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毅
编辑/漆菲
今年7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中东议题贯穿始终：论坛首场大会主旨为“重塑中东和平”，分论坛以“维护中东和平：挑战与出路”为题收官。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地区震荡，让“中东之问”再次摆上国际议程：中东之变，影响超出区域；中东之安，关乎世界稳定。
尽管中东问题始终是国际关系中的经典议题，但以如此高密度、长篇幅展开讨论，实属少见。受地区局势影响，不少原计划参会的中东学者和智库代表最终未能成行。然而，他们对本届论坛以及中国作用的关注并未因此减弱，多家智库甚至建立了在华联络部门。这种大手笔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能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工作，探索推动地区缓和与冲突解决的新路径。
约旦前外交大臣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在论坛大会上发言。
“请欧洲别再为我们负重前行”
与会期间，约旦前外交大臣哈提卜在发言中说得很直白：中东地区必须回归到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区域秩序，否则将进一步引发外部势力干预。他呼吁中东借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赫尔辛基进程”的做法：搭建区域和平机制以减少外部干涉。
约旦前外交大臣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在论坛大会上发言。
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席埃尔达格同样提到：中东的秩序必须建立在区域自主的基础上，任何由局外人建立或强加的方案都不可能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巴基斯坦前外长哈尔的一句话代表了很多国家的一种集体觉醒：“请欧洲国家不要再为我们‘负重前行’了，我们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上述看似轻松的调侃，体现了长期以来中东乃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安全外包”模式的反思。埃及前外长奥拉比在谈及中东安全的国际影响时多次使用“全球南方”作为表达主体，体现了这种思维背后的集体身份认同。
这种集体认同还体现出一种共识：和平不能仅靠实力维持，更应靠国际制度保障；外部强加的方案难以真正满足本地需要，地区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自己的信任机制。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正在推动的安全合作已经说明，中东国家试图拿回话语权。他们不再满足于做被动接受者，不得不从美欧提供的方案中选上一个，而是想在一个由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平台上开展属于自己的对话。
与会中国专家的发言亦是对这种需求的呼应。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立足于“中东不宁，世界难安”的逻辑，就中东如何实现和平稳定提出中国主张——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国家主权、坚持国际法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除了能为地区的长期稳定提供指导性框架，也符合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所青睐的多边主义路径。
来自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和媒体，对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学者的发言高度关注。可以说，当前由中国主办或发起的高端国际会议往往超出最初的议题范畴，成为地区国家表达相关关切、观察中国态度立场，甚至讨论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窗口。
中国贡献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关系中有两个核心议题常被并列而谈，即和平与发展。但没有和平的发展往往成为空中楼阁，就算因特殊原因实现了一定发展，也难免陷入“资源诅咒”等怪圈。中东油气富集的国家可谓这类发展的典型。因此，中东国家所期待的和平，本质上也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及其安全基础的共同向往。
早在大会前的媒体吹风会上，曾任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就提出中东国家安全逻辑的转变：由单一依赖美国走向区域自主合作。这在全球层面带来的影响是，很多国家会重新审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战略选择，它们同样会在安全问题上更多期待中国。
阎学通教授主持世界和平论坛首场大会“重塑中东和平”。
面对“中东之问”，如果连区域国家都开始反思，其他同类国家也难免要重新思考：安全从何而来，和平由谁塑造，秩序由谁主导？当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疑，相关国家自主、多元的安全理念探索便水到渠成。
近几年，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的角色逐渐从对话促成者变为和平平台提供者。中国的斡旋不仅促成沙特和伊朗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还帮助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北京宣言”，为其弥合内部分裂探索新的政治路径，更在类似世界和平论坛这样的平台上为中东和其他地区解决冲突提供另一种思路。
这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和平担当角色，也是贡献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形式。国际公共产品不仅有基础设施、贸易通道、发展资金和安全护航等物质形式，也包括能让各方平等表达、理性讨论、共同寻找方案的对话平台。对当下的中东而言，这点尤为可贵，毕竟美伊历经数月达成的艰难共识，已在新一轮战火中遭到严重侵蚀。
战争逻辑强化敌我划分，阵营对抗不断压缩对话空间，小国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往往最先被牺牲。长期以来，一些中小国家将安全寄托于域外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但换来的往往不是持久和平，而是不断累积的紧张、冲突与对抗。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比站队更重要的是对话，比对抗更重要的是沟通。一个开放包容、尊重各方立场、兼顾彼此合理安全关切的对话平台，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也是和平得以积累互信、化解分歧的重要制度基础。
2026年6月10日，海湾合作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会议，同日伊朗对巴林、科威特与约旦发动袭击。（图源：海湾合作委员会官网）
“中东之问”留下的启示
毋庸置疑，和平是解决“中东之问”的最好答案，但这一答案不仅未能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而出现，反而由于各种不稳定因素而扑朔迷离。此次论坛期间，涉事方如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的现身本身说明中东国家对于这种思路的探索，成为国际舆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观察国际局势走向的信号。
中国所提供的不是让相关国家直接挑选的方案，更不是以实力为据的具体安排，而是一个基于和平共处、主权平等和共同安全的交流平台。各方可以在此讨论冲突根源，也可以共商可能的制度安排；可以表达分歧，也可以寻找共识……这种“和平思想交流”的价值，不在于通过一次或几次会议来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它持续为和平积累知识资源和语言思想，为互信创造条件。
从北京望中东，距离似乎遥远；从中国到“全球南方”，国情与制度千差万别。然而，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渴望，始终是彼此最深层的连接。从中东媒体的关注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中国作为和平对话平台的角色。这种信任源于中国长期坚持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支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一贯实践，更在于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和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流传已久的阿拉伯古谚，展现了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中的中国形象。今天，从“中东之问”出发，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正以实际行动赋予这句话新的时代内涵：和平，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和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最基础也最困难的一步，是让各方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以足够的诚意和耐心，理解彼此的安全关切，在持续对话中一点点重建互信。
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期待，正是“中东之问”留给世界的另一份启示：当旧的安全秩序失灵，当军事手段成为各方枷锁，当冲突地区寻求更加自主的和平道路，中国可以提供一份温润、稳定且可靠的公共产品——一个开放对话的平台、一套相互尊重的原则，以及一份相信和平仍然可期的共同愿景。（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中阿文化和旅游合作研究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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