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亲密关系中，不是偶尔对伴侣感到失望，而是持续地将伴侣体验为一个特定类型的坏客体——自私的、残忍的、拒绝给予的。伴侣的疏忽被解读为蓄意的冷漠，伴侣的疲惫被看作对自己需要的系统性无视，伴侣的任何拒绝都被放大为一种针对自己的残忍。

这种体验与我们在第四十讲讨论的反力比多关系有所不同。反力比多关系中，一方对伴侣的攻击和冷漠是主动施加的——是自己在拒绝、自己在蔑视。而在这里，主体感到自己是被伤害的一方。他反复地、痛苦地体验到伴侣在拒绝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关注、理解、温暖、回应。他不是在攻击伴侣，而是在控诉伴侣。

这种控诉可能有现实的基础——也许伴侣确实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自私和冷漠。但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是感受的强度和频率往往超出了伴侣实际行为所能解释的范围。伴侣的一次普通的疏忽，被他体验为残忍的拒绝。伴侣暂时的无法回应，被他当作对方根本不关心自己的确凿证据。

当这种体验成为一个人在关系中的持续底色时，我们就需要探讨一个更深层的可能性：他正在将伴侣体验为早期历史中那个自私、残忍且拒绝给予的客体。他此刻的愤怒和绝望，不完全是对当下伴侣的，而是叠加了那个从未被充分处理和哀悼的早期创伤的全部重量。

在早期关系中种下的体验

这种将客体体验为冷酷拒绝的模式，往往可以追溯到两种不同但可能同时存在的早期经验路径。

一条路径是，早期关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客体。

有些人曾在童年时期面对一个确实自私、残忍且拒绝给予的照顾者。那个照顾者可能将孩子的需要视为负担，将孩子的脆弱视为麻烦，在孩子伸出手时转过脸去，甚至以孩子的痛苦为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内化了一个真实的、反复被证明不可靠的、拒绝给予的客体表征。

成年后进入亲密关系，当伴侣出现任何与那个原初客体相似的信号——哪怕只是一丝疲惫、一次延迟回应、一个不经意的冷淡表情——整个旧有的客体表征就被激活了。他不是在反应此刻伴侣的行为，他是在反应那个从未被充分处理和哀悼的创伤历史。伴侣在这一刻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那个拒绝给予的客体的当代替身。

另一条路径更为隐蔽：早期关系中未必有一个客观上拒绝的照顾者，但孩子自己因为某些原因，将正常的挫折体验放大为拒绝。

每个孩子都会在成长中遭遇必要的挫折。母亲不可能永远即时响应，有时需要等待。父亲不可能永远无限包容，有时需要说“不”。在健康的发展中，这些挫折被逐渐内化为对现实的接受——世界不是围绕我转的，他人有他人的需要和限制。

但如果这个内化过程受阻，孩子可能保留着一种婴儿期的原始期待：我需要时，你必须在；我渴望时，你必须给。当这种期待被带入成年亲密关系，伴侣任何合理的限制——因为累而无法陪伴，因为工作而延迟回应，因为自身需要而说“不”——都被体验为“拒绝给予”。不是伴侣做了什么残忍的事，而是伴侣没有满足那种原始的、无条件的、即刻给予的期待。

这条路径中的愤怒和控诉，底层掩藏着一种未被意识到的贪婪与索取。但贪婪太难以被承认了——承认自己要求太多，比相信对方给予太少，要更难以面对。于是心灵采取了一种迂回的防御：不是我的期待有问题，是你太自私。不是我需要调整，是你太残忍。将问题完全定位于外部客体，保护了自己免于面对那个贪婪的、需要被约束的内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