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 何雨辰：中国家庭转型与学者自我成长|中国家庭|人口学|何雨辰|学术|社会学|论文

访谈：刘禹宏

责编：崔思瞻

编者按：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发展、教育扩张、婚育成本上升以及个体主义观念的扩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深刻转变。年轻人更晚进入婚姻，更谨慎地面对生育，同居、婚前性行为和婚前怀孕等现象也逐渐增多。中国家庭的转型并不是一条简单复制西方经验的线性道路。一方面，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描述的晚婚、低生育以及家庭形成路径多样化等趋势正在显现；另一方面，婚姻仍然是组织生育、代际责任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所。在中国，亲密关系的“前端”正在松动，但生育和养育的“后端”仍然很大程度上被婚姻、子女中心主义和代际支持网络吸纳。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与连续、松动与再嵌入之间，中国家庭呈现出更复杂、也更具本土特色的转型图景。

本期访谈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何雨辰博士。她长期关注中国的婚姻与家庭。结合她的研究，我们聊到了：什么是母职惩罚，为什么中国女性“回到工作”并不等于摆脱惩罚？当生育意愿会随着生命历程不断调整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年轻人不想生”？当同居和婚前怀孕增多，它们意味着个体选择变多，还是新的分层风险正在形成？当中国经验进入国际学术讨论时，研究者又该如何立足于中国家庭发展现状，对普遍理论进行回应与发展？

这场访谈也不只是关于家庭研究，也关乎青年学者自身的成长。何雨辰用四年完成直博训练，并拥有海外访学经历。我们谈到提前毕业与时间规划，也谈到拒稿时的自我怀疑；谈到方法学习，也谈到研究问题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生长出来。对于正在摸索学术方向的年轻学者来说，学术之路并不像火车一样行驶在铺好的轨道上；它更像是在一片不断展开的地图中探索：有时是宽阔平坦的大路，有时是泥泞难行的小径，有时还会遇到错乱纷杂的岔口。路径并不总是清晰，速度也未必始终重要，关键的是在不断试探、停顿和转向中，找到那些值得长期追问的问题。

何雨辰

何雨辰，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即将加入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项目（Peking–Princeton Postdoctoral Program）。她主要从事家庭人口学与社会分层研究，关注中国的家庭转型和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学术月刊》《人口学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一、研究方向：中国的婚姻与家庭

专访部：您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别、家庭与社会分层。您会如何概括自己的研究主线和学术历程？

何雨辰：我的研究主线主要是家庭社会学，主要关注婚姻与生育、中国家庭变迁的国际比较与社会态度变化。我本科阶段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人口学，开始跟杨凡老师接触到生育相关的研究。博士阶段进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进行社会学的训练，在於嘉老师和谢宇老师的指导下，我更多从生命历程、性别和社会分层的视角理解家庭观念与行为。

专访部：您曾关注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对于不熟悉这一概念的读者来说，您会如何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解释什么是母职惩罚？中国语境下的母职惩罚与西方社会中的母职惩罚相比，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何雨辰：“母职惩罚”这个词本身是从英文概念 motherhood penalty 翻译过来的，它是一个分析性概念，是指女性成为母亲后，在工资、就业、晋升和职业发展等方面所遭受的劣势。

本科期间，我在杨凡老师指导下，主要从人口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进入博士阶段后，在於嘉老师的启发下，我把分析从就业和工作时间扩展到家庭关系、居住安排和时间分配，由此发现母职惩罚可能从显性的劳动市场退出，转化为更隐蔽、更持久的时间压力。

欧美国家内部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少研究发现，生育可能导致女性较长时间退出就业，或持续减少工作时间。相比之下，中国女性生育后的劳动参与恢复往往较快。我们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中国女性在孩子三岁以后，就业参与和工作时间会逐渐恢复到接近生育前的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母职惩罚就消失了。相反，如果从时间利用的角度看，母亲面临的损失可能更加隐蔽，也更持久。家务时间并没有明显减少，睡眠休息时间也会持续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许多中国女性在恢复有偿工作的同时，仍然承担大量育儿和家务责任，工作与照料责任的叠加反而可能加剧她们的“时间贫困”。

专访部：婚育不仅是人口事件，也会深刻影响个体的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甚至还会反过来塑造个体的观念和偏好。您的研究发现，婚姻和为人父母的经历会改变人们的理想子女数。您为什么会选择从生命历程事件塑造偏好的角度来研究生育意愿？这种变化更多是一种“适应”，还是一种更深层的价值观转变？

何雨辰：这项研究最初来自谢宇老师提出的一个思路，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不同生命历程中的观念变动。理想子女数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家庭理想或社会规范，但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给出的答案可能并不一样。CFPS能够持续追踪同一批受访者，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同一个人在结婚前后、生育前后的回答变化，而不是只比较不同年龄或婚姻状态的人。研究发现，结婚和生育经历与理想子女数的提高或维持有关。

我更倾向于把这一结果理解为生命历程中的适应。进入婚姻并成为父母的人，更容易维持早期对理想家庭规模的期待；而长期未婚或未育的人，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根据现实可行性逐渐下调理想子女数。也就是说，生命历程事件不仅改变人的现实处境，也会改变人们回答“什么是理想”的参照点。

专访部：您的研究提示我们，生育意愿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会随着人生阶段不断调整。那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很多关于“年轻人不想生”的讨论，会不会过于静态地理解了生育意愿？

何雨辰：“年轻人都不想生”这个说法，可能是一种队列变迁视角下的感受。在於嘉老师指导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从队列变动的趋势来看，“理想子女数为零”的比例确实有所上升。在CFPS的样本中，从1980年及以前出生队列的1%上升到了2000年之后出生队列的5%左右。理想子女数为零比例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新兴趋势。

但是关于想不想生的问题也需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随着进入婚姻并成为父母，有些人的理想子女数可能提高，或至少维持在原先的水平。另一些人可能虽然年轻时也想生育，但如果后来一直没有进入婚姻，也可能逐渐下调理想子女数，甚至从原来想生转变为不想生。

专访部：您长期关注中国的婚姻与家庭，博士论文也关注中国家庭形成事件的时点和顺序变迁。您认为，中国家庭形成顺序和轨迹有哪些特点，出现了哪些变迁？

何雨辰：在家庭形成的变迁中，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趋势是初婚和初育时间的推迟。我的博士论文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考察了同居、结婚、怀孕和生育等事件的顺序会如何变化。

传统的家庭形成方式是“先结婚、后怀孕、再生育”，但是当前中国家庭形成的轨迹已经由这种标准路径转变为多种轨迹并存。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队列中，约有两成经历了“先同居、后结婚”的家庭形成路径。“奉子成婚”型，也就是先怀孕再结婚的轨迹也已经超过四成。

这种新兴家庭轨迹整体特征可以被概括为通向婚姻和生育的路径变得更加多样，这些新兴的轨迹多数都会被婚姻制度吸纳。比如在和初婚伴侣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人中，九成以上的同居持续时间都不超过两年。这说明同居目前更多是结婚前的过渡阶段，还没有像一些欧洲社会中那样，成为一种已经制度化的、能够长期替代婚姻的家庭形式。另一个特征是虽然婚前怀孕上升得很快，但是生育后保持非婚生育的这种家庭形成轨迹的比例仍然较低，在80后群体中也只有5%左右，这部分群体也有不少人会在孩子出生后三五年内结婚，让孩子成长在婚姻制度之内。

专访部：您的研究还涉及代际责任和养老安排。您如何理解婚育、育儿和养老这些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何雨辰：这些议题都是家庭社会学的经典和热门议题。它们之间其实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配照料责任、时间和资源。

家庭不是由彼此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生命（Linked lives）”，一个成员的选择和处境往往会影响其他成员。尤其是中国社会和其他欧美社会相比，多代同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资源交换和照料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境特征。

比如我在研究母职惩罚的过程中，就离不开需要考虑隔代照料的作用。在於嘉老师的启发下，我进一步把居住安排作为影响女性生育后时间安排的重要因素。前面提到，中国女性生育后往往能够较快恢复工作时间，但这种恢复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一样。有长辈帮助照料孩子的女性，通常比主要依靠夫妻二人在核心家庭内部承担育儿责任的女性更容易恢复工作投入。

这种代际影响也是双向的。我从本科阶段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凡老师指导下研究了老年人的退休预期，考察子女是否成家立业如何影响父母对退休时间的安排。

专访部：您的研究中既使用了传统调查数据，也涉及百度指数、微博数据等多源数据。相比传统调查数据，社交媒体数据和搜索数据为社会态度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何雨辰：社交媒体数据和搜索指数数据在我自己的研究里主要发挥描述性作用。与调查数据相比，这类数据通常缺少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较完整的个体信息，也很难与其他个体层面的数据准确连接。因此，它们不适合像调查数据那样，系统分析不同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

但在描述社会态度方面，社交媒体数据可以很好地对调查数据进行补充。例如，在谢宇老师带领我们开展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研究中，调查数据可以测量人们总体上是否喜欢美国、是否信任美国人，并分析这些态度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调查通常每两年开展一次，只能提供间隔较长的整体测量。而社交媒体的数据每时每刻都在随着人们在平台上留下足迹而持续产生，因此可以补充调查数据难以呈现的短期变化与话语内容。

我觉得社交媒体数据最需要谨慎处理的是代表性问题。因为社交媒体数据所反映的是“特定平台上的公开表达”，而不是整个社会中人们真实态度的分布。人们是否发言、在什么时候发言以及如何表达，也会受到平台机制和表达意愿的影响。

因此，在研究中使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描述时，我通常会把调查数据作为参照。在两类数据时间重叠的阶段，先检验社交媒体数据呈现的变化趋势，是否与调查数据观察到的趋势大体一致。如果二者能够相互印证，再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进一步补充调查难以呈现的议题内容、关键词。

专访部：从您的研究经历看，您并没有局限于单一数据或单一方法，而是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方法工具箱。您拓展了哪些方法工具箱？通常是如何学习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是由具体问题驱动，还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训练？

何雨辰：我自己并不是专门做社会统计方法研究的。从我自己的实证研究经历而言，方法是服务于问题的。比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女性婚育事件的时点、顺序和整体轨迹。我以前掌握的描述方法很难完整呈现不同婚育事件之间的顺序和组合，因此才去学习了序列分析。文本分析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一直都对公众态度的变迁感兴趣，而公众态度不仅在调查问卷中有测量，也会体现在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和公开表达中，文本分析也就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在普林斯顿交流的时候，我就去旁听了自然语言处理的课程，去学习了这种方法。

当然，方法的基础训练也很重要。我很感谢北大社会研究中心在定量方法方面对我们的培养。博士一年级时，我们首先系统学习了社会统计的基本方法。老师们反复强调，学习一种方法不仅要知道怎么操作，最重要的是了解每个方法的假设是什么，局限性是什么。只有打好这些基础，面对具体研究问题时，才能判断已有的方法是否合适，是否需要调整研究设计，或者进一步学习新的方法。

尤其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学习新方法会比过去方便很多，技术操作的门槛也在降低。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遇。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样的方法适合什么样的问题。在研究设计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AI现阶段还没法代替我们思考的。

二、博士规划：高效产出、提前毕业和学术自主性

专访部：您用四年时间完成了直博阶段的学习。您选择提前毕业的考虑是什么？这一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您又如何看待博士生根据研究进展和个人规划，选择提前毕业、正常时间毕业或延迟毕业？

何雨辰：我觉得提前毕业、按照学制毕业或者延迟毕业，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研究进展、制度条件和未来规划作出的选择。我在读博的前两年里，都没有过提前毕业的计划，这个选择是在后面慢慢形成的。我觉得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顺其自然就好。

博士二年级的时候，申请出国交流经费需要先完成开题，所以我的开题时间就比较早。开题提前以后，博士论文的整体推进节奏也相应提前了。同时学校在制度层面并不把发表数量作为毕业的统一硬性门槛，更看重博士论文是否达到要求。在论文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和两位导师共同商量后选择了提前毕业。

我身边也有一些同学，在经费和制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延迟毕业，用更多时间完善博士论文、积累研究成果，或者等待更合适的职业机会。这有点像我们在生育研究中经常强调的，制度应该对不同的人生节奏或者选择保持包容。读博也是类似的，提前毕业、正常毕业和延迟毕业的选择是否符合自己当时的研究状态和未来安排。

专访部：博士后期往往会同时面临博士论文、期刊论文、项目申请、求职或博士后申请，以及各种培养和毕业节点。对您来说，如何安排这些任务之间的优先顺序？在这一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何雨辰：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都会同时面对博士论文、期刊论文、求职或博士后申请上的时间冲突，提前毕业只是让这些事情更集中。

对我来说，首先要把制度性的时间节点弄清楚。比如论文送审的时间和答辩的时间，以及不同项目和申请的截止日期。其次就是把时间花在核心的事情上，谢宇老师常说，生活跟统计一样，都是加权（weighting）。要给核心的事情更多时间的权重。对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紧急的肯定是博士论文的研究。所以在毕业前的那段时间里，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论文写作上。我也很感谢当时合作论文的合作者。他们能够理解我在毕业阶段的时间压力，包容把有些项目推进得稍微慢一些。

我不太习惯把时间规划得非常细，只是根据截止日期，以一个星期为单位有一个大体的安排。於嘉老师曾经给我了一个很有用的建议，就是无论如何每天都要持续推进一个自己划定的任务，即使是只写一段都可以。这样即使每天的进展并不明显，研究也不会完全停下来。每天一点点的积累，让研究持续向前推进，帮助我最终按时完成了学位论文。

专访部：在博士阶段，很多人都会遇到论文被拒、项目停滞、数据结果不理想等情况。您通常如何判断一个项目应该继续推进、调整方向，还是暂时放弃？

何雨辰：可能这种不理想是我们大家的研究过程中都很经常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一般先和导师、合作者讨论，或者学习审稿人的意见，判断研究设计、分析方向、论证框架或者写作表达本身需要修改的地方。

其实我自己收到拒稿时，有时会怀疑整个研究是不是没有价值。於老师经常提醒我，这个时候要理性地反思，不能因为被拒就马上否定自己的研究。而是认真想清楚研究问题本身是否重要，现有的批评究竟指向研究价值，还是研究设计、分析过程、论证框架和写作表达中可以改进的部分。如果研究问题本身仍然重要，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或者写作仍然可以修改完善，就继续推进或者认真修改之后再投稿。如果现有数据无法真正回答研究问题，核心设计上的问题也很难弥补，可能会把项目放放，等到有了新的数据或者思路时再继续。

总体来说，我还是会尽量以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些不理想的情况，把它们看作重新认识和完善研究的过程。当然，收到拒稿时还是会失落。我也相信这句很形象的话：“孩子总会有个去处”。只要研究问题仍然值得做，论文也在不断改进，我相信最终可以找到适合它的位置。

专访部：博士生通常会在导师指导下参与合作研究。您如何在“跟着导师做项目”和“发展自己的研究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

何雨辰：每个人与导师相处和合作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积极和导师保持充分的沟通非常重要。刚读博、开始对婚姻家庭产生兴趣的时候，我还不能判断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和谢宇老师和於嘉老师一起做研究，我逐渐理解了现有研究的脉络，文献之间的关系，有辩论之处，和仍然有待回答的问题，也开始学习如何从现有的研究中找到具体的问题，如何进行研究设计、完成写作。

我不觉得“跟着导师做项目”和“发展自己的研究问题”是矛盾的。跟导师学习的过程中，本身也是培养独立研究能力的过程。关键是不能只是被动接受导师布置的任务，而要在互动中主动反思不断学习。

以写作为例，和谢宇老师和於嘉老师的合作经历中，他们都会认真地修改我的写作。每次收到老师反馈回来的版本，我都会仔细比较，观察他们如何引入研究问题和组织论证，反思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我的写作仍有改进空间，但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些原则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先明确论文究竟要解释什么，再判断研究设计是否真正回应了问题，以及每一部分证据在整体论证中承担什么作用。

我也经常从身边一起合作过的同学们，还有从我的同门师妹唐语新、侯煜欣那里学习。就算是一起和老师们合作，他们也都会在合作研究中都做得很好，会主动发现项目中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的思路，及时与合作者沟通，并推动研究持续向前。

专访部：目前从事婚姻与家庭研究的学者很多。作为青年学者，您如何在一个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形成自己的优势？

何雨辰：作为一个博士刚毕业的年轻学者，我自己也还处在不断学习的阶段。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长期保持对研究问题的兴趣，并且持续做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

婚姻与家庭研究虽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家庭本身一直在变化，新的现象和问题也会不断出现。我相信对现实变化保持敏感，持续关注家庭形成中正在出现、但尚未被充分概念化的新现象，就总能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

於嘉老师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对我影响很大。她常提醒我不要只是埋头读书，还要多观察生活，思考社会现象，哪怕是多看电视、电影都好。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表面上像是停下来休息，但思考不会真正停止，以前积累的知识会依然在大脑的潜意识中运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就会产生关联，形成了新的研究问题或者更清晰的研究思路。

我的博士论文其实也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婚前怀孕的姐妹倾诉自己面临的困境。但真正把它转化为一个可以研究的社会学问题，是在与於嘉老师持续讨论的过程中。她指导我，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思考整体的家庭形成顺序，我才逐渐形成了以婚育事件时点、顺序和整体轨迹为核心的博士论文框架。

三、海外交流：中国经验与国际学术对话

专访部：普林斯顿大学的访学经历对您的学术训练产生了哪些影响？

何雨辰：普林斯顿访学经历对我主要影响，来自在那里接触到的人。普林斯顿有非常开放、跨学科的交流环境，我有机会接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和计算机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他们交流让我学习到了不同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方法，包括计算社会科学和文本分析等，这些交流影响着我把新的视角和方法与我以前掌握的人口学和家庭社会学研究结合。

专访部：海外交流期间，您觉得最值得投入时间的事情是什么？

何雨辰：我觉得，海外交流期间最值得投入时间的，是尽量多融入当地的学术环境。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同，适合参与的活动也不一样，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可以根据合作导师和所在团队的工作习惯来调整。但我觉得保持在场、亲身参与到研究过程，了解当地的学者是如何提出问题、推进研究和开展交流的是很值得投入的。

比如我在普林斯顿交流期间，会尽量和那里的博士生一样，参加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讨会与工作坊，也固定参加每周的组会。以前我们在顶级期刊上读到一篇已经完成的论文，往往只会看到最后呈现出来的研究问题、方法和结论。但在持续一年的组会中，我有机会近距离地学习优秀学者如何提出问题，以及一个最初还比较模糊的想法，如何经过一次次讨论，不断明确研究问题、调整分析、修改论证，最后逐渐发展成一篇优秀的论文。

专访部：在海外交流中，当您向国际学者介绍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时，他们通常最关注哪些问题？面对既要回应国际理论、又要保留中国经验复杂性的张力，您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关系？

何雨辰：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处理方式，只能谈一些在博士训练和海外交流中的感受。比如，我在美国人口学年会上报告生育对女性时间利用的影响时，研究的主要发现，也就是女性在生育后承担更多家务和照料责任，减少工作时间，这种母职惩罚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相比之下，当时很多美国和欧洲学者在我的海报前讨论时，最感兴趣的是隔代照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母职惩罚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问题，而隔代照料则体现了中国家庭代际联系较强的特点。这让我意识到，中国经验的价值不在于强调中国完全特殊，而在于说明同一种普遍机制会如何受到社会情境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