖国波兰应当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大企业和银行进行国有化，关键行业实现社会化，而小企业、农场、合作社和商店可以保持私有制；庞大的私营经济是必要的，以保持“唯有私人能动性才可以实现的那种灵活性、适应性和敏锐度”。
然而，当兰格放弃芝加哥大学正教授职位和刚刚归化的美国公民身份，满怀“与新波兰同甘共苦”的理想回到华沙时，却被送回美国并先后担任波兰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兰格所设想的混合社会主义模式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排斥价格核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苏联式指令经济。
在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波兰的气氛有所缓和。兰格重返华沙大学执教，并尝试将计算机技术、计量经济学和控制论引入社会主义的最优决策中，他出版了东欧第一本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以投入产出表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技术理论为基础，介绍关于经济周期和市场机制的技术分析工具。
他计划撰写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将西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行为原则纳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但他最终仅完成了一卷半，“因为他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很难跟上历史的脚步”。
零和博弈与冷酷理性：冯·诺依曼与康托洛维奇的数理交锋
随着美苏核军备竞赛的骤然升级，数学和定量分析技术被直接、彻底地工具化为大国军事对抗的战略参谋。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天才之一，美籍匈牙利裔数学家冯·诺依曼不仅深度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更通过创立博弈论，为分析核时代的战略对峙提供了理性的数学模型。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兰德公司任职期间，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他将美苏核对峙简化为一种零和、非合作、双人博弈模型，并提出著名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如果任何一个核大国发动攻击，都必定会遭到另一个核大国的报复，就能在零和对抗中达到脆弱的和平均衡状态。在美国独享核垄断的4年窗口期内，他曾极力向五角大楼和总统游说，主张对苏联发起预防性核打击：“如果我们要冒战争的危险，最好在我们有原子弹的时候冒险，因为他们还没有。”
与此同时，在铁幕的另一侧，苏联数学家列昂尼德·康托洛维奇就像是“苏联版的冯·诺依曼，在研究原子弹、最优化模型和计算机架构方面领导着与美国相竞争的工作”。
康托洛维奇于1939年独立开发了线性规划方法，用以在给定资源约束下求解生产和物流配置的最优解。在二战期间，他运用这一数学工具成功解决了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后勤运输的计算难题，并在战后受命加入代号为“巨人”（ENORMOZ）的苏联原子弹项目，负责原子反应堆的计算。然而，当康托洛维奇试图将线性规划技术推广到整个苏联计划经济体以提高宏观效率时，却遭到了正统理论家们的强烈指责，因为他从线性规划推导出来、被重新包装为“最有利估值”的最优化价格，并不符合劳动价值理论。
冷战前期的数理交锋表明，无论是哪个阵营，最优控制与效率计算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属性。然而，不同的学术环境，为冯·诺依曼提供了将博弈论彻底转化为战略政策的顺畅通道，却窒碍了康托洛维奇线性最优化理论的实践。
南北对立和中心-外围死局：普雷维什与罗斯托的论战
随着冷战在欧洲与东亚的边界逐步固化，1960年代的思想主战场转移到了广袤的第三世界。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与美国地缘战略家、经济史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论战，将冷战的智识博弈推向了“南北对立”的新高度。
作为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灵魂人物，普雷维什根据拉丁美洲半个世纪的初级大宗商品出口经验，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针锋相对，指出全球贸易体系中存在着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趋势：由于初级大宗商品的供给弹性极高、核心工业国对其需求弹性极低，技术进步的红利完全流向了处于技术和资本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而处于初级产品出口地位的“外围”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持续的劣势与失血。
由此，普雷维什构建了影响力深远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外围国家如果接受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分工，不仅无法实现自发性经济增长，反而会永久陷入对中心国家的金融、技术与产业依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实施政府干预，通过保护性关税、财政补贴以及关键产业国有化，强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
这一激进的理论创新，遭到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的猛烈反击。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线性起飞模型，试图向第三世界证明：任何国家只要能够通过维护私有产权、维护充分就业和保证稳定的政治秩序，并在大宗工业和农业中将储蓄和投资率提高至关键门槛，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自发“起飞”，并最终步入高额消费阶段。
普雷维什与罗斯托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论战异常激烈。罗斯托把自己的线性模型包装为对抗革命诱惑的学术武器，将普雷维什等人视为拒绝接受市场常识的顽固分子；普雷维什则认为罗斯托带着居高临下的帝国主义说教态度，抱持着产权制度完善、完全就业等过度简化的假设，把美式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强加给深陷结构性不平等的拉美国家。
罗斯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表现出极其鹰派的军事立场，极力推动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升级。但伴随着美国从越南的撤军、普雷维什依附理论在拉美的大范围运用，美国试图利用简单的美式资本主义线性模型来规训和吸纳第三世界的地缘战略，在学术实践上遭遇了挫败和破产。
圣地亚哥之战：从阿连德的乌托邦到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
冷战前半期汹涌的学术思潮、地缘博弈与智识狂热，将计划与市场、控制论与自由放任、大国干预与人性悲剧的冷战博弈推向了顶点。思想冷战烽烟四起，“关于经济、市场和计划的各种观念激烈碰撞，却找不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最终在1970年代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迎来了惨烈血腥的对决。
1970年，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总统，开始了拉美历史上首个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验。面对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寡头垄断、外资控制以及美国发起的经济封锁，阿连德政府宣布将包括铜矿、银行在内的500家核心大型企业收归国有。
然而，如何在一个缺乏熟练管理人员和面临外部制裁的落后经济体中，有效协调这些国有企业的生产与分配？阿连德将目光投向了方兴未艾的控制论与计算科学——这正是奥斯卡·兰格梦寐以求、冯·诺依曼与康托洛维奇奠定数理基础的领域。
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年代，阿连德聘请英国管理科学家斯塔福德·比尔，在圣地亚哥设计并建造了一套计算机实时管理系统，代号为“Cybersyn”（“赛博协同”）。比尔巧妙地利用在一家国有企业发现的500台电传机作为终端，将主要企业和政府部门都连接到中央政府的大型计算机主机上。500家国有工厂的每日生产数据、原材料短缺及过剩指标，实时传输到控制大厅，控制大厅里放置着未来主义风格的玻璃纤维扶手椅、控制按钮和显示各指标的荧幕，算法程序对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并向各工厂反馈协调指令。
这是奥斯卡·兰格“试错法”与康托洛维奇最优化规划在国家宏观层面上第一次真正的实时数字技术化落地。在1972年美国暗中资助智利反对派和卡车司机发起的大罢工中，阿连德政府正是通过Cybersyn系统的实时调度，有效地发现关键物资短缺和统筹调配补给，每天生成生产、运输和瓶颈情况的图表，“而此前这些信息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才能发布”。
一个基于控制论、摒弃了官僚僵化和市场剥削的社会主义数理计划乌托邦，似乎在圣地亚哥指日可待。然而，1973年9月11日，在尼克松政府的明确支持与暗中资助下，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总统府莫内达宫遭到军机轰炸，阿连德在抵抗中殉国，Cybersyn系统的控制大厅随即被攻占。皮诺切特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戳坏了所有显示器屏幕。
皮诺切特建立了极右翼的军政府，并彻底清洗了智利的学术与行政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年轻智利学者。这些学者曾接受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宗师的系统训练，如今得以进入智利内阁、执掌经济命脉。
“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实施了最激进、最纯粹的自由市场价格试验：全面取消价格管制、工业和土地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打击工会、向外资完全敞开国门。弗里德曼甚至亲自访问圣地亚哥，为皮诺切特军政府站台，并为自己辩护：“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向智利政府提供技术性经济咨询是有罪的，这就像我不认为一个医生向智利政府提供技术性医疗咨询以帮助其战胜一场传染病流行是有罪的一样。”
圣地亚哥的刺刀与鲜血，不仅宣告了拉美民主社会主义计算实验的终结，更标志着冷战后期全球地缘经济思想战场的重大转折：凯恩斯主义、发展主义和依附理论在军事暴力的保驾护航下退潮；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开启了重塑全球化下半场规则的霸权之旅。
智识、权力与地缘遗产
“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展示了几代经济学家用理论、推演与机制设计去改变世界、规划未来的尝试。但学者们终究无法将复杂的意识形态与人性完全放入模型之中，留下的只是被地缘政治裹挟、在权力边缘试探、在信仰深渊中挣扎的血肉余温。
经济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和脱离权力的孤立存在。从华盛顿财政部的办公室到克里姆林宫的档案库，从普林斯顿的计算实验室到圣地亚哥的莫内达总统官邸，理论始终是国家机器动员、地缘势力博弈与制度合法性论证的核心武器。
无论是怀特通过设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巩固美元霸权，冯·诺依曼将人类核毁灭列为博弈论推演的结果之一，还是罗斯托将起飞模型包装为对抗赤色洪流的“非共产党宣言”，智识在冷战中都被最直接、最无情地军事化和政治化，“双方都意识到，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与竞争性政治和国际对抗联系在一起”。
决定冷战思想博弈最终胜负的，并非理论与公式的精妙程度，而是制度效率。奥斯卡·兰格的试错法在数理上无懈可击，Cybersyn也充满了未来主义的科技美学，但它们最终都化作历史尘埃。资本主义阵营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弹性和自我修正能力，但同样需要面对发展不均衡、社会不平等和军工复合体对宏观要素配置的严重扭曲。
地缘政治的暗流不曾远去，大国博弈的棋局或许在寻找下一场均衡。博拉尔德以史为鉴，给身处动荡世界中的我们留下了启示：超越二元对立的思想桎梏、摒弃将知识政治工具化的狂热，在科学理性、公平秩序、市场效率与人类基本福祉之间寻求一条包容、和平的道路，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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