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公布了本届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四位获奖者中，两位来自中国——王虹、邓煜。这是中国本土首次诞生菲尔兹奖得主。也是中国首次同届有两位数学家获奖。王虹更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中国学者同届双双获奖，这不仅成为本届菲尔兹奖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也让中国数学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菲尔兹奖创立于1936年，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于每四年评选一次，且获奖者必须在40岁以下，90年来，全世界获奖者仅有不到七十位。它不仅代表一位青年数学家的学术高度，也常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基础数学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标志。
过去，华人数学家曾多次站上菲尔兹奖领奖台。1982年的丘成桐、2006年的陶哲轩，都为华人数学赢得了世界声誉。
而这一次，历史再次向前翻了一页。
王虹和邓煜成为首批由中国本土培养、最终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这不仅是两位年轻数学家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基础数学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第一次结出了菲尔兹奖这一最高荣誉的成果。
今天，我们沿着三个问题，王虹和邓煜为什么能够获得菲尔兹奖？为什么他们会同时出现？以及中国等了90年，为什么在2026年获得历史新突破？讲一讲两位数学家获奖背后没人说的事情。
啃下困扰世界百年的冷门硬骨头
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王虹和邓煜到底解决了数学界什么问题？
菲尔兹奖评选有一个特点，它奖励的不是一项应用技术，也不是一项可以立刻改变世界的发明，而是在数学最前沿取得原创性突破的年轻数学家。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王虹和邓煜的研究方向都十分陌生。一个研究调和分析，一个研究数学物理。即便是数学专业学生，也未必能完整理解他们论文中的证明过程。
但如果只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解决的其实都是数学中悬而未决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础问题。
王虹获奖，源于她与数学家Joshua Zahl（约书亚·扎尔）共同证明了三维挂谷（Kakeya）猜想。邓煜获奖，则源于他在数学物理领域的一系列突破，为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相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来看王虹。
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一根长度固定的线段要在平面或空间中旋转360度，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它最少需要占据多大的空间？
听起来像是一道几何题，但随着研究深入，数学家发现，这个问题与傅里叶分析、偏微分方程、波传播等现代数学核心领域密切相关。过去一个多世纪，这一问题不断被推进，但三维情形始终没有得到完整证明。
王虹与Joshua Zahl最终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被认为是近年来调和分析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这意味着在波传播、信号处理、CT成像、无线通信、天文观测等众多领域，王虹的证明会进一步打通了这一理论体系，也意味着未来数学家在进一步研究时，拥有了一块更加坚实的“地基”。
再来看邓煜。他研究的方向是数学物理。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玻尔兹曼提出了著名的玻尔兹曼方程，希望用数学描述海量粒子的运动规律，并解释温度、压强、流体等宏观物理现象如何从微观粒子运动中产生。
1900年，数学家希尔伯特又提出著名的第六问题，希望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建立物理学基础。其中一个核心方向，就是从微观粒子运动严格推导出宏观流体规律。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数学物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邓煜在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其中包括从微观粒子系统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并推动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相关研究，因此获得本届菲尔兹奖。
一个来自调和分析，一个来自数学物理；一个证明了困扰数学界百余年的几何猜想，一个推动了数学物理领域最重要的基础问题研究。虽然研究方向完全不同，但两人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世界级的原创突破。
相比较同时获奖，两人相似的求学经历，以及同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同学，也为人津津乐道。这也就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两个人为什么同时出现？
本土培养范式的跨代接力
很多人把这次菲尔兹奖看成是两位数学家的个人成功。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这更像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接力。
王虹和邓煜成长轨迹不同，研究方向也完全不同，但两人的经历却有几个惊人的共同点。
首先，他们都完成了完整的中国本科教育。王虹出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父母都是中学教师，5岁便跳级入学，高中就读于广西桂林中学，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邓煜出生于深圳，小学就读于蛇口育才第一小学，初高中均在深圳高级中学完成，期间接受系统数学竞赛训练，2007年凭借IMO金牌保送北京大学。两人都在国内完成了数学基础训练后，才前往海外继续深造。
别小看这一点。过去几十年，也有华人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但他们大多在很早阶段就已经离开中国本土接受培养。而王虹、邓煜则是在中国完成了最关键的本科阶段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外界普遍将他们视为“中国本土培养数学家的首次历史性突破。”
随后，两人都进入了世界最顶尖的数学研究机构继续深造。本科毕业后，两人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分别进入全球最顶尖的数学研究中心。王虹本科毕业后赴法国深造，先后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萨克雷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此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UCLA、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开展研究，并于2025年加入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邓煜则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开展研究，并成长为国际数学物理领域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学者之一。
换句话说，中国培养了他们的基础，而世界最前沿的数学共同体，则给了他们挑战世界难题的平台。
数学不像一些依赖大型实验设备的学科，某种意义上，它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但真正推动数学发展的，是全球最活跃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年轻数学家来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世界数学中心，不仅意味着更好的研究条件，更意味着能够第一时间接触最前沿的问题、最优秀的合作者和最激烈的学术碰撞。这是中国学者融入世界数学系统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他们研究的都不是热门方向，而是最基础、最困难的问题。无论是王虹研究的调和分析，还是邓煜研究的偏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都属于基础数学最核心、也最“慢”的领域。这些研究几乎没有立竿见影的产业回报，一篇论文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完成，一个猜想可能需要几代数学家共同推进。
菲尔兹奖奖励的，也正是这种长期积累后的原创突破。而此次获奖背后，其实也折射出中国基础数学科研生态的一种变化：越来越多资源开始投向那些没有短期回报、却决定未来学科高度的基础问题。对于年轻数学家而言，真正值得奖励的，不再只是论文数量和热点方向，也是能否在最困难的问题上坚持十几年。
所以，如果把这次获奖仅仅理解为两位年轻数学家的成功，其实有些低估了它的意义。他们当然拥有世界顶尖的天赋，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成长于中国基础数学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也赶上了中国数学全面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好时代。
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数学等了90年，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首批本土培养的菲尔兹奖得主？
基础科学开启“中国时刻”
时间往回倒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数学虽然诞生过华罗庚、吴文俊、陈省身等世界级数学家，但由于历史原因，与国际数学界长期缺乏持续交流，年轻学者很难进入世界最前沿的问题体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及时参与国际同行的讨论、验证与发展，更难形成持续的人才梯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数学开始重新接轨世界。
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数学联盟的合法席位；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数学成为最早获得长期稳定支持的基础学科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加强基础数学建设，一批国家数学中心、国际合作平台相继成立，中国培养青年数学家的能力开始发生变化。
但真正重要的变化，并不是多了几栋楼、几个研究中心。而是中国数学真正融入了世界数学共同体。
越来越多年轻人先在国内完成扎实的本科训练，再到普林斯顿、MIT、巴黎高师等世界顶尖数学机构读博、做博士后，直接参与国际最前沿问题的研究，并通过合作、交流或回国工作等方式，促进国内数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越来越多国际数学家来到中国交流合作，高水平国际会议、联合培养项目也越来越普遍。
这些变化，改变了数学的整个培养方式。过去，我们更多是跟着世界前沿走；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年轻数学家和全球最优秀的同行一起讨论问题、一起竞争、一起做原创研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中国自己的课题，而是整个数学界公认最难、最重要的问题。
这样的氛围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一批华人青年数学家开始持续活跃在国际数学舞台，张伟长期从事数论、自动形式与算术几何研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恽之玮在几何与表示论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朱歆文在几何朗兰兹纲领研究中崭露头角，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丁剑则凭借随机过程与概率论研究，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本科阶段大多在中国高校接受培养，随后进入世界顶尖数学中心深造，并逐渐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国际领军学者。
张伟
恽之玮
朱歆文
丁剑
从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邀请报告，到国际重要数学奖项，再到欧美顶尖高校终身教职，这些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数学界最重要的名单中。王虹和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并不是一代人的起点，而更像是这一轮青年数学家集体成长的一次集中体现。
当然这种趋势不只是在数学领域，而是在物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基础研究领域集中涌现，中国开始持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物理领域，薛其坤团队在拓扑量子态、高温超导等方向不断实现原创突破，潘建伟团队持续推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天文学领域，郭守敬望远镜和“中国天眼”不断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人工智能领域，以DeepSeek、Qwen 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推动基础模型和算法创新，中国团队正逐渐成为全球开源AI生态的重要力量，当下的AI和具身智能，华人科学家群体已成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今天的两个菲尔兹奖，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点。它未必意味着终点，而更像是一个信号：过去中国几十年积累的人才、平台和国际合作，正在不同学科陆续结出原创成果。我们不再是跟随者，而是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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